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03年，燕王朱棣取得皇位，隨後決定遷都北平，並在元大都基礎上重建北京城。此後的正統、嘉靖、隆慶年間都曾對北京城的城牆及其他建築進行過較大規模的修繕、改建。為了確保工程質量，朝廷採取了一系列的嚴厲措施。
“實名制”便於“倒查”：
興建北京城時，永樂皇帝效仿明太祖修建南京城的做法，令燒製磚瓦的官窯、私窯在磚瓦的側面或背面刻上窯場的字號及生產年份，有的還刻上窯主和監工的名字，如“××窯/窯匠××”“××廠/造磚夫××”“大明永樂×年”等字樣。
如果在施工時發現磚瓦有質量問題，便可根據磚瓦上的“落款”進行“倒查”。只要核實清了，輕者重罰，重者斬首。這種“實名制”一直延續到清朝。
1981年古建部門對東便門角樓進行大規模修繕時，曾發現許多磚瓦上帶有“嘉靖”“隆慶”明朝年號及窯廠字號。
前後工序逐層連查：修建北京城時，一處建築施工往往需要多道工序，所以曾實施過“逐層連查”制度，即下一道工序的工匠要對上一道工序進行檢查，認為不合格的可以拒絕繼續施工，並向督察官員“舉報”。
若不檢查即施工者，將受到嚴厲處罰。
嘉靖年間，開始在九門甕城之內修建關帝廟，以“四面興之”。按要求地基要打一尺五的三合土，土層分三次夯實，夯層應質地堅硬。可修建東直門關帝廟時，打三合土的工匠為省時省料，只打了兩層，便讓石匠接著施工，他們以為三合土是最底層，石匠查不出到底有多厚。
不想石匠卻仔細查看了一番，發現三合土層不足一尺，拒絕繼續施工，並向督察官員“舉報”，故此打三合土的工匠受到懲處。
督察大錘隨時敲打：修建北京城期間，皇帝要選派一些官員督察工程進度和質量。
《大明雜錄》載：正統十年（1445年）英宗命太監阮安、成國公朱勇、修武伯沈榮等人負責督工，將內城東、西、南三面改為磚砌高牆。他們將下屬官員分片包乾，隨時檢查工程質量。這些人到建築工地去檢查時，要手持一把大錘，時不時地掄起大錘東敲一下，西砸一下，當聽到哪段城牆聲音不對，有空響嫌疑時，就要仔細查看，一旦查出偷工減料或建築結構不實的，立即懲治。所以一聽到大錘的敲擊聲，就令不少工匠們心驚膽戰，施工時倍加小心。
督察不利官員連帶被懲：明代規定，一旦發現工程質量有問題，督察官員將受到連帶處罰，絕不姑息。
《明城營造瑣記》載：正統二年（1437年），興建京城內城九門之一的德勝門。德勝門由城樓、箭樓和甕城等組成，是一座具有群體軍事防禦功能的建築。
因此，明英宗朱祁鎮格外重視，親臨工地檢查。在查看城牆時，他令人砸開夾漿檢查，發現灰漿“稍雜泥壤”，“間隙超度”，即灰漿不純，間隙過大，隨即將修建此城牆的工匠、包工頭十餘人抓了起來。
次日，又對這一工程的多位督察官員包括工部侍郎、營繕司郎中等“直接責任人”進行了懲處，有的被革職，有的被廷杖。一包到底嚴禁轉包：明朝修建北京城時，曾對部分工程實行過一包到底的“政策”，即某一工程由一家營造廠承包施工，嚴禁轉包和層層承包。這樣，一旦出了工程質量問題，承包人便是“第一責任人”，便於查辦。
正統元年（1436年）開始，將京城護城河加深後改為石砌河岸，其中文明門（正統二年改稱崇文門）外東側臨近通惠河一段的河岸要在汛期之前完成。為了趕工期，承包這一段砌壘石牆的營造廠私下裡將20丈長的河岸轉包給了通州一家營造廠。而這家營造廠在施工中偷工減料，以致造成河牆坍塌，多人傷亡。
於是，這兩家營造廠的老闆均被押至順天府大興縣監牢，不久被判“秋後問斬”，而朝廷派的督察官員因監察不利而被“廷杖八十”。
工匠需有人擔保方能“上崗”：修建北京城時，對工匠的技術水平也有一定要求，特別是永樂年間，有一段時期還要求參加施工的工匠要有擔保人，尤其是“三匠”，即木匠、石匠、瓦匠，由營造廠或石作擔保其經過“三年零一節”的學徒，以防濫竽充數，更重要的是為了保證施工質量。
北京的城牆外側用磚砌有雉堞，俗稱垛口，高一米九，寬一米五，厚七十釐米，每隔五十釐米設一個垛口。
據傳，承包阜成門到西直門之間其中一段的是山東一家營造廠，因瓦工人手不夠，為如期完工，包工頭便從鄉下招來10個多少會點兒瓦匠活兒的人參與施工。但這些人壘個豬窩、羊圈還湊合，修城牆的技術差得太多，所以砌成的垛口大小尺寸不一。這些人只幹了一天的活，就被督察官員發現了，經詢問證實，他們從未“拜師學藝”。
結果，包工頭當即被抓了起來，送至大牢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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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明代修建北京城時所實施的一系列措施似乎太過“嚴厲”，缺少點“人性化”，但卻震懾了許多工匠及督察官員，所以施工時不敢掉以輕心，由此杜絕了不少“豆腐渣工程”。
時至今日，京城一些保存下來的明代建築，如紫禁城、正陽門城樓、德勝門箭樓及宮殿、廟宇，雖經百年的風雨滄桑依然堅固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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