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市工商局退休幹部李亞平(左)，回到原籍姜堰區橋頭鎮三沙村擔任第一書記。 （南方週末記者 李玉樓/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12月12日《南方週末》）
“以鄉愁鄉情為紐帶，給機關幹部一個回報桑梓的機會。”
回村幹部：“拿不準的項目我不敢幹，不然給家鄉留下個爛攤子遭人唾罵。”
組織部副部長：以往到村掛職的年輕人大多是“候鳥式、飛鴿派”的人才，有的扳著指頭算任期，而老幹部有長期紮根的打算，也更在意後人的評說。
聽說李亞平回村當了書記，水利局、住建局的朋友都主動到村裡看望他，他順勢帶朋友考察村道和河道，先後要來了路燈、步橋和河岸整治項目。
因為缺錢，西陳莊村集體經濟已停擺多年。
2019年11月上旬，為了播種300畝良種小麥，這個位於江蘇中部的小村，不得不通過集體賒賬的方式來解決資金難題。
西陳莊村隸屬泰州市姜堰區溱潼鎮，人口不到1400人。為了種麥而賒賬，這愁壞了村支部第一書記李文林，他向工作過的泰州市住建局求援，半個月後，住建局贊助的35萬元到位，算是解決了燃眉之急。
63歲的李文林，也是西陳莊人，曾任泰州市住建局安全處處長。2019年3月，退休兩年多的李文林，回到家鄉擔任第一書記。
發動公職人員回村任職，是泰州市委組織部為充實村級班子而制定的一項政策。與以往選派機關幹部到村任職不同，這次是要求公職人員回到原籍村任職，算是“升級版”，目的是“以鄉愁鄉情為紐帶，給機關幹部一個回報桑梓的機會”。
泰州的做法契合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的精神，文件主題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提出“允許符合要求的公職人員回鄉任職”。
包括李文林在內，泰州共選派了69名已退休或即將退休的公職人員回原籍村任職。他們回去後發現，迎接他們的遠非“告老還鄉”的田園生活，而是事無鉅細的繁重村務。
“剛開始也害怕冷場”
李文林的退休生活，被泰州市委組織部一條微信推文“打亂”。
2019年4月15日，他收到老同事轉來的這條微信，稱泰州市委組織部計劃選派一批幹部回原籍村或鄰村任職，要求是距離退休不足五年以及退休兩年以內的幹部，任期三年。
李文林對微信內容很感興趣。1979年，李文林通過高考離開家鄉，弟弟妹妹也先後進城，此後四十年，除了探望父母，他很少和同村人往來，村裡大多數人也不知道他在泰州市當什麼“官”。2016年退休後，李文林愈發懷念四面環水的老家村落，但頹圮的老宅已不再適合居住，回村生活並不現實。
看到有回村任職的機會，他馬上與家人商量。女兒支持他回村的想法，妻子擔心他身體吃不消，但李文林還是回原單位報了名。
沒想到遇上了一點小麻煩，他是2016年9月退休的，退休已經兩年多，但政策要求是“退休兩年內”，為此他去了兩趟市委組織部，請求組織處長毛戴軍開個口子。
“回村任職總的說來是個苦差，又不是提拔幹部。”2019年12月2日，毛戴軍說，他們研究後就放寬了年齡限制。
選派幹部到村任職，在泰州已不是新鮮事，自2009年起已選拔七百多名幹部到村全職工作，其中也有幾位碰巧被派回到自己的原籍村。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下發後，泰州市已經考慮將“到村任職”變為制度性的“回村任職”。
“從效果來看，回原籍村的老同志留得住，幹得好，2009年被選派回原籍村的唐國強當了10年村支書，目前還在任上。”泰州市委組織部副部長趙榮華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制定文件前，組織部先摸查了一遍，一方面看各村都有哪些官員鄉親，另一方面看各單位有哪些合適的退休幹部。
“剛開始我們也害怕冷場，計劃第一批先選派30人試試水。”毛戴軍回憶，但幹部們的報名熱情遠超預期，一共收到188份申請，有自願報名的，也有在原工作單位動員下報名的，後者在摸查中就被組織部門“盯”上了。
61歲的趙培林就是組織部摸查出來的。22年前，他在泰興市（泰州下屬縣級市）河失鎮任職時就兼任過將近兩年的村支書，調到泰興市水務局後，趙培林也一直住在老家河頭村，經常參與調解村內事務。
與市委組織部長面談時，趙培林坦言自己對農村比較熟悉，也願意回村工作，但年紀大了，精力有限，希望能任第一書記，協助村書記工作。最終，他被任命為河頭村第一書記。
正式到任後，住在村裡的趙培林，每月可領取500元交通補貼和500元住宿補貼，住得遠一些的幹部可以領到的交通補貼為1000-1500元不等，此外，每個回村幹部每月還可以報銷2000元辦公費。這些費用均由原單位承擔。
“更在意後人的評說”
2019年5月開始，老幹部們陸續走上新崗位。5月7日，在鎮黨委書記的陪送下，李文林回村上任。
面對產業基礎薄弱的家鄉，李文林選擇從高效農業入手，並對旅遊作了長遠規劃。四面環水、形如鳳凰的村莊，是李文林的童年回憶，但遺憾的是，如今的河道已經堵塞，河水也被嚴重汙染，李文林回去後就啟動了河道清淤，利用各種專項資金搞基礎設施建設。
任期剛過去七個月，李文林已感到三年時間尚不足以完成自己的規劃，如果可能的話，這位已超齡的回鄉幹部還想多幹幾年，而願意再當一任家鄉“村官”的幹部也不在少數。
“有鄉情、有餘力、有幹勁。”這是泰州市委組織部副部長趙榮華對返鄉幹部特點的總結。在他看來，以往到村掛職的年輕人大多是“候鳥式、飛鴿派”的人才，有的扳著指頭算任期，而老幹部有長期紮根的打算，也更在意後人的評說。
回村任職的泰州市工商局退休幹部李亞平就坦言：“拿不準的項目我不敢幹，不然給家鄉留下個爛攤子遭人唾罵。”他覺得，農村底子薄，招商引資不能大幹快上。這也是回村任職幹部的普遍心態，他們的規劃都較為務實和長遠，想辦法為集體經濟造血。
回到家鄉，熟絡的人際關係是返村幹部工作時的優勢。
河失鎮河頭村要修一座橋，拖了四年都沒有完工，直到第一書記趙培林回村上任後，大橋的建設進度才突飛猛進，目前已進入最後鋪裝階段。
在當地老人的觀念中，橋的方位對準誰家，誰家可能會招致災禍。因此，規劃中橋頭對著的人家極力反對建設方案。一個自然村一百多戶村民，有八九戶自認為自家的風水受到了影響，要求調整橋的方向，並以不同意徵地方案為談判籌碼，建設進度因此受到影響。
實際上，橋的方向是無法調整的。趙培林首先從自己的父母和岳父母入手，希望老人們顧全大局，不要跟那幾戶一起鬧，繼而又做老黨員的工作，並發動黨員做親戚的工作，“我清楚村裡各家各戶之間的關係，可以安排村民信任的人去勸說，也沒有別的技巧，就是得反覆做工作，不然他今天想通了，過幾天又不同意了。”
“這麼多年，來找我幫忙的村民我都會盡力幫，在村裡還是很受尊重的。”趙培林說，他既熟悉村裡的情況，也能跟主管部門搭上話，在調解過程中跟住建部門保持了密切溝通，並儘可能為村民多爭取補償，取得了本村人的信任，這是其他下派幹部所不具備的條件。
為家鄉拉資源
答應回村任職之前，趙培林先跟水務局局長談好了條件：“我是局裡派下去的，局裡一定要支持我的工作。”
蘇中地區河網縱橫，水務部門手握河道工程修建大權。回村後，趙培林理直氣壯地找局長要項目，將轄區內1.9公里的河道整治納入市局年度規劃。
“治理河道屬於水務局常規工作，我還向局裡申請再資助村裡修條450米長的水泥路，局長也答應了。”趙培林很自豪地說。
趙培林的仕途起步於河失鎮，不少鎮領導都是他的老部下，鎮裡在分配一些專項資金時也會給趙培林的老家予以照顧。“老領導的工作，鎮裡當然盡力支持。”一名鎮領導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市委組織部對鎮政府和回村幹部實施綁定考核，若回村幹部的考評為優秀，可以為該鎮的組織工作加分，所以他們在分配資源時會考慮向回村幹部所在村傾斜。
利用原單位的資源反哺家鄉，正是泰州設計幹部返村制度的初衷之一，“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幹部具有人脈、信息、資源等方面優勢，鄉賢回鄉必然帶動要素回鄉，一定能為鄉村振興拓寬新思路，注入新活力。”“我們希望利用回鄉任職的制度，將為家鄉拉資源的行為透明化、正當化”，毛戴軍說。
泰州市工商局退休幹部李亞平回到姜堰區橋頭鎮三沙村任職後，帶去的資源就遠遠不止原單位的了。
聽說他回村當了書記，水利局、住建局的朋友都主動到村裡看望他，他順勢帶朋友考察村道和河道，先後要來了路燈、步橋和河岸整治項目。
過去跟市場主體接觸比較多的李亞平坦言：“如果要讓我拉幾十萬元資助，的確不是什麼難事，但村裡需要的是一些能造血的產業。”他對村集體投資興辦企業格外慎重，除了請認識的企業家朋友給村委會會議室捐了幾臺空調，李亞平沒有向企業開過口。他的遊說對象是與村子一河之隔的姜堰經濟開發區。
李亞平跟開發區幹部原本並不熟悉，但如今已和他們打成一片。“找個中間人介紹認識之後，一回生二回熟，他們已經答應把村裡的地下管網納入開發區統一規劃建設，村集體承接開發區的環衛、配餐的計劃也正在談。”李亞平說。
“村長”比局長難當
回村幾個月，李亞平覺得自己的工作狀態回到了幾十年前，“當局長的時候，只需要跟秘書說個思路，秘書就會把稿子擬好，但如今講話稿、文件材料都要我自己來寫。”
如李亞平一樣，久居市級機關的領導幹部們回村後，都開始親力親為，多年不寫稿的報社領導重新當起了通訊員，喝了多年清茶的調研員整日忙於接訪。
退休幹部看不慣村幹部散漫的作風，“有些人把開出租車當成主業，把村裡工作當副業，我就讓他二選一。”一位回村幹部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上任後要求全員坐班，但很快感受到村幹部的苦衷，農村工作沒有朝九晚五，也沒有雙休日，“農民對星期幾沒概念，習慣了村委會每天都開著門，隨時都會來辦事。”
以前的科、處級幹部，回村後無一不感嘆村裡工作的繁雜和瑣碎——直接跟群眾打交道、工作和生活缺乏界限、面對林林總總的上級。
翻看丁曉晴的朋友圈，幾乎每天都有上級視察和各種活動。丁曉晴是泰州日報社工會主席，原籍泰興黃橋鎮，此次被派到了鄰村祁巷村當第一書記。
祁巷村是省級特色田園鄉村，近年獲得了省、市兩級逾億元專項投入，既不缺錢也不缺資源，就缺一個能夠對接行政系統、擅長宣傳總結的幹部。
本來也有原籍祁巷的幹部報名，“我們考慮到特色田園村需要一個會策劃、懂宣傳的幹部，所以微調了一下，把丁曉晴派到祁巷當第一書記。”毛戴軍介紹。
2019年5月10日，丁曉晴到任，隨後就接到準備省級特色田園鄉村驗收材料的任務，他從泰州日報社調了五個記者，一個拍照，一個負責拍無人機視頻，另外三人做PPT，用兩天時間做了一套高標準的迎檢材料。
身材高大、面容俊朗的丁曉晴上任後，主動把辦活動和談項目的任務攬了下來。
工作到第32天時，丁曉晴發現自己頭上出現了一個硬幣大小的斑禿，他還是這批返鄉幹部中相對年輕的一位，只有57歲。
丁曉晴感嘆，“即使非常努力，但手頭的工作不會減少，始終在疊加，似乎永遠沒有全部完成的時候。”
相比丁曉晴擔任的第一書記，擔任實職村支書的錢愛林覺得壓力更大。
59歲的錢愛林回村前已在二線賦閒多年，還去兒子讀大學的城市賣了三年水果。如今，他迎來了職業生涯中掌管資金最多的一份工作——姜堰區羅塘街道城南村黨支部書記。該村賬上有五千多萬元徵地款，每年利息就有上百萬元。
對分配方案不滿的村民曾對上一任村支書大打出手，導致幹群關係緊張，拆遷徵地工作近乎停擺。
“原來的分配方案給戶口遷出的人分了錢，但錢分出去了很難再要回來。”錢愛林說，
過去幾個月，他的一小半時間都花在接訪上，兩大本接訪本上記滿了各家的訴求，沒有訪民時，他就拿著擬定的糾正分配方案挨家徵求意見，同時還要跟上級主管部門探討分配方案是否合法。
這個回村書記的角色很特別——曾在這個村長大，但戶籍早已遷走，在分配補償中沒有利益瓜葛，因此能獲得較多信任。
原本預計半年就能把村裡的事情理順，但到目前，錢愛林認為僅僅是穩住了局勢，要徹底理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錢愛林們感慨，“村長”比局長難當多了。
南方週末記者 李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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