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的習慣是將對象推開一段距離才看的清楚，黃仁宇先生對中國的問題觀察在遠離中國後才能說看懂了，讀者對黃仁宇先生其人、其事、其文或許也要在若干年後才能有更深的理解。

一、其人---文字之外的黃仁宇衝動又理智，狡黠又誠懇，吝嗇又熱情

黃仁宇先生的照片擁有追憶其人的功能時在2000年1月8日，而其作為載體來滿足讀者對所崇拜作者所有好奇心的時間則要更早，其成名書籍《萬曆十五年》最早於1982年出版，隨著其文字不斷為人所知，黃仁宇先生的個人形象已經可以超越文字而自立於讀者面前。

最初得見的只是黃仁宇先生晚年間的照片，其頭髮的顏色想必和年齡已經完全相稱，厚厚的眼鏡和托腮思考姿勢從靜態上給人深沉睿智的學者般感覺，其魔幻般的文字更為此種感覺作了背書。但是自傳《黃河青山》一書中所附的多張照片呈現了一個給人別樣感覺的“黃仁宇”---青年時期的他目光明亮堅定，臉龐清秀，透出幾分意氣風發；而拍攝於 “知天命”之年的照片則給讀者傳遞出另一番情感，瘦且薄笑的臉些許增添了底片上的狡黠、彪悍以及桀驁，彷彿是一個粗糙、執拗、善於鑽營的老頭才該有的形象，隨時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理所當然的強加於人，哪怕是表達善意，又好像隨時可以拿著全部家當賭上一把賭的賭痞。對此前後矛盾的感覺，尤其是後者如此讓人沮喪和心有不甘，所以我始終拒絕承認這種僅憑几樣色彩拼湊的人臉得來的判斷，些許心虛的認為一個和藹的老人、如此受歡迎的作者無論如何也不能和一張無可救藥的臉扯上半點聯繫。

但是500頁的自傳確實某種程度上戳破了讀者的情感泡沫：在南開大學就讀時抗戰爆發，“未曾讀書先學劍”的黃仁宇決定投身疆場，不難想象其意氣風發，與此同時在《黃河青山》第一章的第一段，作者也提到了他身著軍裝時對一位叫“安”的女子“一見傾心”，時隔數十年後，文字中情感依然，此中又可見其溫情、細緻的一面；其彪悍和桀驁的特點在書中也不難尋覓---效力於某將軍麾下時，黃仁宇故意向對面走過的其他將軍不是按照官階行禮，而是按照內心對其的實際敬意。根據上述文字的舉證，我對自己的前期的判斷心有竊喜，也許黃仁宇的性格確如我所感知。更加幸運的是，與其同時代的人物對沒有寫入《黃河青山》的瑣事竟然頗有記錄，其些許狡黠、放肆的性格也有顯露其中，據王春瑜《瑣憶黃仁宇》所述，在一次（社科院歷史所）明史研究室組織的明史國際討論會中，身在美國的黃仁宇作為被邀請者，覆信聲稱自己生活拮据到難以支付往來機票，要求主辦方提供來回飛機票，及住賓館的食宿費，而且又額外附加條件，讓會議組織方同意安排他與妹妹相見並一同提供相應食宿，及至會議討論時黃仁宇“說著說著，竟跳起來，蹲在沙發上，侃侃而談”，以至讓人認為黃仁宇是“兵痞”，但是會下王春瑜前來拜訪時，黃仁宇又熱情誠懇以待。

總之，文字之外的黃仁宇是衝動又理智的，是狡黠又誠懇的，是吝嗇又熱情的。

二．其事---大歷史中的黃仁宇見證了歷史的形成

可以說，黃仁宇的文字所受禮遇差不多完全從其可憐作者身上負向體現了出來---在他適合學習的年齡遭逢國難，大學一年的黃仁宇中斷了學業而從軍；在喜歡的女孩面前，滿心謹慎卻不得不承認對方並不愛自己；在應該享受勝利的時候，稍的安穩最後又不得不被迫遠走美國；在應該事業有成的年齡，卻不得不以34歲的大齡繼續學業，同時為了生計不得不作著按小時計費的工作，便利店的貨倉管理員、夜總會的洗碗工、酒店的電梯管理員以至為了討論歷史問題要隨電梯上上下下多次，因為不能間斷工作；博士畢業後在老師余英時的推薦下才獲得了新帕爾茲大學的一個職位，在從教10年後將近退休的年紀（61歲）卻不幸被學校解聘，以至於在其自傳中出現了“救濟站”、“失業金”等字樣，此經歷讓黃仁宇認為“受到了羞辱”；哪怕是其後走紅海內的《萬曆十五年》等書籍的出版也是經歷了難以想象最低點後才逐漸達到了最高點，彼時美國沒有出版社願意為其出版，商業出版社認為書中含有稅收等專業內容，難以驟然獲利而拒絕，而大學出版社則認為其文章不符合通常歷史論文規範而將他又推向商業出版社，即便是轉託友人在中國大陸出版，也未能一次成功，幾經轉折才找到中華書局，對方雖然同意付印但鑑於當時黃仁宇在國內並無名聲，首次出版的樣書遠離了錢鍾書所謂的“飛去來器”的比喻形象，而幾乎不再屬於作者---未署名“黃仁宇”三個字，只有題字者“廖沫沙”的名字，而此時黃仁宇已經年介64歲，作為此次成功的“補償”，當黃仁宇在3年前接到出版社同意出書的電話時，正是他被解聘的當天…

黃仁宇大歷史敘事風格就是以小歷史展現大歷史，黃仁宇的經歷無意中把自己放在了他的敘事中，“我寫回憶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說明我的背景，為了特定的歷史史觀。”（《黃河青山》），這既是對其歷史觀的肯定也是對自己經歷的無奈。《萬曆十五年》中，各色的人物的努力都失敗了，而現實中黃仁宇自己也失敗了，或者說他認為自己也失敗了，如同遭受不公的司馬遷一般受到了侮辱，和他共事朋友或同袍同樣也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他們所做的努力都抵不過中國存在問題的總和，正因為黃仁宇多年後看懂了，所以才坦然承認了自己的失敗，這個失敗使得他“閱讀的東西，聽過的對話，在中國見證的事件，都在遷居美國多年後產生意義。由於離主體很遠，又有夠長的時間來發展後見之明，終於可以輪到我說，我懂了。”---之所以見識到如此多的奇人異事，面臨如此多的暴力，因為當時處在政治的最低點和人心惶惶的最高點。

三、其文---直觀與理性共同匯成獨特歷史觀

正是這樣的經歷和性格，讓他能夠“窺見歷史的形成，據以證實和補充所閱讀的內容”，並有了歷史學家最重要的能力---對活生生事物的理解，而黃仁宇自己也說，“對我來說，歷史學不只是行業技藝而已。……我開始接觸這一行業和技藝，是因為動盪不安的生活造成心靈苦惱。”他的歷史觀也形成於此---用綜合和演繹的

“望遠鏡”式的“大歷史”觀來看待千年的中國問題：

潛水艇三明治：黃仁宇先生的從軍經歷讓他有機會從直觀上形成了“潛水艇三明治”的觀點，並能從上層三明治的邊緣去觀察下層，由此無數次的直觀認識讓黃仁宇在遠離中國以後能夠從全貌上看懂了中國。黃仁宇回憶認為，當時他所在軍隊的武裝雖然先進，但是後勤補給仍然處在明朝的水平，他們被“懸在”空中，即上層和下層之間缺乏中間層的溝通，在雲南守衛時，如果想要馱運物品，需要派士兵用槍脅迫村長才能找到所需的驢子，如果需要跨省寄信則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有了這樣的親身經歷，說黃仁宇對問題的思考有先入為主的毛病也不為過，不過來源於活生生現實的先入為主讓他從方方面面看清楚了中國，看懂了他自己動盪生活的本源。同時對“三明治”式社會的理論思考則應源於黃仁宇在參與《劍橋中國史》的編寫中，通過研究努爾哈赤戰勝明朝軍隊而來的---“中國農業帝國官僚是軍事失利的原因”。

間架性設計：《明代的漕運》是黃仁宇的博士論文，其中對《中國大歷史》中提到“間架性設計”思考已有萌芽，在第三章《明代管理大運河的行政機構》論及明朝對漕運管理的行政制度時，詳述了漕運總督、漕運總兵、吏部、兵部、戶部等對運河雜亂又複雜的管理後，黃仁宇寫到“…明政府傾向於在前臺維持一套僵硬的官僚體制，在後臺進行調整和控制….”“...為什麼不把分散的機構組成一套完整的漕運體制呢？…當時的通訊系統不發達，是難以建立一套全面的政府體制的…”，這就是後來被成為

“間架性設計”的理論來源，（在論文中的“明朝”的指向對象應該有黃仁宇曾所屬軍隊的影子），即上層僵化的制度推行從不考慮現實的情況，由此推廣開去，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看到了周公最初設計的“間架機構”，井田制、宗族制等等貌似正確的制度，都是在“統計和土地測量的技術尚未準備妥當之際，…造成一種人為的政治區分”，簡言之就是用削“現實”之足適“治理需要”之履。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數》中有一段評論，或可作為“間架性設計”的某種註釋---即社會中總會有人負責把自己的想法裝進別人的腦袋，同時總有人負責按照這些想法演出，這樣結合來看，前者是負責制定“間架性設計”的“三明治”的上層，後者就是“三明治”的下層。過於理想的制度就像過於崇高的理想，失之於僵硬，使得本來可以自行發展出來的各種社會關係和“三明治”的中間層喪失了機會，所有中國無法實現“數目字”上的管理，只能在既定的循環打轉。

由直觀而抽象，由感受而文字，由一點而全面得來的觀點是黃仁宇思想的源頭，

正如近代經濟理論多起源和豐富於西方，就是因為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給經濟學者提供了觀察的樣本更直觀的刺激了學者們的日常生活，黃仁宇也是在切身經歷了歷史後才看懂了歷史，形成了自己獨特歷史觀。

文章裡的黃仁宇目光開闊，黃仁宇的文章裡思想深遠。

參考資料：《黃河青山》；《明代的漕運》；《中國大歷史》；《萬曆十五年》；

《瑣憶黃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