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問一個人：“您是哪裡人”，來自黑吉遼三省的，大多回答“東北”，其他省份的，也多以省份、市名指代。
輪到江蘇人，你往往聽到的是一大串區、縣、鎮的名字，“崑山”、“江陰”、“海安”、“靖江”、“沭陽”……一個省份的個人歸屬劃分到如此細緻的地步，在中國大概也很少見。
在江蘇，矛盾從縣與縣、縣與市、市與市逐層拓展，而其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蘇南蘇北之爭。那麼，到底是什麼導致了江蘇省內如此根深蒂固的地域衝突？
蘇南蘇北的“恩怨”怎麼這麼深？
01
蘇南蘇北兩個省會
要弄清矛盾的原因，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何處是蘇北？很尷尬，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似乎誰也說不清楚“鄙視鏈”末端的蘇北到底是哪裡。
在近年的江蘇省政府工作報告中，全省劃為蘇南（南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蘇中（南通、揚州、泰州）、蘇北（徐州、淮安、鹽城、連雲港）三塊。而在17年前，只有蘇錫常三市是正統蘇南，省會南京連同鎮江一起被打入了蘇中這一尷尬地帶，徐淮鹽連四地則一直穩居蘇北。
官方解釋不明，民間說法就更加撲朔迷離。最大的爭議在於，是按照長江還是淮河分南北。
長江淮河是流經江蘇兩條最重要的水系
若是按長江分，蘇北就是長江以北的所有地區。長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南通、揚州、泰州人不服了，他們跟江南人一樣，吃的是稻米，住的是瓦房。正由於此，處在長江以北、淮河以南的江蘇人才紛紛發聲，力圖撇清自己和蘇北的關係，硬掰出了“蘇中”。
回到矛盾的強勢方——蘇南人的視角。其實，除開蘇錫常，一切皆蘇北，連橫跨南北的省會南京都算不得蘇南的一部分。畢竟揚州再說自己是“小江南”，市中心依然有座蘇北人民醫院。
面對“蘇北侉子”和“蘇南蠻子”的互相攻訐，也許我們不得不首先認清一個事實，江蘇人，或許本身就是一個晚近才出現的行政區劃概念。
元代之前，蘇南蘇北兩地大多都屬於不同行政區管轄，分據長江和淮河，各自為政。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以他稱帝時經營了十多年的大本營南京和老家鳳陽為中心，劃了很大的一個區域叫做“直隸”，到了他的兒子成祖朱棣改稱“南直隸”。
直至清朝，才覺得這個地方實在是太大了，分為南北的話，貧富太懸殊了，那就東西吧，東邊就是江蘇，西邊就是安徽。直到此時，江蘇省才被完全“人為”地建立了，既不符合自然的規劃，也不符合經濟文化的劃分，完全是為了封建統治的便利。
然而，翻閱清朝行政規劃史料，很容易發現，江蘇省並沒有就此統一起來，而是出現了“一個江蘇，兩個省會”的奇妙現象。根據《欽定大清一統志》、《中國史稿地圖集》等資料，江蘇有兩個省會，一為蘇州、二為江寧。
從清朝順治開始，清廷開始調整原先的督撫建制。一省設置一巡撫，一總督管理多省或一省，而管轄多省的總督往往選擇駐紮一個城市，跟當地的巡撫一起治理，也就是“督撫同城”，這一城往往就是省會。
清朝所設的十八個省中，十七個都可以根據督撫駐地推導出省會在何處。但出現了一個特例，就是江蘇省。
統管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的兩江總督駐守在江寧，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而江蘇巡撫駐守在蘇州，統管今日的江南地區。當時的江蘇省省會到底是南京還是蘇州，不得而知。
清廷劃江而治，將蘇南蘇北視為兩地，這是江蘇省內行政劃區分裂的起點。
其次，兩江總督名義上統管多省，但實際上主要關注的是駐地事務，往往輕視其他管轄區域。而駐守在其它管轄區域的巡撫，不再選擇集中於一地辦公，而是分別駐紮於江蘇的各個府縣，多以府縣名字冠以官職。對他們來說，蘇州府或者江寧府的歸屬感遠大於江蘇省。
也正是由於這一歷史原因，蘇南人更喜歡以“江南人”自居，蘇南的地方誌、碑文都傾向於以“江南”屬地自稱，而不以“江蘇”署名。在清朝末期，隨著江蘇南北經濟差距的拉大，徹底分開江蘇南北的提議也不斷出現。
1905年，慈禧太后提出將江蘇長江以北的地區完全單獨建省，名曰“江淮”。1909年，江蘇省又迴歸到兩個單獨行政區，蘇南蘇北各自為政。4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江蘇建立組織時，也是在江南江北建立了完全相互獨立的根據地。直到1949年，蘇南蘇北依然是以行署區形式獨立存在，沒有合併為省。
真正以南京為中心的江蘇省到1952年才正式建立，分分合合近千年的蘇南人和蘇北人，一夜之間，統統成了江蘇人。
02
錯位的行政區與文化區
從行政區劃分的歷史不難發現，江蘇省的建立完全是人為的。行政區域與文化區域發生分裂，帶來江蘇省內的文化隔膜也就不足為奇了。
以方言為例，以蘇錫常為代表的狹義蘇南是核心吳語區，講的是吳儂軟語，地緣上與上海、浙江更顯親近。揚州、南京、淮安等地的方言則是江淮官話。古時河道眾多，地處長江、淮河的廣大區域，儘管融合多地特色，方言特色上倒是更傾向於安徽地區。
至於最北部的徐州、連雲港等地，則講的是北方方言，受到楚漢文化的影響深遠，與齊魯文化、中原文化都有交集，比起蘇南地區，反倒是魯南、豫東、皖北地區與其氣脈相通，徐州話甚至可以和山東方言無縫銜接。
從飲食上看，蘇南地區偏愛糯米，各式麵食糕團在一年四季中各時令季節大量出現。例如清明時節要吃青團，重陽節要做重陽糕等等。相比之下，蘇北地區則以麵點為主，偏向於北方的飲食習慣，麵點、餃子、包子、煎餅作為主食的較多。
在菜系方面，除開南京、徐州、連雲港地區演化出了重口味的金陵飲食圈、徐海飲食圈外，蘇南蘇北飲食上鮮明的分為了蘇錫菜系與淮揚菜系，前者講究用料，製作精細、口味鮮甜；後者原料多以水產為主，注重鮮活，口味平和清鮮。南北口味分化，光是甜和鹹程度就能分個四五種。
憑著方言和飲食的分野，不少學者以文化區為界，重新劃分了江蘇省：
徐海文化區：徐宿亞區、贛榆亞區
淮海文化區：淮揚亞區、通泰亞區、連雲港亞區
吳文化區：蘇錫亞區、常州亞區
金陵文化區：南京
對比江蘇省官方行政區，可以明顯發現，很多地級市在所屬行政區和文化區上發生了嚴重的“錯位”，如果把他們稱為“問題縣市”，則這樣的地級市有：
江蘇省13個地級市中竟然有9個存在“問題縣市”，而這其中最尷尬的就是靖江、海門、啟東三個縣級市。三者都是地處江北地帶而隸屬於蘇南吳文化地帶。三地不僅都說著蘇南地區的吳方言，在文化習俗方面更向蘇南地區靠攏，在歷史上更是長期不屬於蘇北。
以靖江為例，雖地處江北，但一直按照江南習俗過春節，例如清明節和冬至前祭祖十天，與江北人的習慣相反（江北只在節日當天過節）。而在民國時期也有記載，為了證明自己地處吳語區的身份，這三地的人一直選擇過長江到南岸買貨經商，文化的差異使得他們陷入了地處江北，心向江南的尷尬境地。
03
分道揚鑣的江蘇人
行文至此，整個江蘇省的地理-文化格局已經基本清晰，一江一河分劃三段，蘇南人兀自驕傲，視上海為靈魂歸屬；蘇中人位置尷尬，爭做精神蘇南人；蘇北人，在省內失去核心話語權，處在鄙視鏈底端無能為力。而這一切的一切，無非是一個字：“錢”。
我們一直在試圖理清蘇北的定義，事實上，在江蘇地域矛盾的邏輯裡，“蘇北”其實不再是一個客觀的地域，而是一個整體富裕的片區裡的另類，更確切地說，是富裕蘇南的遺忘之地。
清朝中期之前的歷史長河中，蘇北這個概念並不常出現。在那時，蘇北是可以與蘇南相媲美的繁榮之地。
兩漢時期，蘇北甚至比蘇南更富，人口密度是蘇南的2.6倍，而且由北到南遞減，農作物產量、手工業發展都遠超蘇南地區。而此時的蘇南，按照《史記·貨殖列傳》的記載：“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螺蛤”，蘇南基本還處於未開化、自給自足的階段。
費孝通先生曾有言：“大運河、黃河與由兩河分流形成的分支水道一起，一度形成一個運河網，很像今日長江以南所見到的河渠縱橫一樣。”蘇北的淮陰市正是清代漕運總督府的中心，而大運河上的樞紐揚州更一度是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之一，被稱作是“一個真正的威尼斯”，在唐代是全中國著名的貿易口岸，在元代是馬可波羅讚歎不已的對象，在清代，是江蘇鹽商鉅富的私家花園。
轉折點發生在清朝中期之後，“蘇北”一詞開始大規模的使用，原因其實是蘇北經濟的衰落。
1855年黃河改道，海運取代大運河。黃河不再流入洪澤湖後，橫穿蘇北，而蘇北一直以來都是靠鹽場和基礎農耕，原先富庶的對外港口成為了洪災饑荒頻發的貧瘠之地。
相反，此時的江南，不僅沒有連年洪災的噩夢，還迎來了歷史性的機遇。1872年，上海“輪船招商局”成立，開始了中國航運業的歷史。機械動力的大輪船在大部分內河難以通行，臨近上海的長江航運成為了主要通道，蘇南的紡織商品又有了一條得天獨厚的運輸渠道。
1898年至1912年，淞滬、滬寧、滬杭甬、津浦線相繼建成。除津浦線經過徐州外，其餘都是集中在江南地區，成為溝通蘇南與上海的重要通道，廣大蘇北腹地更加成了“被遺忘的角落”。
若將歷史的鏡頭定格於此，就在此時，蘇南經濟超越了蘇北，並從此一騎絕塵，讓蘇北再無翻身機會。到了20世紀，蘇南更是以富聞名，一如蘇北以窮聞名。商業化、工業化兩者都在拉大差距。
04
富者為南，窮者為北？
蘇南到底發達到了什麼程度？
1915年，蘇北號稱擁有的本地銀行比蘇南多，但其實四分之三的資本都掌握在蘇南銀行手裡。商會的格局也同樣，1911年，蘇南有著39家商會，11981個成員，收入68676元，而蘇北只有25家商會，5471個成員，收入35439元，只有蘇南一半。
而近代工廠，幾乎都集中在蘇南的城市裡。從源頭上看，1842年，上海被闢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外國資本大量入侵。闢租界、開海關、設銀行、辦工廠，倒逼民族工業發展，上海成為了輻射江蘇近代工業的核心城市。
在這段時間，民族企業家開設的一百餘家工廠，基本都是從上海核心圈沿交通幹線向蘇南延伸。徐州因居於省內大運河末端，僅有徐躍玻璃一家近代企業，而南通由於處在上海輻射圈內，成為了蘇北地區工業最為發達的地區，建設了以大生紗廠為代表的一批近代工業。
蘇南在現代工業上的絕對優勢，毋庸置疑。1931年，江蘇403152個產業工人中約有95%受僱於蘇南城市，長江北邊，除開南通，其他蘇北城市，如徐州、鹽城等，每個城市的產業工人都少於100人，依然是農業為主。
即便是以農業生產進行對比，蘇南依然強於蘇北。20年代30年代中期，蘇南諸地水田平均每畝售價為100至140元，而蘇北只有30到50元。而建國後，由於蘇北地處江淮平原，人均耕地面積達到1.2畝，遠超江蘇省平均水平0.9畝，不得不擔當江蘇省“糧倉”的重任。
在蘇南地區大量將耕地改造成為建設用地之時，蘇北只能在政策的限制下努力邁開步子。農田比不上工廠的道理誰都知道，但蘇北人也只能默默忍受這份苦澀。如此看來，蘇北的確被蘇南在經濟上全面碾壓了。
“富者為南，窮者為北”這一觀念集中體現在位居蘇北的南通上。30年代，南通棉紡業規模僅次於上海和無錫，南通賺到的財富也成為其努力脫北的理由。
在上海的蘇北同鄉會中，從來看不到南通人的身影，來自南通各縣的同鄉彼此抱團，包括南通、如皋、崇明、海門、啟東等縣在內。南通實業家最有名的張謇也否認自己的蘇北人身份，認為蘇北只包括緊貼淮河以南的地區。
從GDP總量來看，蘇州、南京、無錫3市就佔據了江蘇GDP的幾乎一半，其餘10個地級市貢獻率達到了53.92%，其中宿遷、連雲港貢獻率最低，僅有2.89%和2.94%。在人均GDP上，蘇州第一，達到了130081.11元，比江蘇省平均水平高出了45925.7元。
蘇州領頭，其餘蘇南城市緊隨其後，無錫、南京、常州，都高出平均水平。而徐州、鹽城、淮安、宿遷等蘇北城市均低於平均水平。
而在城市化程度上，綜合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結構優化、城市生產條件和生活質量各個方面，蘇南的城市化水平是蘇中的1.5倍，蘇北的2倍，無論是城鎮數量還是規模均遙遙領先。
蘇北的貧窮帶來了城市發展的滯後，發展的滯後又恰好迎合了蘇南人對蘇北長期以來的偏見，蘇南嫌棄蘇北落後，蘇北嫌棄蘇南小氣，長此以往構成了江蘇省內最大的內鬥兩方。
而這一切說到底，都是財富掌握話語權。畢竟驕傲的蘇南，面對著旁邊的上海，也只能抬頭仰望這座難以逾越的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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