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看病的過程，無非從“症—證—方”入手，無論先從何處入手，都離不開“辯證論治”的核心。
辯證論治，在臨床中常要走三條“入手”路：
一是“從辯病機入手”的辯證論治：根據“全部脈舌症狀”，先進行“辯證知機”（症——證）。辨清病機之後，再辨方證（類方——方）。“從辯病機入手”的辯證論治，遵循“症——證——類方——方”的順序。比如，根據脈澀、舌紫、嘴唇青、夜痛增劇，辨為血瘀證。由此決定選用桂枝茯苓丸、桃核承氣湯等血瘀類方；再從類方中細辨具體之方，根據大便乾的症狀，最終選用血瘀熱結的桃核承氣湯。
二是“從辨病症入手”的辯證論治：根據“主要脈舌症狀（含病）”，先進行“病症分型”，比如，見到“咳喘”就考慮為可能是“麻杏石甘湯（裡熱證+表閉證）、小青龍湯（裡寒飲證+表閉證）、苓桂五味姜辛湯（裡寒飲證+無表證）等等咳喘類方劑”；再排查咳喘類方劑中哪個具體方劑能與“全部脈舌症狀”之病機相同，最後確定具體方劑。比如，看到有表證之症狀，則考慮選用小青龍湯；看不到表證之症狀，可考慮選用苓桂五味姜辛湯。
再如，看到厚膩黃苔，就考慮為可能是“三仁湯、八正散、四妙散等溼熱類方劑”，再針對具體病機進行排查。“從辯證入手”的辯證論治，遵循“症——類方——方”的順序。
三是“從辯方證入手”的辯證論治：從“全部脈舌症狀”入手，進行“直辯方證（藥證）”，比如，見到“脈浮緩、惡寒、發熱、汗出”就直接辯別為桂枝湯證；見到“脈弦細、口苦、默默不欲飲食”就直接辯別為小柴胡湯證。“從辯方證入手”的辯證論治，遵循“症——方”的順序。
有人會問，這豈不是把“辯證”的核心環節丟失了？其實，這是一個醫生辯證論治的尖端境界，就好像你見到你的家人，沒有必要刻意“計算、核對”她的身高多少、胖瘦如何、臉型怎樣等詳盡細節，而能夠“一眼認出”她是你的姐姐、還是你的媽媽、或者是你的奶奶。辯證的精髓，已經成為融入你的靈魂，實際上你在為病人診病的分秒之間，腦海中已經在潛意識中進行了辨證論治。這需要對常用方證如同親人般地熟悉。——這種辯證，是一種剎那間的“整體辯證”，或者說，已經把“辯證論治”由“辨病機”提升到“辯別最精細的證——方證”。
需要注意的是：當前傷寒界也有人把方證相對理解成“方症相對”，認為只要臨床症狀和《傷寒雜病論》原始條文一致，就可不管病機是否吻合，而直接用條文所處之方即可。我認為，這是嚴重錯誤的。其實，真正的直辨方證，一定會在辨出方證後，閃電般（甚至下意識）核對方證與病機是否吻合。所以，其實為遵循“症——方（——證）”的順序。
事實上，臨床醫生最常走的辯證論治“入手之路”是後兩類，或者“從辯病症入手”，或者“從辯方證入手”。在本質上，這兩種方法中其實都已包含了“辯病機”的內容。但是，要記住，當你面臨疑難病症的時候，最有效的辦法仍然是最笨拙的方法——直接“從辨病機入手”。乃至於針對很多西醫難以解決的疑難病證，中醫的診療則是“只抓中醫之病機，不管西醫之病名”。中醫之所以能夠治療很多“西醫眼中的疑難病症”，就是因為中醫根據病機進行治療，旨在改善人體內的大環境。比如，對於西醫治療效果欠佳的皮膚病、腎病、非典、甲流等疑難病症，中醫大多數情況並不治療非典、甲流等‘具體之病’，而是側重治療“這個患有非典、甲流的人，當前的‘整體之病’（即根據脈舌整狀所反映的病機，如裡溼熱+表閉）”。“整體之病”得到治療，附著“整體之病”而生的“具體之病”也往往會得到治療（注意：也有部分“具體之病”，不一定隨“整體之病”的改善而得到相應改善，中醫也和西醫一樣，存在著自身無法解決的疑難病症，大約佔門診比例的20%左右）。
相對而言，常見病多采用“從辯病症入手”（中醫內外婦兒教材，就是從這種角度編寫的），疑難病多采用“從辯病機入手”，而無論常見病、疑難病都可採用“從辯方證入手”。
此外，上述三條入手之路，都可從肯定性和否定性兩方面進行分析，比如，舌苔厚膩，肯定不是虛證，就可以先把虛證排除，而把辨證範圍“縮小”到實證，然後，再繼續“縮小”範圍，最後縮小到方證。
不管是從辨病機入手，還是辨病症入手，還是辨方證入手，“入手”三條路，皆不離“辯證論證之核心——病機。
有人會問：到底先辨病位還是先辨病性？先辨六經還是先辨八綱還是先辨方證呢？其實，正如同一個人走路既要邁左腳，又要邁右腳。是先邁左腳，還是先邁右腳呢？這要看你的習慣，不必強求。中醫診病的時候，也是如此，先辨病位還是先辨病性都可以，但是，一定要病位和病性都要分別辨出來。六經、八綱、方證也不局先後，先辨什麼都可以，但也要病性、病位、八綱、六經、氣水血證、方證都要分別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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