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對柏拉圖、黑格爾和馬克思的一個最主要的攻擊就是他們的“歷史主義”方法，這可以說是作者立論的大框架。
如他說：“本書甚至可以被說成是一部有關某種歷史主義哲學發展的旁註合輯”(上卷第16頁)。但究竟什麼是“歷史主義”？在他的另一本名著《歷史主義的貧困》(又譯《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中，有一段話可以看作是定義：
“我認為歷史決定論是一種涉及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理論，這種理論把歷史預言作為它的基本目標，……認為通過發現潛在歷史發展中的‘節奏’、‘模式’、‘規律’或‘趨向’能夠實現這個目標。”
我們可以從這段話裡引出他所說的“歷史主義”的三個內在的因素：1)認為歷史發展中有規律性；2)認為人可以認識這種規律性並據此對未來的歷史作出預言和策劃；3)認為這種預言或策劃可以嚴格地在歷史中實現出來。
這樣，由第一個因素中引出對歷史決定論和“本質主義”的批判，由第二個因素中引出對“烏托邦”的批判，由第三個因素中引出對“極權主義”的批判。
這也是波普爾在本書中的三個最重要的話題。但仔細觀之，這三個話題不僅很難納入到“歷史主義”這一共同概念中來，而且還相互衝突，有時完全背道而馳，使波普爾這本書在許多地方陷入了嚴重的混亂之中。例如，針對這三個話題我們可以提出相應的三個問題：
1)為什麼把歷史看作有其本質規律的，就一定會對未來的歷史作出預言、提出烏托邦的社會改造計劃？
2)即使有人會這樣，難道這種對未來社會的改造計劃都是按照歷史規律設計出來的嗎？
3)即使是按照歷史規律設計的，這種計劃是否必定是極權主義的？
第一個問題一看就知道是不成立的。
在哲學史上，認為歷史後面有自己隱秘的規律性的人不少，但對未來社會提出改造計劃、即作出具體預言的人卻不多。
例如赫拉克利特主張整個宇宙是由內部隱秘的“邏各斯”或命運所支配的，但卻並沒有對未來社會作任何預測，波普爾認為他表達的只是一種“價值相對主義”的“漂泊感”(上卷第40、41頁)。
又如黑格爾把“絕對精神”視為歷史發展的有規律的主體，但卻把歷史的發展看作以他自己的時代為終點的一個有限過程，未來在他看來不再有什麼新東西。
可見，把“烏托邦”或“整體社會改造工程”的思想歸之於“歷史主義”或“本質主義”的思想方式是毫無根據的，二者之間的聯繫頂多是一種巧合。
更棘手的是第二個問題。
波普爾用了差不多整個上卷的篇幅來批判柏拉圖的“歷史主義”和“理想國”(其中對柏拉圖的誤讀不計其數，此處無法展開討論)，並認為“柏拉圖的政治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歷史主義學說”(上卷第53頁)。
然而，既然他也看出，柏拉圖的“歷史主義”是以“歷史退化論”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即歷史從遠古的“黃金時代”經過“白銀時代”，到當時已衰退到“黑鐵時代”)；
如果把這一歷史趨勢看作是有內在必然規律的，那麼柏拉圖的“烏托邦”難道不恰好是要靠哲人的智慧人為地扭轉歷史規律，返回到過去的“黃金時代”？ 難道不正好是“反歷史主義”？
波普爾有時似乎也發現了自己的這一自相矛盾，他說：“柏拉圖從根本上背離了我們在赫拉克利特身上發現的歷史主義信條”，並把柏拉圖的“社會工程的態度”視為與“在柏拉圖身上所發現的歷史主義”“截然相反的態度”，但他卻仍然認為“這種從歷史主義最終後果回縮的趨向也許是歷史主義者的典型特徵”(上卷第48、49頁)。
這就意味著，反歷史主義是歷史主義的典型特徵！
可見，要追溯真正“歷史主義”(歷史決定論)的歷史淵源，決不能追到柏拉圖。波普爾在這上面犯的是一個方向性的錯誤。
第三個問題的麻煩也不小。
在西方思想史上，唯有一種對歷史的預見是建立在對歷史規律的把握上的，這就是馬克思的歷史預見。
黑格爾雖然並沒有對未來的社會變化提出預測，但如果認為未來不過是按照他已經發現的絕對精神法則而延續也可以算作一種“預測”，那麼：
第一，這種“預言式的”思想方式是否必然會導致“極權主義”呢？
第二，這是否就一定是與波普爾的“零星社會工程”相對立的“整體性社會工程”呢？(這是兩個性質上不同的問題，但波普爾把它們混為一談了)。
先看黑格爾。波普爾指責黑格爾哲學“受到了不可告人的動機的驅使，即受到了他復興威廉三世的普魯士政府之利益的驅使”(下卷第69頁)，是“普魯士專制主義的辯護士”(下卷第72頁)，“幾乎所有比較重要的現代極權主義的觀念，都直接得到黑格爾的承傳”(下卷第113頁)。
但是多麼奇怪啊！黑格爾竟批判了柏拉圖的“總體論或集體主義”併為個人的“主觀自由”提供“辯護”，這點居然與波普爾是“一致的”(下卷第89頁)！
波普爾的解釋是：“黑格爾除了批評柏拉圖未能給被統治者提供一種‘主觀自由’的幻想以外，是完全贊同柏拉圖的。”
至於黑格爾要求在普魯士君主專制下實行“憲制”，這只不過是他的辯證法的“欺騙”和“偽善”(下卷第90頁)。不過這裡總算承認了，黑格爾真正推祟的並不是現行的普魯士君主專制，而是立憲君主制(當時還只是“幻想”)。
阿·古留加也指出：“他認為普魯士是個資產階級君主國，而這樣的國家當時還不存在；他頌揚了在普魯士還沒有成為現實的東西”，他實際上是想在現行體制下對社會政治作一些溫和的改良。但這不正好是波普爾所主張的“零星社會工程”嗎？
黑格爾不正好就是一個19世紀的波普爾嗎？據說黑格爾“從似乎是進步的甚至是革命的立場出發……最後得出一種令人吃驚的保守的結果”(下卷第94頁)，既然波普爾“吃驚”於黑格爾的“保守”，他為什麼又攻擊馬克思的“革命立場”呢？
可見，如果他想避免對黑格爾和馬克思採取雙重標準，他就只有放棄本書的一個基本預設：整體性社會工程一定導致極權主義，而零星社會工程則可以避免極權主義。
他必須承認，是否導致極權主義要看所針對的對象而定：
對於本來就是極權的(並繼續堅持極權的)體制，零星社會工程是不能湊效的，反而會鞏固極權主義；反之，僅僅對於一個本來開放的社會，才有可能避免整體性的社會變動，而實行逐步改良的零星社會工程。
波普爾在批評馬克思的“整體社會工程”時，恰好忽視了馬克思所針對的對象，即19世紀上半葉歐洲資產階級國家體制，它遠未達到一百年後的開放水平。
他所批評的毋寧是馬克思的某些思想僵化的後繼者，他們在歷史條件已發生變化時還固守著馬克思原來的判斷。而波普爾的批評與這些人一樣地僵化，在他眼裡，“歷史”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所以當他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主張英國有可能“完全通過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來實現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下卷第246頁)時，就斷言馬克思早年的“預言式論證”遭到了全盤摧毀。
然而，當他在把現代民主國家“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十點綱領作一對比”時，他又承認“絕大多數這類觀點都已經完全或是在相當的程度上付諸實踐”(下卷第224頁)；
他還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證實了馬克思的預言，即貿易循環必然是造成無約束的資本主義制度崩潰的因素之一。對此，我們必須補充另一條成功的預言，即工人的聯合在這個過程中是另一個重要因素”(下卷第303頁)。
這就表明，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馬克思預見到通過工人階級的聯合鬥爭，有可能放棄暴力手段而以民主的方式實現其社會變革綱領，也就是“零星地”實現其“整體性社會工程”，這一“預言”被“證實”了。
依據歷史發展規律來設計的整體社會工程完全可以(並且事實上很大部分已經)不通過暴力或極權的手段而實現。
但這樣一來，波普爾對馬克思“歷史主義”的批評就會不攻自破了。為了挽回這一敗局，他解釋道：
“導致他成功的並不是他的歷史主義方法，而一直是制度學分析的方法……在這種制度學分析中，沒有可供典型的歷史主義的‘歷史發展規律’、階段、時期或趨勢發揮任何作用的餘地”(同上)。
就是說，馬克思對歷史上的社會制度機制的分析是有功的，但把這種機制的運作看作是必然的、有規律的就不對了，
社會科學可以發現這種機制，卻不能從中推出歷史的趨勢。但這樣一種不作任何推斷的“制度學分析”怎麼能“導致”任何預言的“成功”？
他竟以為，馬克思的歷史分析可以離開對歷史上的社會制度結構和這些社會制度的歷史演變的分析，只是一種“唯美主義”或“烏托邦主義”的幻想(參看上卷第309頁)。
他承認在道德上“馬克思的信仰基本上是一種開放社會的信仰”(下卷第310頁)，但矢口否認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共產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在他看來，一種由歷史分析而來的推斷即使在社會歷史中已經被“證實”了，也絲毫不說明它反映了歷史中的任何“規律”，更不說明它成為了一門歷史“科學”。
因為在他看來，歷史中並無規律，只有“在人類事務中一切都可能發生”這一“原則”，並且正是根據這一“原則”，“馬克思的預言可能也能實現”，但“這並不是對科學預言的證明，它或許是宗教運動的結果”(下卷第304—305頁)！
我不知道波普爾這話是否當真。若他真的是如此認為，那他就沒有理由責備馬克思或任何人的“歷史主義方法”(或“整體論的社會工程”)，因為任何“方法”、甚至哪怕是“宗教運動”，都有可能(沒有任何不可能的事！)像他的“零星社會工程”一樣導致“開放社會”的實現；
也沒有理由把馬克思的“成功”歸功於他的“制度學分析”，只能歸結為他的好運氣！
可見波普爾在社會歷史問題上決不像他自己標榜的是一個“理性主義者”，而是一個碰運氣的非理性主義者。
Via：鄧曉芒《開放社會中的自我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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