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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安全的決定》。此項決定充分體現了我國保護野生動物的決心和魄力，也標誌著我國在生態文明和社會文明上邁出了關鍵一步。
我國的動物保護法令和動物保護思想
幾千年前就已出現
並且歷朝歷代不斷完善
下面讓我們瞭解一下
古人們
在保護野生動物方面的智慧和亮點吧
古代的野生動物保護機構
我國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五帝時代，就出現了野生動物保護機構和官職，那時管理山澤鳥獸的官職被稱為“虞”。舜帝任命益為“虞”。虞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動物保護機構，而益則是世界上第一位動物保護官員。
周朝時，管理山、澤、林、川的官員分別被稱為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並按山澤林川的規模設置了大、中、小三類機構及員工的數量。周朝專管禁獵政令的職務叫“跡人”，“跡人”負責守護圍場、防止偷獵、保護野獸，凡是捕獵之人都必須服從“跡人”的命令。
後來，我國不同的歷史時期國家也都會設置專門保護、管理野生動物的機構。秦、漢時期山林川澤皆歸少府管理，漢代還設上林苑主管苑囿。三國時的魏、晉設虞曹郎，隋唐設虞部，宋、明、清三朝的機構設置與隋唐基本相同,元代則有上林署令、丞等。
最早的和最嚴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令
根據《逸周書·大聚篇》記載：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大禹曾發佈禁令：“在夏三月，川澤不入網，以成魚鱉之長。”意思是說，三月份不準在河裡下網捕撈魚鱉。
這應該是世界上最早的動物保護法令，也是關於禁漁期最早的文字記載。那時的動物數量和多樣性遠超現在，祖先就已經想到合理保護，有節制地捕獵。說到歷史上最嚴厲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令，當數公元前十一世紀，西周王朝頒佈的《伐崇令》。該規定將動物保護種類進一步擴大，明確要求“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六畜有狹義和廣義兩個概念，狹義的六畜指牛、馬、羊、豬、狗、雞這些被人類馴化的家畜，廣義的六畜指包括野生動物在內的所有動物。《伐崇令》中所說的毋動六畜是泛指所有動物，如果違反此禁令就是死罪，可以說《伐崇令》是人類歷史上最嚴厲的保護野生動物立法了。
元朝的動物福利保障和晚清的反虐待動物法令
13世紀初始，成吉思汗制定了《大扎撒法》，其中對動物保護的規定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變化。該法律規定，任何人往躺在地上的動物身上小便將被處以刑罰。通過這一條法令我們可以發現，元代的動物保護制度更為尊重動物，現代意義的動物福利保障已經出現萌芽。
到了晚清時期，我國開始出現反虐待動物的機構和法令。1906年，《京師內外城巡警總廳辦事規則》規定，京師內外城巡警總廳承擔警事、治安、正俗、防疫等事項的立法職責和管理職責，動物的善待管理及其立法屬於“正俗”職責範圍。京師外城巡警總廳制定的《管理大車規則》第五條規定，不準虐待牲口。這是“虐待”一詞，第一次由人擴展到動物。在晚清時期，中國就已經開始用“正俗”的名義來保護動物，說明了對良好社會風尚的重視。
明清皇室對野生動物的保護
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喜好對野生動物的命運起著巨大的影響，唐中宗下令動用軍隊到嶺南捕鳥，為安樂公主採集百鳥羽毛製成百鳥裙，許多鳥類因此滅絕。安樂公主造百鳥裙以後，官員和百姓紛紛效仿，最後竟然造成“山林奇禽異獸，搜山蕩谷，掃地無遺”的局面。可見，統治階級的錯誤觀念和奢靡之風會給野生動物帶來多麼悲慘的命運。
到了明清時期，部分統治者高度重視野生動物的保護，以身作則，示範天下。《明史·食貨志》載：“仁宗初，光祿卿井泉奏，歲例遣正官往南京採玉面狸，帝斥之曰：‘小人不達政大體。朕方下詔，盡罷不急之務以息民，豈以口腹細故，失大信耶！’玉面狸就是現在大家熟知的果子狸，當時是供皇宮享用的一種野生動物。如果皇帝帶頭食用果子狸，必然引起全社會的效仿，明仁宗這一斥責挽救了大量果子狸的性命。
雍正皇帝拒絕使用象牙製品的做法也同樣值得稱讚，《清實錄》中提到 ，廣東等地向皇室進貢象牙製品，雍正皇帝以為偶然進獻，便未下旨禁止，沒想到全國各地向皇室進貢象牙製品之風日盛，雍正皇帝遂下諭旨 ：“朕與一切器具，但取樸素實用，不尚華麗工巧，屢降諭旨甚明……等傳諭廣東督撫，若廣東工匠為此，則禁其勿得再製。若從海洋而來，從此屏棄勿買，則製造之風，自然止息矣。”這道諭旨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個禁止象牙製品的禁令，既杜絕了皇室奢靡之風，也有效地保護了野生動物。
現在我們知道，我國古代就已經開始通過立法保護野生動物，而且不乏尊重自然規律、尊重生命，閃爍著人類智慧的法律規定。但古人卻沒有意識到疫情暴發與食用野生動物之間的聯繫，僅有零星記載食用野味後染疾的個例。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記載過食用蝙蝠而亡的病例：“伏翼（蝙蝠）……仙經以為服之令人不死者，乃方士誑言也。（宋代）李石《續博物志》雲：唐陳子真得蝙蝠大如鴉，服之一夕大洩而死，又宋劉亮得白蝙蝠白蟾蜍合仙丹，服之立死。”可見唐宋已經有人因食用蝙蝠中毒而亡。
古人沒有將食用野生動物死亡上升到公共衛生安全的層面，一方面是因為古代科學技術不發達，另一方面是因為交通閉塞，人口密度低，對病毒傳播形成了天然的隔離屏障。但如今的世界，人口數量高達70億，發達的交通也讓病毒傳播搭上“便車”，人類對自然界的不尊重，不斷地在反噬自身。2003年的SARS、2012年的MERS以及今年的新型冠狀病毒，一次次深刻的教訓、沉重的代價告訴我們：不打擾野生動物，便是人類對自然最大的溫柔。
此次出臺的《決定》釋放出國家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的強烈法治信號。革除吃“野味”的社會陋習，需要法治的力量，也同樣需要在觀念上徹底的革命和轉變，只有發自內心地敬畏自然、尊重生命，才會換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悲劇才不會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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