今年以來，一句“國進民退”，在輿論場上引出不少話題。
激烈的論爭，源於嚴峻的數據。
“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為例，上半年，國有控股企業利潤增長31.5%，私營企業利潤增長僅為10%。同期，年主營業務收入2000萬以上的工業企業數量，從2017年底的38.5萬家，降至2018年初的37.2萬家。”
怎麼看？
有關“國進民退”的論爭，談的是市場主體地位，折射了意識形態紛爭，本質上還是關於“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實現問題。
這樣的討論很有必要，但有些基本事實不能無視。
否則，陷入“國進民退”的意氣之爭事小，耽誤改革發展的時機事大。
有哪些基本事實，逐一來看看。
第一，雖然輿論場的討論沸沸揚揚，但制度層面從未有過“國進民退”的安排。
國企民企，通常按所有制來劃分。
國企，是全民所有制企業；民企，一般是指私營企業。與其說是民企，不如叫“私企”更加準確。
多年來討論的“國進民退”，大致可以界定為“國民經濟的所有制結構上，國有經濟比重上升，私營經濟比重下降”這種情況。
那麼，國企多一點好，還是民企多一點好？
有人說，國企多了，是不是強化壟斷而犧牲效率？
也有人問，民企多了，會不會改變公有制的基礎地位？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國家到底有沒有關於“國進民退”的制度安排？
關於這一點，查查改革開放以來的資料，就很清楚。
沒有。
翻遍改革開放以來的最權威文件，從來沒有“國進民退”的制度安排，類似的表述也找不到。
相反地，對多種所有制經濟的肯定，卻不斷在最高決策中體現。
十八大之後，在黨的文件中更進一步地提升了私營經濟的地位：“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強調“兩個毫不動搖”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和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兩個不可侵犯”。
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強調“兩個毫不動搖”，明確“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
除了文件，實際的數據也不支持“國進民退”的說法。
“目前，我國中小企業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徵，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生力軍。”
第二，政策層面不存在“國進民退”的提法，但要看到執行層面存在的問題，這使得私營企業面對的“壁壘”亟待突破。
比如，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大量投資進入國有企業，一些原本就處於壟斷地位的行業力量得到充實，轉而向非壟斷領域擴展，對私營企業的經營造成擠壓。
那段時間，社會上關於“國進民退”的討論就非常激烈。
又如，自2015年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加上“三期疊加”因素的累積，使私營企業更真切地體會到融資難、審判多、稅負高、利潤降等問題。這也是近年關於“國進民退”討論屢屢出現的重要原因。
而今年隨著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戰，外部環境進一步惡化，對危機感知更加靈敏的私營企業，感受的壓力也更大。再度掀起了有關討論。
“一方面，由於歷史和現實矛盾積累，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和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尚未建成，針對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限制仍然較多，政策執行中‘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現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面對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民私營企業原有粗放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遇到很大轉型升級壓力，市場競爭環境日趨嚴酷。”
在這些因素疊加之下，私營企業對“國進民退”情緒大，也在情理之中。
支持、保護和扶持民營企業持續健康發展，更成為無可迴避的現實挑戰。
第三，重要的問題，不是“國進民退”，也不是“民進國退”，而是能不能確保經濟穩定發展、市場公平競爭和社會效益整體提升。
一言以蔽之，國企的改革，民企的發展，還是要看能不能“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
而這，絕不能陷於所謂“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的慣性思維當中，必須從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探索中尋求解決方案。
“紮實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突出抓好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建設、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場化經營機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有資產監管，以及改革授權經營體制等各項工作。”
關鍵在於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
實際上，國企民企的市場主體地位該如何界定，10月15日，國資委新聞發言人專門就有解讀：
“改革的思路、改革的目標就是要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獨立市場主體，也就是說經過改革以後的國有企業和其他所有制企業是一樣的，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我們也提倡“所有制中立”，反對因企業所有制的不同而設置不同的規則，反對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給予國有企業歧視性待遇。”
注意這句話：
“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只有體制的逐漸完善建立，“國進民退”的爭論才會漸漸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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