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习惯是将对象推开一段距离才看的清楚，黄仁宇先生对中国的问题观察在远离中国后才能说看懂了，读者对黄仁宇先生其人、其事、其文或许也要在若干年后才能有更深的理解。

一、其人---文字之外的黄仁宇冲动又理智，狡黠又诚恳，吝啬又热情

黄仁宇先生的照片拥有追忆其人的功能时在2000年1月8日，而其作为载体来满足读者对所崇拜作者所有好奇心的时间则要更早，其成名书籍《万历十五年》最早于1982年出版，随着其文字不断为人所知，黄仁宇先生的个人形象已经可以超越文字而自立于读者面前。

最初得见的只是黄仁宇先生晚年间的照片，其头发的颜色想必和年龄已经完全相称，厚厚的眼镜和托腮思考姿势从静态上给人深沉睿智的学者般感觉，其魔幻般的文字更为此种感觉作了背书。但是自传《黄河青山》一书中所附的多张照片呈现了一个给人别样感觉的“黄仁宇”---青年时期的他目光明亮坚定，脸庞清秀，透出几分意气风发；而拍摄于 “知天命”之年的照片则给读者传递出另一番情感，瘦且薄笑的脸些许增添了底片上的狡黠、彪悍以及桀骜，仿佛是一个粗糙、执拗、善于钻营的老头才该有的形象，随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理所当然的强加于人，哪怕是表达善意，又好像随时可以拿着全部家当赌上一把赌的赌痞。对此前后矛盾的感觉，尤其是后者如此让人沮丧和心有不甘，所以我始终拒绝承认这种仅凭几样色彩拼凑的人脸得来的判断，些许心虚的认为一个和蔼的老人、如此受欢迎的作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和一张无可救药的脸扯上半点联系。

但是500页的自传确实某种程度上戳破了读者的情感泡沫：在南开大学就读时抗战爆发，“未曾读书先学剑”的黄仁宇决定投身疆场，不难想象其意气风发，与此同时在《黄河青山》第一章的第一段，作者也提到了他身着军装时对一位叫“安”的女子“一见倾心”，时隔数十年后，文字中情感依然，此中又可见其温情、细致的一面；其彪悍和桀骜的特点在书中也不难寻觅---效力于某将军麾下时，黄仁宇故意向对面走过的其他将军不是按照官阶行礼，而是按照内心对其的实际敬意。根据上述文字的举证，我对自己的前期的判断心有窃喜，也许黄仁宇的性格确如我所感知。更加幸运的是，与其同时代的人物对没有写入《黄河青山》的琐事竟然颇有记录，其些许狡黠、放肆的性格也有显露其中，据王春瑜《琐忆黄仁宇》所述，在一次（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组织的明史国际讨论会中，身在美国的黄仁宇作为被邀请者，复信声称自己生活拮据到难以支付往来机票，要求主办方提供来回飞机票，及住宾馆的食宿费，而且又额外附加条件，让会议组织方同意安排他与妹妹相见并一同提供相应食宿，及至会议讨论时黄仁宇“说着说着，竟跳起来，蹲在沙发上，侃侃而谈”，以至让人认为黄仁宇是“兵痞”，但是会下王春瑜前来拜访时，黄仁宇又热情诚恳以待。

总之，文字之外的黄仁宇是冲动又理智的，是狡黠又诚恳的，是吝啬又热情的。

二．其事---大历史中的黄仁宇见证了历史的形成

可以说，黄仁宇的文字所受礼遇差不多完全从其可怜作者身上负向体现了出来---在他适合学习的年龄遭逢国难，大学一年的黄仁宇中断了学业而从军；在喜欢的女孩面前，满心谨慎却不得不承认对方并不爱自己；在应该享受胜利的时候，稍的安稳最后又不得不被迫远走美国；在应该事业有成的年龄，却不得不以34岁的大龄继续学业，同时为了生计不得不作着按小时计费的工作，便利店的货仓管理员、夜总会的洗碗工、酒店的电梯管理员以至为了讨论历史问题要随电梯上上下下多次，因为不能间断工作；博士毕业后在老师余英时的推荐下才获得了新帕尔兹大学的一个职位，在从教10年后将近退休的年纪（61岁）却不幸被学校解聘，以至于在其自传中出现了“救济站”、“失业金”等字样，此经历让黄仁宇认为“受到了羞辱”；哪怕是其后走红海内的《万历十五年》等书籍的出版也是经历了难以想象最低点后才逐渐达到了最高点，彼时美国没有出版社愿意为其出版，商业出版社认为书中含有税收等专业内容，难以骤然获利而拒绝，而大学出版社则认为其文章不符合通常历史论文规范而将他又推向商业出版社，即便是转托友人在中国大陆出版，也未能一次成功，几经转折才找到中华书局，对方虽然同意付印但鉴于当时黄仁宇在国内并无名声，首次出版的样书远离了钱钟书所谓的“飞去来器”的比喻形象，而几乎不再属于作者---未署名“黄仁宇”三个字，只有题字者“廖沫沙”的名字，而此时黄仁宇已经年介64岁，作为此次成功的“补偿”，当黄仁宇在3年前接到出版社同意出书的电话时，正是他被解聘的当天…

黄仁宇大历史叙事风格就是以小历史展现大历史，黄仁宇的经历无意中把自己放在了他的叙事中，“我写回忆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说明我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黄河青山》），这既是对其历史观的肯定也是对自己经历的无奈。《万历十五年》中，各色的人物的努力都失败了，而现实中黄仁宇自己也失败了，或者说他认为自己也失败了，如同遭受不公的司马迁一般受到了侮辱，和他共事朋友或同袍同样也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他们所做的努力都抵不过中国存在问题的总和，正因为黄仁宇多年后看懂了，所以才坦然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这个失败使得他“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在迁居美国多年后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之所以见识到如此多的奇人异事，面临如此多的暴力，因为当时处在政治的最低点和人心惶惶的最高点。

三、其文---直观与理性共同汇成独特历史观

正是这样的经历和性格，让他能够“窥见历史的形成，据以证实和补充所阅读的内容”，并有了历史学家最重要的能力---对活生生事物的理解，而黄仁宇自己也说，“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技艺而已。……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他的历史观也形成于此---用综合和演绎的

“望远镜”式的“大历史”观来看待千年的中国问题：

潜水艇三明治：黄仁宇先生的从军经历让他有机会从直观上形成了“潜水艇三明治”的观点，并能从上层三明治的边缘去观察下层，由此无数次的直观认识让黄仁宇在远离中国以后能够从全貌上看懂了中国。黄仁宇回忆认为，当时他所在军队的武装虽然先进，但是后勤补给仍然处在明朝的水平，他们被“悬在”空中，即上层和下层之间缺乏中间层的沟通，在云南守卫时，如果想要驮运物品，需要派士兵用枪胁迫村长才能找到所需的驴子，如果需要跨省寄信则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有了这样的亲身经历，说黄仁宇对问题的思考有先入为主的毛病也不为过，不过来源于活生生现实的先入为主让他从方方面面看清楚了中国，看懂了他自己动荡生活的本源。同时对“三明治”式社会的理论思考则应源于黄仁宇在参与《剑桥中国史》的编写中，通过研究努尔哈赤战胜明朝军队而来的---“中国农业帝国官僚是军事失利的原因”。

间架性设计：《明代的漕运》是黄仁宇的博士论文，其中对《中国大历史》中提到“间架性设计”思考已有萌芽，在第三章《明代管理大运河的行政机构》论及明朝对漕运管理的行政制度时，详述了漕运总督、漕运总兵、吏部、兵部、户部等对运河杂乱又复杂的管理后，黄仁宇写到“…明政府倾向于在前台维持一套僵硬的官僚体制，在后台进行调整和控制….”“...为什么不把分散的机构组成一套完整的漕运体制呢？…当时的通讯系统不发达，是难以建立一套全面的政府体制的…”，这就是后来被成为

“间架性设计”的理论来源，（在论文中的“明朝”的指向对象应该有黄仁宇曾所属军队的影子），即上层僵化的制度推行从不考虑现实的情况，由此推广开去，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看到了周公最初设计的“间架机构”，井田制、宗族制等等貌似正确的制度，都是在“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造成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简言之就是用削“现实”之足适“治理需要”之履。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有一段评论，或可作为“间架性设计”的某种注释---即社会中总会有人负责把自己的想法装进别人的脑袋，同时总有人负责按照这些想法演出，这样结合来看，前者是负责制定“间架性设计”的“三明治”的上层，后者就是“三明治”的下层。过于理想的制度就像过于崇高的理想，失之于僵硬，使得本来可以自行发展出来的各种社会关系和“三明治”的中间层丧失了机会，所有中国无法实现“数目字”上的管理，只能在既定的循环打转。

由直观而抽象，由感受而文字，由一点而全面得来的观点是黄仁宇思想的源头，

正如近代经济理论多起源和丰富于西方，就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给经济学者提供了观察的样本更直观的刺激了学者们的日常生活，黄仁宇也是在切身经历了历史后才看懂了历史，形成了自己独特历史观。

文章里的黄仁宇目光开阔，黄仁宇的文章里思想深远。

参考资料：《黄河青山》；《明代的漕运》；《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

《琐忆黄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