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
商鞅變法
譯文：公孫鞅準備實行變法改革，秦國的貴族都不贊同。他對秦孝公說：“準備做大事不能與老百姓商議，只能和他們分享成功。談論至高道德的人與凡夫俗子沒有共同語言，要建立大業者不與眾人商議。所以聖人只要能夠強國，就不必拘泥於舊傳統。”大夫甘龍反駁說：“不對，按照以前的法來治理，才能使官員熟悉規矩而百姓安定。”公孫鞅說：“一般人只知道安於舊習，學者往往囿於所知，這兩種人，讓他們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們商討舊法之外的事。聰明的人制訂法，愚笨的人受制於法；賢德的人更新禮法，一般人死守禮法。”秦孝公說：“說得好！”於是任命公孫鞅為左庶長（要職）。
筆記：“民不可與慮始”，此語並非指“不可以與民相謀，爭取民眾的意見”。現在有人以此語為依據，一概拒絕民眾對政治的參與，並將其與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並稱，認為不讓民眾參與政治是歷代的傳統。我認為這是理解上存在偏差。處於現代社會的我們看來，“民不可與慮始”主要是為了防止民粹主義、暴民政治，並非是一概拒絕其參與。
古代的法家改革對於民眾來講並非就意味進步，有時也是一種災難。後世評價商鞅變法，往往也是立場現行，先定調再分析。不過無論如何，古代的法家都不值得現代人學習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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