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斯文興，雅風盛

“斯文絕繼在人才。”文廟是養文氣之地，育人才之所。

“天下文廟，惟傳道以列位次。”文廟的作用就是教書育人，宣揚禮制。武威文廟建成後，確實激發了武威文風脈氣的逐漸興盛，但這個過程相當漫長。從1439年文廟建成，到1644年李自成攻佔北京，崇禎帝自縊，明朝滅亡，武威的讀書人又一撥一撥地苦讀了205年，考秀才，考舉人，但大多數學子最終還是夭折在了進京考進士的路上。所以有明一代，涼州在科舉中，僅中文武進士各1人，文武舉人12人，貢生73人。

武威儒家文化，第三次真正的興盛，是清朝。清朝二百餘年，朝廷非常重視以科舉取士的制度，特別是經過康、乾時代大力提倡“崇儒重道”，並特開“博學鴻詞科”，廣選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輩，於是形成“古文之盛，前古罕聞”的盛況。此時，武威經濟富裕，環境安逸，崇尚教育的風氣又被掀起。

第一個標誌是，儒學升格，增設考院。

第二個標誌是，書院大興，教育成風。清代儒學的興盛，促進了書院的大興。先後創建了成章書院、天梯書院、北溟書院、雍涼書院等涼州“四大書院”。其中天梯書院、雍涼書院管理有方，教育得力，學風蔚然，人才濟濟，在甘肅頗負盛名。清朝時還興辦社學、義學、私塾多所。社學設在鄉村，作為府、縣儒學的補充，兼有啟蒙教育和培養優秀童生應試到儒學或書院深造的雙重任務；義學是專收無力繳納學費的孤寒學童入學就讀的學校，類似現在的“希望學校”；私塾即民間或個人辦的私學，清時遍佈城鄉。清中葉以後，甘肅自設貢院，涼州舉額再次增加，科舉考試更為興盛。武威，終於迎來科舉史上最為“英華薈萃，人才輩出”的時期。

武威莫道是邊城，文物前賢起後生；

不見古來盛名下，先於李益有陰鏗。

（清許蓀荃《武威絕句》）

更讓武威人自豪的是，57名進士中，有10多人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風風光光地進入了翰林院。武威人喝著小酒，重重地抖抖衣襟，就能顯擺了，翰林院是啥地方，是儲才儲相為國家培養後備幹部的地方。那時的宰相、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軍機大臣等高官要員基本出自翰林院。因此，明清兩代就有“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之說。那麼，什麼樣的進士才有資格進入翰林院呢？只有兩種人，一是一甲三名，也即狀元、榜眼、探花，可以不參加“朝考”，直接進入翰林院，被授予修撰和編修；二是二甲的進士，也就是“賜進士出身”。能進入翰林院，就意味著有更多的機會在京城裡在皇帝身邊做官了。讓武威人自豪的是武威還出了6名武進士，都在軍界任職，代表人物是李鎮鼎，官至廣東提督，官階從二品，是地方武職中的最高長官。有了他們在前面引路，一撥一撥的武威人就都跟著走出去了，武威文廟的文運脈氣就被養育得濃而又濃了。

清朝的文進士，已經產生，就對當時乃至其後的社會、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如以文學及書畫藝術知名的李蘊芳、張翽、郭楷、張兆衡、趙升、張美如、趙永年等；以研究文史、致力家鄉文獻整理知名的李銘漢、李於鍇父子和潘挹奎等；以文章品行聞名當世而舉孝廉方正被徵召入仕的張蠩美、張爾戩 、張綸(涼州“三徵士”)、陳炳奎等；還有以官高位顯、卓有政績的兩廣總督李棲鳳及其李氏家族，兩江總督牛鑑，湖北布政使孫詔等；最著名的是張澍，他博通經史，著述豐富，學術成就很大，是清朝遍數三隴的大學者；更多的還是辭官從教、為家鄉教育事業辛勤耕耘一生的庠序名儒，如蘇景、王化南、孫傅、劉作垣、尹綰、劉述武、劉開弟、趙元普等，正是他們的辛勤勞動和不懈努力，才創造了涼州儒學史上的輝煌成果。

這麼多的文官，集中爆炸式成長起來，是時運使然，雖說風水輪流轉，但也與許大人修建了文廟，創建了儒學，有很大的關係。清朝持續發力，大興教育，使武威成了有儒學、有書院、有考院的地方。儘管那時，在武威讀書考狀元的條件，仍然不及江南，但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文化傳承始終沒斷，讀書之聲就在低潮過後，迎來了朗朗不絕的高峰。這樣的儒雅學風，一旦喚醒，武威不出文人，出什麼？ 祁連南山擋住了大氣的流動，天氣的交融，考不上狀元，還不興考一堆兒進士回來。所以，自從文廟裡走出了這幾十名進士，幾百名舉人後，武威文廟的知名度，在整個大西北，就一下子高得“誠足以聳人之瞻仰也”。

涼州城，從此一洗西北剛烈之風，寒涼之氣，變成了一座儒雅醇厚之城。文人們的品德、品行，經過了科舉的大考；儒家經典、儒家思想的核心義理和道義水平，普遍提升。涼州城的品味，亦就跟著提升了。不僅有了讀書味，亦有了生活味，情趣味，儒雅味。涼州城不似蘇南，勝似蘇南。文人們聚相歡，行高潔，人儒雅，言有味。文人們在家待的無聊時，不是今天的文人這樣單純的相聚喝酒，閒諞杆子，閒發牢騷，不醉不歸，防不著，就喝散了家庭喝壞了胃。而是相約散心，外出遊覽，談詩論史，作詞弄文，吐露心曲，交流心得，所遊甚歡。

那時，涼州城裡有一大幫文人。比如，王鯤、王德謙、郭楷、何承先、侯定遠、趙可後、白毓華、臧鳴珂、馬廷錫、趙廷錫、李蘊山、白毓華、馬應選、張美如等，他們中有些雖然在外無名，也達不到在外做官的武威人的高度，但在涼州城裡，都是令涼州人聳肩仰望的才子。有的風趣幽默，有的敦厚儒雅，有的直如塔影，有的憨如老牛，有的風流，有的質樸。今日三五成朋，明日七八成群，圈子可大可小，話題可天可地，故事可葷可俗，不是一般人相約就能約到的。一個城市，有了這樣一大幫文人仕子，註定是一個城市之幸，其儒雅之風不盛，就說不過去。

武威經歷史的沉積，留下了太多的人文景點。遠到武威南郊，北效，蓮花山，金塔寺，近到雷臺，大雲寺，清應寺，海臧寺，松濤寺等等，都成了文朋們想去憑弔遊玩的好地方。那時，寺廟旁邊，大多都有小酒館，遊覽儘性了，疲乏了，就坐小酒館中，對酒當歌，酒至酣處，或即興賦詩，詠唱涼州風物，或揮毫潑墨，書寫墨裡春秋，或歌涼州賢孝，散發心中悶氣。有了這幫文人，涼州的每個景點後面，就都有了儒雅的詩歌，醇厚的文章，大氣的故事。以至產生了“涼州八景”。而涼州八景詩歌的人文價值，早已超過了自然景觀本身。至今，自然八景早已不在，但人文八景依舊傳唱。

張澍等在外地做官的武威人，一旦回到武威，更是涼州城裡文人們的盛事，一呼百應，爭著盡地主之誼。遇到清明、端陽、重陽等傳統節日，亦是文人們呼朋喚友，綻放心花的好時節，春踏青，欣賞花香；夏避暑，搖扇納涼；秋賞景，共慶豐收；冬喝酒，溫暖心情。游完歸家，伏案讀書，作詞賦詩，記錄生活。一景一物，一人一語，都成了文人們細心捕捉記錄的對象。

一日，張澍回家去南郊散心，突然聽到幾聲鳥鳴，抬頭一看，竟然是一隻白色尾巴的燕子掠過天空，心裡不由說道：這是一隻瑞鳥，應該把載入《河西舊事》。看看，此心儒雅的了得。回家後，張澍便作《庚午早秋白燕見吾涼之南郊詩以紀之》四首，其中第四首寫道：“曲巷迢迢送夕陽，斜飛猶似帶朝霜。素心曾向馬樞語，皓質仍依紀睦翔。水淺蓬萊仙作驥，雲歸隴首雪為裳。似曾相識張公子，續入河西舊事香。”

道光十四年（1834）四月，張澍從西安出發，準備回涼州祭掃父母的墳墓時，一路見隴原大地發生了嚴重旱災，行至會寧縣時，看見“苗長不三寸，半已枯槁”，但絲毫不見有下雨的徵兆，張澍心中焦急如焚。於是作《天心篇》，祈求老天下雨。在祈雨的儀式上，張澍“虔肅默禱”，口中默默唸道：“願敕風雷師，迅將旱魅逐……”就在張澍過了會寧界後，抬頭看到天空陰雲密佈，下起了一陣兒小雨，他像一個小孩一樣，盡然“狂喜扣車輪”。可惜雨下了不一會兒後天又放晴，這對於乾枯許久的禾苗依然是杯水車薪，於事無補。張澍遂又作《急雨詞》，繼續祈雨，希望“西海之水青童湔，懶龍不起須痛鞭”。似乎張澍的這兩篇祈雨禱文感動了老天，但他至榆中縣甘草店時，天又下起了大雨，欣喜之際的張澍繼而作《喜雨謠》，雲：“詰旦猶淋漓，吾願走泥路。”這就是一個文人的蒼生情懷，人格精神。

越是高大上的文化，越源於細微的生活，緊接地氣，不忘蒼生。文化人只要有感恩生活之心，有對百姓的人文關懷，時時都會升華成與生活，與百姓心靈想通、心心相印的文化。清朝時，武威人所作的好多詩歌《涼州詞》、《閒居雜詠》、《對酒偶興》等，就是文人們郊遊、散心、喝酒的產物。而馳名中外的《西夏碑》，正是張澍約請郭楷、何承先、張美如到大雲寺閒遊時，無意中發現的。

歷史的驚豔，專等有心的“閒人”去發現。

“刻意”的後面，從來產生不了文化奇蹟。

一個城市的文化越厚重，風味亦就越閒適了。

有了這樣的儒雅風氣，涼州人還想到外地做官麼？

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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