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各大媒体都通报了这则消息，诺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被伊斯坦布尔民事法院裁定有罪，他必须为自己关于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在土耳其遭到屠杀的言论，向六名原告每人赔付1000土耳其新里拉(约合人民币4217元)。关于此事的渊源，新近出版的帕慕克新作《别样的色彩》一书中有过介绍，2005年2月，帕慕克在瑞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到有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库尔德人在土耳其惨遭杀戮，“可除我之外，无人胆敢谈论此事”。此言论一出，舆论哗然，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者援引新颁布的刑法，以“侮辱土耳其国格罪”将帕慕克告上法庭，据说按照此律法，被告最高可被控入狱三年。
在后来给《纽约客》撰写的《受审》一文中，帕慕克写到：“我生活的国家，总是很尊重高官、圣人和警察，但是却拒绝尊重作家，除非这些作家打官司或坐牢多年。”此事件刚出，有朋友开玩笑说他应该对此感到荣耀，因为他终于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但他生于斯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他长于斯的国家土耳其似乎并不乐意承认他是一位土耳其作家，尤其面对那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一度不得不雇佣保镖随身出行。2006年10月，随着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国内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许多人开始质疑诺奖委员会，认为颁奖给帕慕克不是因为他的文学价值，而是他发表了贬低自己国家的言论，揭露土耳其历史中的伤疤，取悦于西方的缘故。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帕慕克提名诺奖的主要作品就是那本描述和讴歌自己成长的城市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回忆》，而如今他却不得不面临一种被自己热爱的城市和人民告上法庭的窘况。
因言获罪的作家自古依然，帕慕克不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与他有着极为相似命运的还有他在《别样的色彩》一书中提到的印度裔小说家萨曼·拉什迪。早在1988年，拉什迪出版了《撒旦诗篇》一书，因为其中涉及到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激怒了伊斯兰世界。1989年2月14日，伊朗前精神领袖霍梅尼宣布拉什迪的小说中有亵渎伊斯兰教先知和《古兰经》的内容，号召穆斯林在全世界追杀拉什迪。拉什迪的这部作品在其他国家出版时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恐怖威胁，甚至有译者遭到暗杀。拉什迪也不得不过着由警方保护的地下生活，直到1998年伊朗总统口头承诺不再用恐怖行动威胁拉什迪的生命安全。帕慕克在分析此次事件时说，一个小说家的政治观与他所属的社会、党派和集团毫无关系，“一个小说家的政治观，来自他的想象，来自于他把自己想象成他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可以探讨以前无人注意到人类真相。这使他成为那些无法表达自身利益、愤怒没人理解、声音被压制者的代言人”。同理，身为一个土耳其小说家，如果他不能描绘出库尔德人或者其他少数族裔的形象，如果他忽视了该国未被言说的历史中的黑暗内容，他就不是一个称职尽责的小说家。帕慕克在《别样的色彩》中用了很多文字诠释和追问小说家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对很多作家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是明显，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人民。但是这样的答案是否意味着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无条件地溺爱，对它历史中的阴暗面视而不见？有该如何判定一个小说家的责任？
发生在帕慕克身上的事件使他重新反思作家为谁写作的终极问题。但是他给出的答案多少有些扑朔迷离：作家为他们理想的读者，为他们亲爱的人，为他们自己写作，或者说他们甚至不为任何人写作。这样的回答与其说是答案，倒不如说是通过一连串语词的流动故意回避了单一的真理性陈述。换句话说，作家可以为任何人写作，你不能用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陈述约束作家的创作。作家的立场不一定非要是政治性的选择，他所能唯一凭借的只有自己的想象力，出于自我良知的判断。就像村上春树的那句名言，作家如果非要在一堵墙和一个鸡蛋之间选择，他只能选择站在鸡蛋一边。一个小说家，如果为民族主义的傲慢情绪所左右，丧失了自己清醒的判断，那才是最为悲哀的事情。
帕慕克案的判决生效后，有人很幽默地说：可惜他没有坐牢，又失去了一次成为真正土耳其作家的机会。一个作出这样判决的国家应该以此为耻，但是同样还有很多国家以此为荣耀。
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宗笑飞 林边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定价：36.00元
帕慕克解读自己的作品：
“在中国《我的名字叫红》最受欢迎，而在美国是《雪》，在西班牙是《伊斯坦布尔》。我的理解是，美国人喜欢《雪》，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伊斯兰文化和传统。而德国等欧洲国家喜欢《雪》，是因为他们忧虑是否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相对而言，非西方国家大多喜欢《我的名字叫红》，我的理解是现代化就意味着告别往昔吗？这些痛苦的问题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以特别的方式回答了，我的书就在于处理这种困境。这些悲剧根源在于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帕慕克与中国：
帕慕克是一个不折不扣“中国迷”。“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上世纪40年代，我就阅读了土耳其文有关孔子的文章。上世纪60年代，我读到了鲁迅的《呐喊》。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了美国，在那我读到了英文版的《红楼梦》。”
帕慕克与伊斯坦布尔的图片（见附件，文字按顺序排列）：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在一栋跟我们家相似的房子里……” ——文字选择《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六至十岁之间，我跟哥哥没完没了地打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揍得我越来越凶。” ——文字选择《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这个昏暗世界的吸引力让我一向喜欢伊斯坦布尔的冬季甚于夏” ——文字选择《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我们可将此种混乱、朦胧的状态称为忧伤，或者叫它的土耳其名称“呼唤（huzun），这是某种集体而非个人的忧伤。” ——文字选择《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我画海水通过市中心、以天际线为背景的波斯普鲁斯风光。” ——文字选择《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若想体验伊斯坦布尔的后街，若想欣赏使废墟具有偶然之美的常春藤和书目，首先你在它们面前，必须成为‘陌生人’” ——文字选择《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伊斯坦布尔所承载的‘呼愁’不是‘有治愈之法的疾病’，也不是‘我们得从中解脱的自来之苦’，而是自愿承载的‘呼愁’。” ——文字选择《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自18世纪中叶和整个19世纪以来，踏上伊斯坦布尔的大部分西方观察者偏好的主题包括：后宫、奴隶市场、街头的乞丐、背上扛的东西大得令人难以想像的搬夫……” ——文字选择《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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