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第08期《建築學報》刊登了陳佔祥的文章《建築師歷史地位的演變》。

建築師歷史地位的演變

陳佔祥

我國的建築師職稱現已恢復，這是十分必要的。過去，我國把建築師一般稱為工程師。在西方，稱一位建築師為工程師可能引起對方的抗議。建築師是三大古老職業之一，其它是醫師和律師。歐洲人說醫師是恢復（人體）秩序，律師維持（社會）秩序，建築師創造（物質世界）秩序。聽來好象此話出於建築師之口，以標榜自己職業的重要性，但亦不見得全無道理。

早在公元早在公元前25年,古羅馬建築師兼軍事工程師維曲羅維斯（Marcus Vitruvius Pollio）編寫了建築十卷書獻給他的君主奧古斯塔斯大帝。可見建築師職稱是由來已久。維曲羅維斯在書的第一章就討論了建築師的教育。他要求建築師能寫善畫精通幾何學與數學，熟悉歷史與哲理，懂得音樂樂理，各門自然科學以及各學科間相互關係，以及天體星球之間相互關係。這些是當時的要求，與我們今天的理解不完全一樣。所謂“寫”，“指建築師要善於觀察，總結經驗，把它們記錄下來。“畫”是把他的設計型體表達出來進行研究；幾何學就是為了幫助他達到這一目標。自然科學指的是視覺學、力學、幾何學、樂理等。歷史是為了更好理解建築裝飾的歷史上的應用，不要盲目抄襲古人。天體星球相互關係用來觀察氣候等自然條件。可見，古代建築師就不是一位獨一門的工程師。維曲羅維斯提出對建築師的要求是出於當時對建築定義的看法，那就是“建築是由許多種科學產生的一門科學，各門學問的發展豐富了它的內容；建築科學有助於對其它技術成果的應用做出評價……” 兩千年前的話，看來仍然值得今天認真研究。

建築到今天還是各學科的綜合產物：建築師應當對一切技術成果能予以正確評價和實際應用。中古的歐洲，建築師名稱在歷史中消失了，而代之以匠師（Master Builder），以高超營造技藝為宗教服務。在整個被人誤認為是“黑暗時代”的中古封建時期內，作為建築師的匠人都是木工或瓦工匠師付，有自已行業公會，因此是獨立手工業者。職工組織保證營造技術的持久而連續的發展，以及對宗教的虔誠保證服務質量。從古羅馬到所謂“黑暗時代”，歷史在前進，建築學並未因建築師稱號的消失而停滯，相反卻在不斷前進。今天在歐洲中古建築歷史遺蹟數量實際上大大超過文藝復興時期建築而且更有力地表現出建築的人民性，儘管總的說來都帶著顯明的宗教調子。中古城市輪廓就是最好的例子：高地上高聳雲霄的教堂尖塔俯視整個城鎮；凡俗建築物擁繞著禮拜堂；這裡沒有耀武揚威的軸線大道，令人生畏的左右對稱，城市格局按地形地貌和城市活動需要而有機地成長起來。似乎沒有什麼規劃；不過是城鎮自身在一定地點上和時間內有規律的發展。這類中古的城鎮景觀今天都成了城市的驕傲，旅遊者的響往。

到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中古傳統受到挑戰。15世紀的阿爾培蒂（Leon Batista Alberti）是大學問家、建築師和藝術家，當過羅馬教皇的拉丁文秘書，他總結了前人的經驗也寫了一本建築十卷書，一本繪畫三卷書和一本雕塑一卷書，為文藝復興奠定了一個完整建築理論體系。這是一個人文主義的思想體系。阿爾培蒂是把城市與建築結合起來探討的。雖然沒有描繪一幅理想社會的蘭圖，但他設想的城市是秩序井然、公私建築各得其所, 反對炫耀與誇張, 主張謹慎有禮。他的設計是以人為中心，人的尺度是建築與城市環境的尺度。從這樣建築思想出發，他當然要對建築師其人提出相應的要求。所以在第9卷第十章裡他提出對建築師這樣的要求，首先是建築師對後代的責任與本人的榮譽，切莫由於無知、粗率、愚蠢而為後世所不齒。“謹慎、明智和有學問的建築師設計的建築”應當既能得到富裕者的欣賞而同時又不違背勤儉原則。這樣的建築，用阿爾培蒂的著名主張來解釋就是要求建築整體中的一切細部都各得其所，多一點或少一點都不行，細部與細部，細部與整體密切聯繫，不可分割。要達到這一步，“建築師必須有智慧，知識經驗，善於判斷構圖並有能力把自己意圖貫徹到最後完成的建築上”。最根本的是“謹慎”和“深思熟慮”。必須避免的是“輕率、固執、炫耀、任性”。最後要求建築師善於向人學習並詳盡地指出如何向他人和過去學習。15世紀資本主義萌芽，社會發生變化，對建築不同的要求需要建築師有相應的變化，阿爾培蒂的建築十卷書是時代的必然。阿爾培蒂論點中，除了最墓本的人文主義思想外，特別強調了“謹鎮”，強烈反對不合理的浪費，這與奧古斯塔斯大帝幕下奴隸社會的維曲羅維斯很不一樣，清楚說明了時代的特徵。

從15到17世紀，建築師在宮廷享受供養，為他們的君主和貴族服務，傳統的工匠則在一般工程中仍起著主要作用。為王公貴族服務的建築普遍以文藝復興為其風格。順便提一下，文藝復興一詞看來有些不大確切，現在應改為“獨特風格派建築”（mannerist architecture）。因為從那時開始，建築獨特風格成了人們有意識追求的欣賞對象。18世紀的英國貴族紛紛去意大利和法國旅行（grand tour），研究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古典建築，作為貴族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來標誌貴族地位與文化修養。到18世紀, 建築師已經確立他的無可爭辯的建築鑑賞仲裁者的地位（arbiter of taste）。到此，建築的社會作用和建築師的社會地位已經確立無疑，但作為現代職業的建築師還要等到19世紀中葉才在法律上得到正式承認，這是資本主義到了全盛時期，社會分工的必然結果。19世紀下半葉，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成立。所謂皇家實質上是國家批准的意思。協會實質上是繼承了中古行業公會的傳統，目的在於保衛建築師的權利與義務，保證建築師社會服務質量，協會審核申請入會會員資格，舉行會員考試，及格後被接受為會員才正式為建築師在社會中執行業務。協會有權過問建築系教育，並制定建築教育課程作為高等建築教育的依據。協會規定建築師行業守則，嚴格要求建築師以最大的公正為委託人利益服務，在委託人與承包人之間保持公正立場。所以到今天英國一切工程合同，建築師受聘合同，收費標準等，都是根據協會標準合同格式制定的。

資本主義社會向建築師提出與以往歷史時期完全不同的任務；服務對象不再是王公貴族，而是掌握社會財富的資本家。中世紀的行會，文藝復興時期建築師取得的建築藝術仲裁地位，兩者結合起來出現了現代建築師新人物。建築師協會的行業守則和各項合同制度，使建築設計亦成為一種商品而按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規律辦事。

新興資本家擁有大量財富，與過去貴族相比，文化修養上不是相形見細的。然而與技術發展的同時，資本主義都比封建帝王更有能力發掘和積累歷史資料，在建築領域裡，研究範圍比世紀貴族旅行學習更加廣泛：埃及學，古希臘，中東，遠東等等各方面研究取得很大成就。於是在建築設計中出現了各種各樣復古風格。有人認為這是當時浪漫主義思潮的反映。實際上，資本家憑其財富任意選其所好，埃及，印度，中國等等異國風格，相繼出現，作為獵奇的表現。一切只追求標新立異，絲毫沒有認真研究別的民族文化的願望。19世紀中葉，英國修建外交部大樓時，建築風格引起一場軒然大波，首相派麥司東堅持用意大利文藝復興風格。建築師高脫袛好把原來的高直式設計披上意大利文藝復興外套（今天美國外交部大樓仍聳立在倫敦白廳街上）。原來高直式設計後來卻又套用在潘格勒斯火車站上。這就是近代建築史上著名的“風格之戰”。正是在這樣建築混戰之中，設計質量每況愈下，虛假造作，形象惡劣，細部粗糙，建築藝術在市場經濟衝擊下處於非常低落階段。建築界少數有識之士起而反抗。這些人從對建築藝術質量低落髮難開始，意識到根本問題還是在於社會財富的不公平分配。當時歐洲已進入工業化高潮，伴隨而來的城市化暴露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東倫教英國無產者的極端貧困與非人生活環境更激發了一些有識之士的義憤。然而他們提出的對策始終帶有濃厚改良社會主義色彩。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在歐文的蘇格蘭勒那克（Lanark）創造工人示範村之後八十多年，法國名建築師柯布西耶還在他的名著《關於新建築》一書的最後一章提出“要建築還是要革命”。這些先驅者確是認真為社會服務的態度探索了建築問題。他們利用當代技術成就, 遠在二、三十年代就看到建築工業化的可能性去發展低造價人民住宅，由此，自然地引出了住宅群佈置問題即鄰里單位，最後必然更進一步邁入城市規劃領域。三十年代的雅典憲章就是這樣產生的。這一憲章確是建築史中的里程碑，它標誌著建築發展中一個根本轉變：從為上帝神明帝皇到王公貴族，資本家逐漸向為社會服務轉變。雅典憲章說的是城市規劃實質上是建築問題，因為對當時先驅者來說城市功能是住宅功能的繼續與擴大，而建築造型的根據是城市的功能；柯布西耶的“太陽城”就是建築與城市結合的柯布西耶思想的產物。今天流行的一句話“建築設計必須從城市內容（urban context）出發”，就是這個道理，不過現在的理解比雅典憲章更充實罷了。也就是說突破了純功能的觀點而深入到人類環境的各個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雅典憲章曾對建築教育起過積極作用，在指導實踐方面，具體例子不多，所謂現代建築在西方城市裡幾乎是鳳毛麟角。戰後，歐洲城市面臨嚴重的戰爭創傷，居民住宅大量短缺，資源不足，勞力不夠，時間緊迫等等問題。象以往那樣，個體建築個別處理、量身裁衣、個別加工、一一精心解決，顯然是行不通的。先驅者以前的設想在新形勢下有了開闊的前途。柯布西耶多年的設想在馬賽公寓第一次得到實現。接著大倫敦市政府在羅漢姆頓模擬執行。美國在聖路易斯建造了依格羅、普洛鐵住宅區。這些建設項目完成後曾顯赫於一時, 但後來卻不受歡迎, 因為那些設計不過是建築師任憑自己想象與良好主觀願望把一種生活模式強加於人。為解決又多又快的住宅建設，體系建築曾大顯身手，用很短時間到處修建大批住宅。60年代大批高層公寓，不久為人所厭棄，更嚴重的是高層住宅對於社會治安和秩序不利。在快速大量住宅建設中，對於原有城市環境的考慮疏忽了，原有鄰里和年代較久的城市環境都被推倒；新建環境往往是沒有個性，沒有面目的地段。新環境恰好缺少環境質量。因此，人們開始認識到，住宅不僅是四面牆壁，用生態學術語來說，應當是人的“棲息點”——現在被稱為定居點（human settlement）。環境設計或綜合環境設計現在代替了城市規劃。並不是城市規劃不提了,相反卻是城市規劃概念的進一步深化。

四十年代規劃把總圖看成為規劃最後成果,以為總圖有了，建設就可以按此實現。這一幻想很快就被現實所否定，一二次大戰以前並無這樣的實踐機會。規劃必須是個動態過程，也是實現政策的過程，因此是不斷在發展著的。所以到1965年修改過的1947年英國城鄉規劃就把總圖改為“結構計劃”（Structure Plan）用文字圖表說明城市發展綱要。而規劃指的是局部開發規劃，這是從城市現狀，存在問題出發而圈定的，當然要求符合“結構計劃”, 圈定為行動範圍應當是整個建設過程中必然的第一步。顯而易見，這不是單憑建築師、規劃師（我指的是有雙重訓練的人員）所能勝任的，一定是龐大隊伍的集體智慧的結晶。然而制訂規劃時，單憑專家還是不夠的，檢驗規劃是否接近實踐只能是群眾。今天群眾參與（Participation）的工作方法己在世界範圍內普遍採用並在各國規劃法中作了規定。1973年聯合國在斯德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環境會議通過宣言，開宗明義首先指出：環境是人民創造的。目前世界上建築師都認為這是一項重大的時代挑戰，同時也給建築師展現了廣闊前途。肯定，我們不能再象前輩那樣承擔建築師職責了。從維曲羅維斯起到今天，建築已經變成一項為社會服務的藝術和技術建築師再也不能高居藝術鑑嘗的仲裁地位，他必須到群眾中去，與群眾結合，當群眾的環境設計代理人。這並不降低建築師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更增加了建築師的責任，更能夠發揚他的創造性。

最後舉個實例作為說明。為鼓勵群眾自己動手，政策資助，改造群眾自己的環境，英國政府於七十年代曾頒佈一項立法，以期動員群眾力量改造城市環境。在密特爾薩克斯有位剛離校門的年青建築師勞特·傑克南，生活並不富裕，化錢買了一所位於貧民窟內的小住宅。那幢房子連衛生設備都沒有，於是他向政府申請執照準備增添衛生間。他的申請遭到拒絕因為他的房子，市政府已定為限期拆除的貧民窟。後來他才知道，原來這個街坊三十三戶人家都有同樣問題。作為建築師，他對現行法規還是熟悉的，他就利用現行《環境法》把33戶組織起來，自己當他們的代理人，與大家商量研究如何改造室內外環境，他了解每戶需要情況，量力而為，給每戶制定了改造計劃，室外後院統一規劃，除了必要戶外用房外，後院連成一片加以綠化成為公共用地。每戶大門按各戶愛好加以裝飾，但總的材料，色調都統一起來。傑克南精打細算編制予算，用住戶自己勞動在少數工人指導下參加建設。他引《環境法》中的規定, 以33戶代表的名義向政府申請津貼，政府資助一萬英鎊。在大家努力之下，這一街坊環境得到美好改造。這一年傑克南的工作受到英國環境部的表揚並獲得改造環境第一獎。一夜之間傑克南名揚四海，英國各地以及歐洲各國都聞名來參觀學習。此後他被英國一些大城市類似地區裡的居民邀請去改造那裡環境。傑克南工作很累，沒有星期天休息，辦公房就在居民中間的現場。但酬報極微，因為他的委託人不是財主而是城市貧民。人們把他稱為“赤腳建築師”（bare-foot architect）。不料他觸犯了建築師協會,他們不承認他乾的是建築設計,尤其是他收極徽少報酬違背了建築師協會收費標準,但社會輿論一致表揚這位初出茅蘆的建築師。於是英國建築界一度出現了一場危機!這是建築師今夭面臨的挑戰和前景的一個生動例子。傑克南並不是一位傑出的建築師但他的行動很可能回答了:建築師應該如何去工作，如何去完成他的社會使命。

建築師決不是一成不變的職業。各個時代按不同的要求對建築師提出不同的任務和責任是歷史的必然。建築師歷史地位演變到今天應當要求建築師在滿足人民不斷變化著的需搖要時起著更大的作用。為此，建築師在正確認識自己歷史使命的同時，需要對專業的歷史與理論做出再評價；需要從綜合環境設計去考慮建築設計，脫離城市總體環境的個體設計思想不應當再保存下去了。這是亟待回答的問題，而且並不簡單, 最近幾年國際建築會議上幾乎毫無例外都在討論這個問題，今夏華沙國際建協第14屆會議還要討論。應當說，今天建築師的社會地位應當更重要；他不再以某一個人為服務對象而是整個社會。

在我國, 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問題是建築師地位的社會承認。直至今天，建築師還僅僅是為“甲方”委託工程“畫張圖看看”。建築師接受“甲方”在某一已定基地上的設計任務，只能按此要求進行設計甚至還得去迎合“甲方”領導個人的喜愛。對設計人這樣的制約, 建築創造性活動是很難進行的。為了更好地進行建設，對建築師歷史地位的演變應當予以足夠的重視而建築師本身更應當認識自己歷史使命所發生的根本性變化，不要把自己貶低為受甲方委託的一方。這是設計生產中的關係問題, 不解決這一問題, 今天的建築很難大踏步前進。

陳佔祥

高級工程師。祖籍浙江奉化，生於上海。1943年畢業於英國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建築系，1944年獲該校都市計劃碩士學位。1945年至1947年任第一屆世界民主青年大會副主席。曾任上海市建設局都市計劃委員、總圖組組長。建國後，歷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企劃處處長，北京市建築設計院副總建築師，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北京大學名譽教授，中國建築學會第五屆常務理事。1950年與梁思成合寫《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一文。撰有《中國建築理論》、《古代中國城市規劃》等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