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上世紀60年代中國的農村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知青下鄉，另一件是赤腳醫生進村。這兩件我都趕上了。
在很多農村，下鄉知青是唯一有文化的人群，因此，解決當地缺醫少藥的重任就交給他們了。記得當時最有成就的赤腳醫生是北京知青孫立哲。他竟然在延安的窯洞裡開膛破肚地給農民做起了手術，拯救了眾多生命。
我可沒有那麼大的本事。我的最高成就就是用一次針灸治癒了一個準“歷史反革命”的胃病。
當年我被生產隊派去“培訓”了幾天針灸，就上陣了。所有的醫療設施就是一個衛生包，裡面裝了幾片鎮痛和消炎藥，還有我自己買的針灸針和酒精棉球，連個注射器也沒有，更不用說診所了。我也只是兼職，地裡的活一點不能少幹。幸好我們村總共只有10戶人家，40幾口人，沿著通往深山老林無人區的秦嶺山溝一路排開。現在想起來，那時人得的“病”大部分是營養不良和過度勞累，要按照今天動不動就打吊針可就糟了。
我們生產隊是秦嶺深山溝裡的最後一條有人煙的地帶，離公社所在地有30裡山路，還隔著一條渭河和兩個火車隧道。那年去公社送公糧（現在這個農業稅已經取消了），正值渭河發大水，差點讓我們一行知青都成了金訓華！火車隧道里也沒有燈，伸手不見五指，得手持一支竹棍，劃在鐵軌上，踩著枕木一腳一腳抹黑走。遇到火車進洞，就藉著車頭燈光馬上閃到一邊，貼牆站著，等候火車開過，再接著走。即使扛著木椽，揹著麻袋，也照樣如此，沒有別的出路。那年頭若有“和諧號”開過來，我們就死定了，不會再有機會坐在這裡發微信。
我們山溝裡面有一個三戶人家的集聚區，人口密度最高，是生產隊的政治文化中心。倉庫也在這兒。倉庫的頂棚上放著來年的種子和炸山用的雷管。我們剛來時，就住在這裡面，高高興興，鬥志昂揚。
秦嶺地區山青水綠，空氣清爽，站在山澗裡喊一聲，清脆嘹亮，音響效果極好。就是窮，吃不飽，沒錢花，還要搞階級鬥爭，必須的。那時候搞階級鬥爭就像現在引進外資和增長GDP一樣，是的正經事。
這一帶已經窮了幾百年，根本就沒有地主富農可鬥。怎麼辦？
有了。隊裡有一個外來戶，叫張國清。
張的老婆與山裡人不同。她不僅是大腳，還是大嗓門，當年在地裡幹活時曾經誇耀說她的男人以前做過（國民黨）代理連長，騎過“高頭大馬”。根據當時明文規定的“歷史反革命”標準，凡擔任過國民黨連長及以上職務者均屬“階級敵人”。
問題是對於“代理連長”這種事情怎麼處理？還無規可依。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讓張本人承認他後來“轉正”了，或者他一直就是正連長，不是“代理”。這樣我們這裡的階級鬥爭就可以名正言順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於是，每天干完活，晚上所有村民都要在倉庫集合開會。大家席地而坐，不顧頭頂竹棚上放著一堆雷管，點一盞煤油燈，生幾堆炭火，要張國清承認自己不是代理連長，是正式的連長，真正的連長。可他就是不照你說的辦。
這種鬥爭會天天開，一開就到半夜。直到老隊長在地上敲敲菸袋鍋，說：“這麼吧，你回去再好好想想，老實交代。”這事情才算告一段落。你想，幹了一天活，開完會還要摸黑幾里山路回家，長此以往，這種事情怎麼受得了，怎麼可持續？
終於有一天，一位叫“蔫塌塌”的老漢耐不住了，集畢生的智慧和經驗言簡意賅地開導張國清，說：“你看，你老婆也是個大腳。你就把這事認下，也省下咱們再熬眼。做了一天的活……”（這句話的含義無比豐富：大腳就有可能騎‘高頭大馬’，而高頭大馬也不是一般人能騎的，因此，可以推論出你就是正連長，而不是代理連長。為了我們大家不再“熬眼”，你應該承擔這個損失）。
蔫塌塌的這番話讓我一直樂到今天。可當時沒有人笑，而且日後也好像沒有人記得他說了什麼。這就更可笑了。老蔫平日很少說話。但有一次在田間他講了一個故事，樂翻了當年只有十七歲的我。他說有一隻野豬跑來偷吃地裡的玉米。看玉米的小夥掄起大刀，“唰”地一聲砍掉了它的頭。野豬跑到河邊往水裡一瞅，頭沒了，哇哇大哭起來！我生平第一次聽到這麼精彩的故事，好開心。至今記憶猶新。
其實蔫塌塌也是一個國民黨老兵。據說他當年把自己賣壯丁了3次，每次兩塊大洋，每次都成功逃脫。這在當時真是賺了大錢了！更幸運的是，蔫塌塌沒有被提升為連長，連“代理”也沒有！所以他今天干完活起碼可以坐在地上，而不是站在那裡，開會。蔫塌塌有嚴重的白內障，眼神不好。雖沒有當過連長，但天天晚上開完批鬥會再抹黑走山路回家，其鬱悶可想而知。所以，他一改往日蔫塌塌的習慣，說了那段話。
那時候晚上即使不鬥爭張國清，也有各種各樣的會要開。農民內心最想開的會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年終分紅。最怕開的會，並不是階級鬥爭，而是“上面”又下達生產任務了。公社要蓋房，向我們要木頭；還有臨時增加的麻子油，菜籽什麼的。
我們知青還主持農民召開憶苦思甜會，讓他們講舊社會的壞，新社會的好。但他們一說就說到58年60年的苦日子上去了。餓暈在交公糧的路上，才是他們最苦的時候。
按照以往的規矩，村民們幹一天活，晚上喝點湯就早早地上炕躺著，不敢動了。現在天天搞階級鬥爭，會開到一半，肚子了灌的那點玉米糊就消耗乾淨了，還要摸回家。就為了順從地配合階級鬥爭，真是苦不堪言。
農民中也確有精明且剛烈的。我們生產隊的王春就是典型。他硬扛著要單幹，反對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反對交公糧。我們發動村民對他批評教育。其實農民都想得和他一樣，只是不敢說罷了。他們盡力順著我們的意思說，可由不知道該說什麼。我聽到的最有說服力的一句話出自隊長的老婆：“給皇上納糧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地麼。”
關於張國清當連長的事情以後也就不了了之了。階級鬥爭也沒能大張旗鼓地搞起來。畢竟這裡山高皇帝遠。更主要的原因是這裡的山民樸實敦厚，鄉里鄉親的哪有什麼深仇大恨，非要鬥來鬥去。肚子還吃不飽呢！
作為赤腳醫生，張國清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有胃病，時常痛得弓著背。我在僅有的一本針灸書裡查到所有可以治胃痛的穴位，拿出大大小小的銀針，全部紮上。此後，他告訴我，他的胃再也沒有疼過。發自內心的欣喜從他早已經麻木的臉上透露出來。後來我才知道，當時我用的個別穴位是有風險的，由於無知，就那麼辦了。結果治好了他的胃痛，也帶來了我的成就感。
張國清有一個白淨文雅的閨女，從來沒有離開過家裡的廚房。她看到我們時那一臉善良羞澀的笑，叫我至今記憶猶新。要放在今天，她可能成網紅了。在我們離開那裡之後，她嫁給了旁邊山上的一戶農民，天天捱打。等我們知青回鄉故地重遊時，才知道她已經因不堪忍受，徹底失蹤了。
對了，還有，過了快半個世紀，我才想起來，當年我做赤腳醫生怎麼不但沒有收入，連補貼都沒有，是志願者啊？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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