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眼里的孙中山
张小笨
说起辛亥革命的人和事，至少有两位伟人是绝难绕开的：几乎要成了医生而后来跟医生却绝不相关的革命伟人孙中山和文化伟人鲁迅。当年一度同在日本而归国后也可算是南京临时政府里的“同事”的孙、鲁二人，并没有直接的往来。作为“后死者”，鲁迅对孙中山有过诸多评点。必须指出的是，鲁迅在公开场合的说法和他私下里的看法并不一致。
在《鲁迅全集》中，鲁迅多次评点过孙中山，不同场合评点的内容是有侧重的。他最早提及孙中山的名字，当在1925年4月8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这封信后被收入《两地书·一○》（按，《书信·250408 致许广平》里的内容与之大同小异）说：
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
由此可见，鲁迅对孙中山为革命“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没有什么起色的社会现状感慨颇深。
即便如此，鲁迅对孙氏的功劳还是很为赞叹的。他在孙氏逝世一周年时所作的《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写道：
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
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
……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可见，鲁迅把孙中山的功劳摆到可谓无以复加的高位上了。而鲁迅对孙中山丰功伟绩的高度赞扬，其实还不仅如此而已。因为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里，鲁迅也有过与此相类似的意思：
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
但是，“革命尚未成功”。
……
中山先生却常在革命的前线。
但中山先生还有许多书。我想：中山大学与革命的关系，大概就等于许多书。但不是死书：他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
诚然，鲁迅在《二心集·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中则说：“不错，中外古今的小说太多了，里面有‘舆榇’，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对天立誓’。耳濡目染，诚然也不免来抬棺材，砍指头，哭孙陵，宣誓出发的。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之博士讲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要‘不要古典’，现在在行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此外，鲁迅还在他们夫妻俩的私信合集《两地书·一二二》里认为：“今天路过前门车站，看见很扎着些素彩牌坊了，但这些典礼，似乎只有少数人在忙。”这就是说，他通过与孙中山相关的一些事情如哭孙陵和为之安排“奉安典礼”时人们的做法，来表明对孙博士的不尽感慨和无限凭吊了。
此外，鲁迅还说过如下的话：“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还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所言，其实在那时，就已经给陈炯明的大炮轰击过了。则可见出作者对孙中山有褒有议的真切看法了。
据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鲁迅对孙中山的看法其实是不尽相同的，亦即他在正式场合往往是正面的评价，而在私下里，虽不能说是相当负面，但至少也似乎并不怎么全身心“倾倒”。那么，他何以会有如此看似矛盾的评点或说是所说相异颇大的看法呢？
我认为，主要是由于鲁迅热爱新创建的中华民国所致。事实上，鲁迅终其一生都是非常珍爱中华民国的，为此他还写过不少著名的文章。如他在1925年2月6日所写的《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就说：
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里有理想的光。
我们从鲁迅对那么些“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的极端愤慨以及对无端被“破坏者”的痛惜，正可见出他对中华民国是何等的爱护了。不仅如此，同样的意思也出现在稍后几天他所写的《华盖集·忽然想到（三）》里，其中的话语尤其令人深思：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俗话说：“只有爱之深，才能恨之切。”这在文化伟人鲁迅身上也体现得极为显明。可以说，正是鲁迅这种热爱全新的国家——中华民国——的感情使然，尽管他对孙氏未必真有那么热爱，但因中华民国与孙氏的广义参与和长期领导密切相关，故鲁迅在正式场合维护孙氏的荣光，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鲁迅在晚年所写的《准风月谈·双十怀古——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以及《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等篇章里，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他之所以“唇焦舌燥”地去为民国的存在和发展而努力地鼓和呼，其实就是由于“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听不到什么嘲骂”了。
在这里，尽管鲁迅是以他惯常而独特的笔调和文风作出他热爱中华民国的理由，即言语间尽管说得颇带调侃的风味，却也正可见出他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感情之一斑了。至于某些论者一味说鲁迅一再如何如何地去推崇孙中山云云，其实大抵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而已。对此，我们应该客观地看问题，才能对得起先贤，也对得起原本就颇为纷纭复杂而且似乎有些被改篡了的近代历史及其中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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