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金融危機的擴張必然影響世界經濟。儘管現在回頭看，亞洲所受衝擊相對較小，該地區主要經濟體仍然在2008年迅速感受到“傷痛”：依賴出口的日本很快宣佈本國經濟陷入衰退；印度工業訂單迅速縮減；加入WTO多年的中國，實體經濟增速明顯放緩，進口下降；而與中國市場密切關聯的東盟與韓國，其實體經濟也因出口大幅削減而疲軟。
來自危機的警告
提到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對亞洲的影響，不得不說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
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席捲泰國，泰銖跳崖貶值。隨後，風暴掃過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韓國和中國等，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經濟蕭條和政治動盪緊隨而來。
“當時，亞洲很多國家就發現，外匯儲備太少不行。因為危機讓他們清楚，原來跟世界銀行或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借錢這麼困難。靠人不如靠自己，家中有糧心中才會不慌。亞洲金融風暴後，這些國家重點儲備外匯，發展並完善金融系統。這就產生了新的問題：當你的金融體系和金融產品與別人高度一致時，只要別人出問題，十有八九你也跑不了。”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這樣對《經濟》記者分析。
1998年至2008年危機爆發前的這段時期，亞洲國家經濟發展速度較快。他們普遍經歷了以下成長階段：本幣印得多，有泡沫，尤其是房地產和股市；外來投資也多，實體經濟同時發展，整體看不錯。只是等到危機傳導過來以後，繁榮經濟中包含泡沫的部分迅速遭遇打擊。
亞洲地區的金融產品、衍生品與美國、歐洲國家的非常相似，因而危機傳導速度也快。另外，當歐美國家發現自身金融狀況惡化後，開始實施大規模海外撤資。面對海外資金的“班師回朝”，亞洲國家又很快迎接危機帶來的第二波衝擊。
“大家從這場危機中吸取的教訓很多。這些教訓甚至在危機以後發展成機遇和某種引導。如果說壞事也有值得慶幸的地方，就是這些了。”梁海明如此強調。
從亞洲金融風暴到世界經濟危機，亞洲國家開始明白，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非常不安全。2008年以後，美元和歐元不再是該地區各國外匯儲備的唯一選擇，黃金、人民幣和日元逐漸受到歡迎。
危機到來時，一個經濟體的力量不足以抵抗，多國合作的效果就好很多。因此，亞洲地區重新認識到，中國經濟和人民幣很靠譜；尤其在“幣值穩定”這一問題上，中國不會藉助本幣優勢操縱國際市場。2008年後，一些亞洲國家開始把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
對於一個地區來說，防範金融風險的最佳方式是合作。為什麼？同為一個地區的國家，相互之間的瞭解比較透徹。有些亞洲國家可能希望與歐美保持“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狀態，但在梁海明看來，“一損俱損”還好說，“一榮俱榮”對於歐美來說比較難。作為地球上最大的大陸板塊，亞洲需要從內部加強合作，無論金融還是其他。
梁海明還告訴記者，正是因為2008年危機的蔓延，亞洲地區才成立了“亞洲金融合作協會”，為地區金融穩定和互聯互通準備條件。
他說：“目前，金融環節仍然是亞洲地區的薄弱之處，隨著該地區的持續發展，區域性銀行會逐步崛起，區域間的金融活動也會越來越多。亞洲各國除了在原有貿易金融、跨境銀團貸款、保險理財業務、反金融詐騙犯罪和高端金融業務教育培訓等領域加強合作以外，還可以做更多，比如在新興科技、創新產業和互聯網金融、數字化等領域的協作。中國可以藉助亞洲金融合作協會這個平臺，主動推進跨文化客戶的金融管理，構建亞洲國家的金融數據庫，在國際金融治理中增強亞洲金融的話語權、影響力。”
東亞與東盟：有效的結構性改革
2008年以後的十年間，亞洲各國均在不同程度上實施了改革。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所所長姜躍春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這些改革大到宏觀經濟政策、結構性調整，小到房地產的具體措施。
十年間，美國的貨幣政策基本上就是兩個字——“放水”，給市場注入流動性從而刺激整個經濟，同時提振消費市場，增加政府對市場的投資。亞洲國家也做出了類似的選擇。
“這十年中，日本整體跟隨了美國的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無上限、無期限地提供流動性，力度之大，史無前例。儘管美國在前兩年開始貨幣緊縮政策，日本也沒有結束刺激政策。東盟國家採取措施的程度可能弱一些，但情況也類似。”姜躍春如此分析。
危機還令東亞國家意識到一個新問題：自身產業結構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如果不進行轉型升級，經濟的良性運轉或將無以為繼。所以，在亞洲，東亞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比較明顯，也比較成功。
“以中國為例，我們近些年在把一些基礎設施產業轉向國外，藉助‘一帶一路’倡議打通其他國家的市場。實際上這是產業循環的必然，也是世界經濟產業鏈不斷循環的選擇。還有日本，做得很成功。日本對上個世紀最有核心競爭力的家電行業進行了轉型升級。以前，B2C（Business-to-Customer）是日本主要的經營模式，就是企業生產商品然後賣給消費者。現在主要是B2B（Business-to-Business），本土企業主要生產中間產品，將核心零部件作為追求目標，其他的生產線，不是大幅度削減就是放棄。為什麼？因為對擁有核心技術的中間產品的追求，不僅有助於搶佔國際市場，還有助於研發與創新。”姜躍春這樣告訴記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張季風則對《經濟》記者表示，日本之所以能夠在產業升級上取得成效，與其對金融業務的審慎監管不無關係。
他表示，“2008年危機對日本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出口上，其對金融業的衝擊比較間接。因為在2005年前後，日本政府就非常嚴肅地處理了很多不良債權，進一步加強了金融監管。這個國家對外不說，但其實他們對金融尤其是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管控，一絲一毫也沒放鬆過。另外，直到現在，日本政府也在為企業提升競爭力創造條件，減稅或者貶值日元”。這就為結構性調整騰出了時間和精力。
避免房地產過熱也是諸多改革措施中的一部分，畢竟2008年危機最初的起點就是與房地產相關的次級貸款問題。
過去十年中，中國房地產行業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程度堪稱前所未有。它在發展上體現出的跳躍性，有時令大眾感到疑惑。也正因此，中國政府近兩年加強了對該產業的控制力度；日本和東盟國家與中國有類似的體會，在監控房地產市場方面毫不落後，尤其是房地產和金融同時出現的領域。
南亞：仍高度依賴外資
2008年以前，南亞（主要國家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區的經濟發展相對平穩。從2002年開始，巴基斯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長期保持5%的水平，印度更高，8%。2008年以後，情況急轉直下。
“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存在一個問題，就是貿易赤字很高。一旦外部經濟環境不好，外資流入減少，這兩個國家就不得不對貨幣加以貶值，因而金融動盪在所難免。當時，巴基斯坦的債務太高，以至於不得不請求IMF的救援，同時在內部實施緊縮政策，減少財政開支。印度好一些，它擁有巨大的內部市場，到2010年，經濟整體才恢復過來。不過，這種‘恢復’通過加大支出、繼續借債獲得，模式很不穩定。2013年，印度終於再次出現金融動盪。”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小雪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這樣分析。
2013年，歐債危機導致全球市場動盪，再加上美國的加息預期，外資為逃避風險大量流出新興市場，印度首當其衝。2013年8月中旬，印度盧比“一夜跌回解放前”，兌美元一度低至1∶64，成為年度表現最差貨幣之一。
劉小雪指出：“南亞國家的經濟特點決定了他們對來自外部的危機比較沒轍。他們製造業不發達，基本消費品和工業製品都需要進口，本身也不是能源大國，國民儲蓄不足，國際收支也比較脆弱。作為發展中國家，南亞經濟體又需要大量外資以促進本國發展。提到改革，他們能做出的制度性建設比較少，主要還是改善投資環境，提高本國吸引海外資金的能力。”
值得關注的是，自1991年以來，印度服務貿易長期高速發展，規模大、增速快、順差可觀，堪稱全球服務貿易發展史上的亮點。印度軟件服務業一枝獨秀，在全球軟件服務出口中排名第一，通訊等其他商業服務亦具有很強的競爭力。
力促中日韓經貿合作
儘管有關下一場危機的討論早就出現，實際上，對於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的結束時間，學術界並沒有統一結論。
“現在基本上有兩個看法。一種認為，世界經濟並沒有真正從危機中恢復，既然沒有恢復，也就無所謂下一場危機了。另一種看法認為，2009年下半年美國股市逐漸穩定，標誌著危機結束，但其影響遠未結束。對於亞洲地區來說，與其提前預測危機，不如著手做更重要的事情，即協調各個國家之間的合作，推進整個地區的發展，提升其國際地位和話語權。”張季風如此強調。
僅從經貿角度討論，亞洲地區的一體化水平的確存在很大進步空間。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中心副秘書長周偉萍告訴《經濟》記者，亞洲經濟一體化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其中缺憾也很明顯。
“我們談亞洲自貿區，最常說的總是中國-東盟、日本-東盟、韓國-東盟或者東盟+X。實際上，對整個亞洲、亞太地區或者東北亞而言，中日韓三國之間的合作總是舉足輕重，但三國之間目前沒有自由貿易協定。如果中日韓之間能夠成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亞洲區域經濟合作就可以邁進一大步。不管日本在政治安全上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有多高，它都要在經濟上尋找本國出路。而按照美國政府目前的行事風範，尤其是其在對外貿易上的表現，韓國也有充分的理由主動加深同中國的經貿合作。中國倡導‘亞洲命運共同體’，自然希望三方在自貿區上有所建樹。在東北亞地區，艱難時刻有人可以力挽狂瀾的局面很少見，如果中日韓自貿區建成，或許情況會完全不一樣。”
2018年5月9日上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出席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時表示，亞洲國家數量眾多，發展水平差異較大。中日韓發展走在亞洲前列，應集聚三方優勢，通過“中日韓+X”模式，在產能合作、減貧、災害管理、節能環保等領域實施聯合項目，發揮三方在裝備、技術、資金、工程建設等方面的各自優勢，共同開拓第四方甚至多方市場，帶動和促進本地區國家實現更好更快發展。
中日雙方應結合各自經濟發展需要，加強重點領域的合作。據悉，兩國已就儘早簽署本幣互換協議達成原則共識，且中方同意給予日方2000億元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額度，支持日本金融機構積極通過RQFII投資中國資本市場。
“中日此次會談，氛圍很好，成果明顯。這是一種信號，也很可能成為一個轉機。相對來說，韓國的態度沒有日本這麼積極，這個國家一向如此，他們的利己主義傾向十分明顯，只想跟著分享好處，不打算主動做些什麼。”周偉萍這樣透露。
她還強調，提到亞太地區或者東北亞地區的發展，不能不考慮俄羅斯這一因素。
俄羅斯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歐洲，但從領土上看，該國約有130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處於亞洲，約佔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三。近年來，中俄在傳統能源和軍工領域的合作不斷加深，高鐵項目合作也逐漸成為兩國焦點。《中俄高鐵合作諒解備忘錄》和《中俄高鐵合作意向書》分別於2014年、2016年簽署，標誌著中俄在共建“一帶一路”的實踐中邁出了意義深遠的步伐。
周偉萍說：“也許中俄合作並不會為中國的GDP增長帶來明顯改變，因為俄羅斯經濟體量小，比不上美國或者歐盟的一些成員國。但是，中俄在經貿領域的全面開花、在軍事合作上的密切、在地理位置和歷史淵源上的‘親近’，均讓俄羅斯成為中國發展、亞洲發展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
鏈接：
東亞：亞洲東部的簡稱，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朝鮮和蒙古五個國家。
東北亞：即亞洲東北部地區，為東亞所屬的二級區域，包括韓國、朝鮮、日本、蒙古國、中國的東北地區、以及俄羅斯的遠東聯邦管區，即整個環亞太平洋地區。
東盟：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ASEAN），成員國有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新加坡、文萊、越南、老撾、緬甸和柬埔寨。
南亞：區域內國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尼泊爾、不丹和馬爾代夫。
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設想
中日韓自由貿易區這一設想，是2002年在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峰會上提出的。在設想中，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是一個由人口超過15億的大市場構成的三國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區內關稅和其他貿易限制將被取消，商品等物資流動更加順暢，區內廠商可以降低生產成本，獲得更大市場和收益，消費者則可獲得價格更低的商品。中日韓三國的整體經濟福利都會有所增加。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邊召開的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期間，中日韓三國經貿部長舉行會晤，宣佈啟動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目前，談判已進行了13輪，尚在談判與探索中。
閱讀更多 經濟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