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5 GQ報道：“失敗者”王剛

視覺：梁爽 攝影：李松鼠

本來還有幾天，《芳華》綻放，可最新消息又回爐了。馮小剛在抹淚，同樣有挫敗感的還有王剛，當年，他希望馮小剛把自己一部有關文工團的小說改編成電影，可馮小剛最終選擇了《芳華》，原著為嚴歌苓，是王剛的同學。

作家王剛認為自己是個“失敗者”。直到所有采訪結束，他還問“為什麼要寫他”。他一生渴望獲得巨大的名聲，但始終未能如願，尤為痛苦的是，他身邊有很多人得到了——他是莫言的同學、馮小剛的編劇。

當人們提起“王剛”這個名字，首先想到的是那位演過和珅的演員。

在很多人眼裡，王剛卻早已位居成功者之列。小說《英格力士》風靡一時，編劇的《甲方乙方》開賀歲片之先河，而《天下無賊》為他贏得了一座金馬獎。他還曾投身商海十年，在名噪一時的亞視集團做過總編輯。

一個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並不能完全安撫內心的慾望。王剛一直為成為權力人物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所折磨。當他失敗之時，才會迴歸文學，訴諸表達。他穿梭於最核心的人物之間，經歷過時代最重要的議題，並以極端個人主義的視角記錄下來。“時代沉浮，個人得失”在他這裡始終交纏。

現在，王剛快六十歲了，沒有得到想要的名聲和與名聲伴隨而來的權力，但那些他於“失敗”之時寫下的作品，卻為他帶來了更長久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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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秋，一輛中巴車載著九名作家去陶岔渠首採風。那裡是南水北調工程的起點。

諾貝爾文學獎馬上就要揭曉。作家們討論著目前最熱門的話題，莫言會獲獎嗎？兩個月前，歐洲博彩公司公佈了諾獎賠率，莫言以1賠5.5位列第一。莫言是中國文學圈中公認的重量級人物，現在，運勢也站在了他這一邊。

《人民文學》的副主編邱華棟說，莫言得獎是早晚的事。徐則臣神神秘秘地接了個據說是從歐洲打來的電話，告訴其他人，“百分之九十九。”張者說，自己做了個夢，夢見莫言得獎了，請同學們吃飯，唯獨沒有給王剛發請柬，王剛氣得發瘋，打電話向他抱怨。夢裡頭，張者告訴王剛，你趕緊找邱華棟，讓他去“勾兌勾兌”這個事。

作家王剛就坐在車上。他二十多歲開始在核心文學刊物上發表小說，後進入魯迅文學院，與莫言、劉震雲、餘華、遲子建、嚴歌苓等成為了同學。現在人們提到“王剛”這個名字，想到最多的仍是那個演過和珅的演員。

在車上快活的空氣中，王剛的反駁很無力，“你怎麼能做這樣的夢呢？”

傍晚，中巴車返程。邱華棟接到了瑞典《北歐時報》記者的電話，請他談談對這屆諾貝爾文學獎的感受。放下電話，邱華棟向大家宣佈：莫言得獎了。

作家們頓時歡呼起來，有人開始鼓掌。王剛一聲不吭，他下了車，穿過停車場，注意到地上巨大的影子。天快黑了。

在房間裡，王剛洗了把臉。他獨自待了一會兒，就下了樓，有一個既定的酒席在等著他。邱華棟還記得，王剛在酒席上不停地念叨：莫言都拿諾貝爾了，莫言都拿諾貝爾了……

“難過，”王剛總結他的心情。他不知道那群人是否真心為莫言歡呼，但他不會，他只覺得非常難過。“難過的時候不是不知道實力的懸殊，”王剛說，“但是人總是要掙扎的，這個世界總是有奇蹟的。奇蹟會超越一切——莫言沒得而我得了。我內心渴望著這樣的奇蹟發生。”

他今年59歲，圓臉，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一些。在魯院上學時，為了和當時新銳的60後作家站在一起，他將出生年份由1958年改到了1960年，此後不得不持續圓謊。王剛是八十年代的文學青年，九十年代的商業弄潮兒，以及新世紀的金馬獎編劇。他與各個時代最知名的人成為同伴，卻始終未能以自身聞名。像出生於小城鎮的人，不得不以周圍更廣為人知的城市為座標說明來處，王剛面臨著同樣的尷尬，他是莫言的同學，靳樹增的手下，馮小剛的編劇。

如今瞞報的兩歲年齡差早已無足輕重。這個開端卻像王剛對自己前半生的總結，“我是個總趕不上飯點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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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歲的作家周濤精神甚健，他已是文職將軍，在戒備森嚴的住處談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覺得“熱得不像是真的”。十年“文革”結束，破除壓制的衝動首先表現在文學上。書店外排著長隊，人們一箱一箱地買書。核心文學期刊上的一篇小說，能讓作者的名字傳遍全國，傳到新疆的軍隊大院之中。

王剛19歲時，在南疆文工團吹長笛，最近的城市是喀什，一年有七八個月的時間在邊防連隊演出，但他立志成為一個作家。他學著一切洋氣的生活方式，穿尖頭皮鞋，把白色襯衣翻到西裝外面，留長髮，還拿一把燒紅的鐵剪刀燙了大波浪。這些與他熱衷談論的劉心武、王蒙和俄羅斯名著一樣，指向一個新世界，而在帕米爾高原上作風嚴苛的文工團裡，卻令他成為最不受待見的人。

有一天晚上，他躲在被窩裡，打著手電筒看契訶夫的《變色龍》，不自覺笑出了聲。笑聲惹怒了早就看不慣他的戰友，把他拎出了被窩，打了他一巴掌。

在文工團四年，王剛沒有入黨，沒有提幹，也沒什麼朋友。他寫了幾個沒發表過的小說，一個是關於藝術青年最終成功的故事；在另一個小說裡，主人公開槍把戰友都打死了。

1980年，王剛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車來到北京。他被軍隊送來學習，但更想趁機完成一個夙願，見到王蒙。

22歲的王剛走在北京的冰天雪地裡，先找到了《北京文學》編輯部，在那裡遇到了李陀，通過他拿到了王蒙的住址。他去了崇文門，在王蒙家等了兩個晚上，終於見到了這位八十年代全中國最耀眼的文學明星。他問王蒙，“你身上還有劉世吾的影子嗎？”劉世吾是王蒙小說《組織部裡來了個年輕人》的主人公。

王蒙認真回答了他，大意是說每個人都不會是一成不變的。他還祝願這個小戰士，以後成為一個好作家。

王剛1982年退伍，回到烏魯木齊，在一家加氣混凝土廠當化驗工人。加氣廠在遠離市中心的東南角，王剛的工作很簡單，用電鋸把一整個砌塊鋸成十釐米立方的小塊，然後用儀表去測小塊的壓強。在烏魯木齊遲遲到來的春天裡，他感到委屈沮喪，看著雪水逐漸融化，淌得地上到處都是。他心裡安慰自己，作家就應該在底層體驗一下生活。

這是王剛觸底的一年。他屬於幹部子女，父親跟隨王震進疆，母親是上天山的湘女，自小長在建工集團的大院裡。他享受過特權，提了幹，通過父親戰友的關係調進《綠洲》雜誌社，但他始終對不能獲得更大權力有強烈的失落感。哪怕離他生活遙遠的權力人物，也能對他產生巨大的刺激。小時候看到大人物的汽車從旁邊開過，他就用手比個手槍，打他們。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仍是個人獲得權力的一種方式。王剛對權力、財富、女人的慾望是“無限”的，他相信，通過文學他可以獲得這一切。

周濤是當時新疆的文壇領袖之一。王剛找到他的地址，敲門進來，遞上自己新寫的小說，希望他幫忙推薦，但始終沒有開口。周濤看了小說的第一句話，“她的肚子被搞大了”，後面的沒再看下去。“什麼亂寫的，看不出王剛有多大的才能。”周濤回憶道。他只記得王剛身上藏不住的、想要出人頭地的氣質，“絕不甘居人下”。

1986年，王剛去北京找幾個上大學的發小玩。一位新疆作家告訴他，北京有個魯迅文學院，劉心武、王蒙都會來講課。

王剛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街頭找了三天。有人說魯院在紅廟，有人說在小莊。最終他在南八里莊的十里堡找到了這棟低矮的白色建築。教務處長告訴他可以申請進修班，並讓他留下地址。

第二年，王剛結婚了。這一年的另一件大事，是他收到了魯院進修班的通知書。

火車上，王剛望著窗外茫茫雪野，覺得把新疆文壇永遠甩在了泥濘的春天裡。他已經在北京看到過立交橋，站在那層層交疊的水泥建築前，他終於感到了新的氣象，“中國已經完全變了，我們的人生在未來怎麼還會衰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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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洲》是兵團辦的雜誌，地址至今是烏魯木齊市光明路15號。四樓，水磨地板，牆上貼滿了“弘揚兵團精神，引領先進文化”的宣傳標語。走廊裡能聽到一樓歌舞團訓練的聲音。下樓，聲音愈近。交響樂團在一樓左側排練《為了誰》，“你是誰，為了誰，我的戰友你何時回。”往前走，《為了誰》聲音漸弱，一首民族風格強烈的革命舞曲響起，那是舞蹈團的十幾個姑娘小夥，腰上繫著紅綢，正揮汗排練。在這棟建築裡，能找到各個時代的印記，但時間似乎又停滯在了某個時代。

從《綠洲》走出的王剛，看到1987年的北京，已經有了立交橋，人們談論著索緒爾和德里達。他一定要留下來。過程輾轉波折，他先去了西北大學讀書，恰逢北師大與魯迅文學院合辦作家班，又回到魯院。

王剛或許是新疆冒尖的人才，但在尖子生齊聚的作家班裡，他實在不顯眼。

班上最有名的同學是莫言，已經發表了《紅高粱》和《透明的紅蘿蔔》。就在入學當年，由他小說改編的電影《紅高粱》獲得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餘華髮表了成名作《十八歲出門遠行》。劉震雲剛剛憑藉《塔鋪》獲得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班上最年輕的同學遲子建，22歲就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北極村童話》。嚴歌苓寫了《少女小漁》和《天浴》。

沒人知道王剛是誰。他在《北京文學》上發表過《博格達童話》，也算有些名氣，但無法與同學們相比。他覺得自己名字沒起好，“王剛”，實在是太常見了。

後來王剛習慣性地將自己名氣的欠缺歸結于姓名。他曾每天百度自己的新聞，但被淹沒在海量的信息之中。有一次，他從電視相親節目上聽到，中國有150萬個“王剛”，這讓他得到了某種解釋。

想要突破的方法很簡單，像同學們一樣努力寫小說。劉震雲接連發表了《單位》、《一地雞毛》，餘華在1988年收穫了一系列中短篇。他們要捅破窗戶紙，從一個初試啼聲的文學青年，成長為在文壇有一席之地的作家。

莫言不僅勤奮，而且很早對文學方向有自己的理解。路遠曾問過他，你覺得中國作家有可能得諾貝爾文學獎嗎？莫言說，有，把西方的小說技法和中國傳統文學很好地結合起來就可以。

升入作家班的王剛，如同跨過高考，終於迎來自由的時刻。他太愛玩了，寫得少，遲子建稱他為“playboy”。他常常和室友路遠一起，騎車去北京廣播學院（現名中國傳媒大學），拉一幫女生過來跳舞。週末食堂空了出來，桌子椅子堆在一起，地上放了兩個大喇叭，調暗燈光。舞會之前，王剛站在大家面前，用英文致辭，“歡迎你們來參加我們的派對。”喇叭裡放歐美流行歌曲，年輕的男生女生們跳交誼舞、國標、迪斯科，王剛和路遠還跟附近國棉廠的女工學了正規的五步探戈。

食堂裡飄著濃重的飯味，但荷爾蒙的味道遠遠蓋過了飯味。

即便在一年後，王剛仍然組織舞會。一個同學回來後按下錄音機，結結巴巴地說，大學生都在努力，你們還在這歌舞昇平。王剛上前講，你們是為了什麼？為了自由。自由就是有人可以去努力，有人可以去跳舞。接著又繼續放音樂。

王剛在魯院時期發表過一篇重要的小說，但過程卻令他再次確認了自己不受命運眷顧。他將《冰涼的陽光》寄給了《當代》，這篇曾被退稿的小說引起了編輯周昌義的注意。周昌義剛工作兩年，頭一次讀到與“文革”後興起的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派都無關的小說——它簡單地講了一個工廠的底層青年的攀升故事。周昌義後來將其總結為“拉斯蒂涅”情結，拉斯蒂涅是巴爾扎克小說《高老頭》的主人公，為改變命運不顧一切向上爬。

他告訴王剛，《當代》決定發表這篇小說，並且放在頭題推薦。王剛掛了電話，感到“五雷轟頂的幸福感”。此後他逢人便說，我要上《當代》的頭題了，直到惹得眾人躲避。

但《當代》的主編，認為這篇小說的世界觀有問題，擁有“如此黑暗的內心世界”。等王剛拿到《當代》雜誌後，發現自己的小說被放在了末題。

“完了，”王剛說，小說是他的敲門磚，卻未能如願打響，“內心就很灰暗了”。

《冰涼的陽光》被撤下頭題，和此後小說影視化受挫、知名度不高等一起，成為王剛感嘆命運的話題。他最常說的話是，我活得特別委屈。這種委屈範圍龐大，凡未獲利之事都被包含在內。李陀曾給餘華的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寫過評論，認為它帶來了全新的敘述方式，那時評論家一言九鼎，餘華名氣直升。李陀也覺得王剛的《博格達童話》不錯，“他為什麼不給我寫評論呢？他為什麼光給餘華寫呢？”王剛自問，並總結道，“所以個人的命運就是這樣。”

我在今年4月份第一次見到王剛。他放了一首莫扎特，倒上紅酒，述說自己的委屈。此後數次採訪都像是第一次的翻版，有音樂，有酒，有作家無盡的委屈。在他的敘述中，很難發現感恩之情——無論是魯迅文學院的錄取，還是編輯周昌義慧眼識才、努力勸說主編最終刊登小說。一切得到似乎是理所當然，而未得是命運不濟。

“我是希望家喻戶曉，但是我的一生恰恰幹了一個小眾的事，就是小說。”王剛說。我提到了他那些因寫小說而家喻戶曉的同學們，問他是否想過是因為自己寫得不好。“那真沒有，我確實寫得不會比他們差。”王剛沒有猶豫。他揣測我聽到這種回答會反感，但這就是他的真心話，他不打算隱瞞，也沒想過反思。

周濤評價，王剛本身像一個有先鋒性的小說人物，不怕醜，不滿現實，不感恩。那麼這個小說一樣的人物，和他的小說一起，只關心個人那些永不安寧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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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這座大飯店門口，他再次猶豫是否進去。每當走在這類地方，他的第一念頭就是把他們炸了，讓這些有錢人和他們出沒的地方都在瞬間變成垃圾。——《遙遠的陽光》

魯院畢業後，王剛在北京沒有住處。他私自留了一把宿舍的鑰匙，在外面晃夠了，跟朋友喝完了酒，就翻進魯院的大門回去睡覺。每當有人說，你為什麼不滾回家鄉，他就非常憤怒。他就是扒著懸崖也要留在北京。他沒有戶口，進不了國營單位，對這個他還不能位列其中的城市充滿仇恨。飢腸轆轆的晚上，王剛騎著自行車，看街上林立的高樓，就想把它們全部炸掉。

1990年，一位新疆作家告訴王剛，有個老闆在找人為紀錄片《民魂》撰稿。王剛去裝修豪華的香山飯店見這位老闆，等到了晚上，又等到了第二天中午，終於在餐廳見到了他。

靳樹增有個很長的名頭，“中國亞洲電視藝術中心總裁”，他從四川做電視專題片起步，是早期有名的製片人。他非常謙和，說兄弟對不起，想吃點什麼，隨便點。王剛拿著菜單，根本不會點菜。靳樹增看出了他的緊張，接過了菜單。他抽了根紅塔山，發現王剛正看著他的煙，像飢渴之人看果腹之物。你想抽菸？靳樹增問。王剛說，會抽。靳樹增給了他一盒紅塔山。

王剛做了《民魂》的總撰稿，這是他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民魂》是主旋律，拍了幾十個企業家的故事，歌頌偉大的時代。文案並不難寫，王剛買了警句的書，把別人的詞變一變。他還借鑑了聖經，在《民魂》開頭寫，“上帝說，要有光。”

那些人們對於作家的想象，比如以寫出嚴肅作品為首要追求，從來不會束縛王剛，他要的是生存下來。“人怎麼會為寫不出嚴肅作品而焦慮呢？人是會為金錢、為女人而焦慮。為自己的未來，為自己要離開這樣一個城市，得滾蛋而焦慮。”他說，王剛怎麼會為寫不出嚴肅作品而焦慮呢？

當聽到一個反例，有人仍保有超越性的願望，希望儘早寫出好的嚴肅作品，王剛毫不猶豫地說，“他是裝的。”

在王剛眼裡，靳樹增是個慷慨的老闆。王剛第一個月的工資是295元，當時魯院教師、北師大研究生院副院長童慶炳的工資是一百四十多元。寫一集《民魂》還有八百元稿費。王剛免費住在玉泉公寓，吃飯可以簽單。物質帶來的滿足感太強大了，它還附贈揚眉吐氣的自尊，許多朋友都記得，突然接到王剛的電話，請他們去高級飯店吃飯。王剛像靳老闆第一次宴請他那樣宴請朋友，讓他們隨便點，“感覺這樓就是我們的。”他扔掉了洋垃圾西裝，跑到西單的皮爾·卡丹專賣店，花一千四五買了一套。以後他的小說中，男主人公賺了錢，首先去皮爾·卡丹買西服。

除了撰稿，王剛還需要拉贊助。他帶了印著“中國亞洲電視藝術中心文學部主任” 的名片，去江蘇各地的企業，佯稱自己是中宣部的，在全國尋找宣傳典型。採訪得差不多了，就告訴對方，這個宣傳是有成本的，希望對方贊助。一集要一二十萬。大部分企業拒絕了，但總有願意出錢的企業，它們贊助費的10%至20%歸了王剛。

熱鬧的生活持續了兩年。唯有在某些晚上，王剛讀了擺在床頭的米沃什的書，會想到與文學有關的日子，會問自己，並不覺得時代很偉大，為什麼還要歌頌呢？

這樣的時刻太少了，力量也太微弱了，無法撼動王剛躊躇滿志的攀升之路。他隨後自己承包了影視項目，學著老闆的樣子拍電視專題片，等到第一個四十萬贊助到款之後，他才告訴老闆，自己獨立了。靳樹增說，喲，兄弟，祝你飛黃騰達，你起碼早點告訴我啊。

王剛就像自己小說中的主人公。他始終擺脫不了小人物對於大人物的複雜感情，渴望依附，又渴望取而代之。

離開亞視的兩年裡，他不用再把贊助的大頭上交老闆，因此賺到第一桶金，買了房子。回去看靳樹增，為顯示自己的成功，他在衣服兩邊口袋裡各放了一萬塊現金。王剛的野心在持續膨脹，他投身90年代初的炒地熱潮之中，在北海拿了一塊地，等待地塊被高價接手的時刻。

可土地一夜之間不值錢了。王剛的地塊砸在手裡。

他鬱郁回到家鄉過春節。冬天，烏魯木齊下了大雪。王剛在書攤上看到了一個熟悉的名字，洪峰，自己在魯院的同學。他記得洪峰脾氣火爆，二人還差點打了一架。這本書名叫《苦界》，王剛翻了翻後記，他已經忘記內容是什麼了，只記得深受感動，“文學”二字讓他的心臟在冰冷的空氣中劇烈收縮。當自己在經商的道路上不斷失敗的時候，堅持寫作的同學已經開始收穫好作品。

王剛再度回到了亞視。他給靳樹增打了個電話，做了吃回頭草的“叛徒”。靳樹增的生意越做越大，在香山建了佔地60畝的“亞洲電視藝術中心拍攝基地”，掛牌亞視大廈和金朗酒店。他手下的員工最多時有七千餘人，公司簽了演員葛優和陳道明。王剛官復原職，繼續擔任文學總編輯。老闆依然信任他，並將自己的傳記《帶血的忠誠》交給他撰寫。

王剛的一些朋友希望我不要和他提到這本傳記，它是一本典型的體現老闆意志和個人吹捧的書，而王剛已經迴歸純文學，這稱不上光彩的歷史。王剛絲毫沒有迴避，沒有尷尬，“ （ 老闆）問給八千塊錢願不願意，那肯定願意呀！”哪怕以現在的立場，他也不會對過去的任何選擇做出懺悔的姿態，他是個北漂，得活下來，並且出人頭地。

王剛期待繼續從亞視獲得利益，比如說，股份和貸款回扣的分配權。靳樹增在王剛一無所有的時候收留了他，在他不告而別後又接納了他，但他並不會與任何人分享股份。“我統攬天下。”靳樹增說。

亞視沒什麼賺錢的項目，依賴貸款拿下高樓和土地，然後去抵押還貸。王剛經常與銀行打交道。他陪著銀行的領導吃飯、蒸桑拿、唱歌，帶領導的小孩看病，能言善辯，與許多人交情深厚。在後來的小說《月亮背面》裡，他幾乎照實記錄下了自己在銀行行長面前的一番演說：

“我的第一印象是這兒富麗、高貴、氣度不凡，但通過透過這些外在的、當然也都是極為重要的方面，我卻在思考另外一些事情。不錯，人們首先都看到了這座富貴的大廈，然而我卻在想，它是如何奠基的，秦總。”他沉穩地拿出一支菸，慢慢點著後，才思索著說，“我所用的‘大廈’這個詞實際是一種象徵，它不僅僅指這幢樓，它更代表你以及你所領導的這個金融集團。”他邊說邊觀察著秦總的表情，應該說這種目的性極強的談話使他興奮而又緊張，“總之，你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儘管那麼宏偉，那麼具有徵服力，具有一種感人的魅力，如果把這一切比作一個大廈的話，那麼我現在注意更多的倒是那塊奠基石，它可能因為歲月的原因是沉默的，但它的光彩應該讓世人所看到……”

當時批貸容易，拿到一筆貸款，需要給相關人員10%到30%的回扣，直到銀行推行行務會制度後這種回扣才消失。王剛一直渴望擁有分配回扣的權力，“比如搞了一千萬，拿回來四百萬，這四百萬該由誰分呢？”他在算賬，中間人多少，銀行的工作人員多少，他相信自己既可以打發好他們，還能拿得更多。

在靳樹增眼裡，王剛已經是最得寵的下屬。他會在臥室與王剛聊天到深夜，討論企業、電影和女人，稱他為“中國頂級的大作家”。但王剛覺得自己與那些出沒於老闆身邊的女人們沒有區別，都是陪老闆開心，女人們用身體，他用思想。

那些最核心的權力，分配幾百萬的權力，王剛從來沒有得到。他的總編輯是個虛職，不參與管理。惆悵和委屈隨著亞視的一路高漲而高漲，1996年，亞視與銀行聯合發行了3000萬債券，王剛向靳樹增提出休息一段時間。他想回新疆寫小說，惟經寫作才能疏散這些惆悵和委屈。這本小說就是《月亮背面》，裡面有一對為了改變命運去行騙的知識分子，和一個糟糕的老闆。

每一個員工從見到老闆的第一天起就是為了等待一個徹底背叛他的機會。——《月亮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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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一張王剛發來的照片，他大張著雙臂，努力高高躍起，雙腳騰空。動作幅度很大，上衣收縮，露出鬆軟的肚子。照片的背景是三亞海邊，椰子樹挺拔地立著。出去遊玩時，他喜歡給朋友們發這些狀態，有時只是海邊風聲的視頻，有時他拍攝一位漁民剖鰻魚，興奮地等待屬於自己的那份美食。

這幾年王剛過著雲遊山水的生活，他在全國各地有多處房產，候鳥一般隨季節遷徙。7月份，他從三亞到了大理。我們約在洱海邊的一家餐廳見面。遠遠地，一輛黑色哈雷摩托駛過來，王剛戴一副墨鏡，藍色圍巾的一角飄到了身後。他威風地停了車，笑得有些靦腆，像終於展示了心愛玩具的少年。路遠擔心他年紀大了，騎摩托會摔跤，但王剛勸他也買一輛，覺得這太有勁兒了。“感覺自己像個年輕人似的，”路遠說。

王剛的許多小說寫童年、少年人的生活，那是閃亮的日子。現在，他被邀請參加過多次高中同學聚會，但他不願意去，害怕看見那些記憶中還是小孩子的面孔，如今已經變成老人。可他自己也是個老人了。有天坐電梯，他猛然間在電梯間的鏡子裡看到了自己的面孔，暗沉，皺紋叢生，衰老至此。

他開始有意識鍛鍊身體，抓緊時間去想去的地方。喜歡摩托，就在北京和大理的家裡各放了一輛。但他明白，一切在時間面前都是無效的。

“我這一生最遺憾的是，沒有在年輕的時候變得家喻戶曉。”王剛把這句話重複了三遍。年少未得之物困擾著他，哪怕經濟無虞，中年之後開始收穫名聲，都只是過期的玩具。他在很早之前就放棄了成就大名聲的努力，開始到處玩，給朋友們發照片和視頻，包括之前的合作伙伴馮小剛。馮小剛回他：自在。

“ 雲遊山水的人是失敗者，”王剛說。他只是在努力享受自己的失敗。

1996年，經朋友推薦，導演馮小剛看到了小說《月亮背面》。他立刻被吸引了，“反映了90年代中國社會的現實”。

這位朋友是王剛找的，他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長篇小說，希望能借助影視的力量火起來。90年代，作家與導演們合作密切，互相成就。馮小剛改編過劉震雲的《一地雞毛》，張藝謀拍攝過餘華的《活著》。為了讓小說引起注意，王剛還在報紙上用化名寫文章，自己批判自己。

馮小剛拍攝了《月亮背面》，由馮遠征和徐帆主演。編輯周昌義看了剪輯完成的錄像帶，對迴歸文壇的王剛說，你就等著火吧。

這句話沒有在他身上驗證過。就像當初《冰涼的陽光》所收到的“如此黑暗的內心世界”的意見一樣，描寫騙子的《月亮背面》被認為是“毒草”。

“我連盜版碟都沒有出來。”王剛說。

《月亮背面》是馮小剛執導的最後一部電視劇。同年，他找王剛合作一部賀歲喜劇。這部電影就是《甲方乙方》。

在王剛的印象裡，《甲方乙方》試映的效果並不好。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看完後往臺上扔東西，專家們沒說過好話。但馮小剛的記憶卻有所不同，他對這部電影的信心是“200%”。電影上映後，他打電話告訴王剛，成了。《甲方乙方》最終票房超過3600萬，開創了賀歲片的模式。7年後，王剛與馮小剛再度合作了《天下無賊》，拿了一座金馬獎。我在王剛位於北京南郊的家中見到了這座獎盃，杯身上擁擠地刻著四位編劇的名字。王剛本希望像餘華那樣火起來，沒想到成了改編別人作品的編劇。他對這個身份感到尷尬，卻不得不將其印在自己所有作品的扉頁上。“我這一輩子就靠《天下無賊》和《甲方乙方》混吃混喝了。”他說。

王剛與同學路遠成立了“西瓜工作室”，趁名氣接一些劇本的活兒。但他始終惦記著亞視，畢竟如日中天的亞視“好處會更大一些”。九十年代末期，靳樹增的個人聲譽達到了頂峰，他為香港迴歸填詞的《一九九七，我的愛》全國流行，次年填詞的《相約九八》由那英和王菲在春晚演唱。京城流傳著關於靳樹增奢靡生活的故事，據說他擁有400多平米的豪宅，有鍍金的餐車，以及為自己試吃菜餚的下屬。但王剛知道這些都是虛構，老闆其實沒錢，他的錢都是銀行的。

2000年的某個早晨，王剛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說老靳被抓了。信源可靠，他一下子陷入恐懼。他知道亞視資不抵債，害怕自己有什麼會被牽連進去。當時他住在亞視花了數億買下的金朗酒店，感到大廈將傾。

靳樹增因金融憑證詐騙被捕，三年後，他被判處無期徒刑。

40歲時，王剛跟過京城裡令人矚目的大人物，但大人物的倒下卻迅速而徹底。他寫過破票房紀錄的電影，卻沒有以小說家的身份被認可。他覺得自己是個徹底的失敗者。

只有失敗時，王剛才想到文學。這是他的來處和唯一能提供慰藉的去處。王剛從商場抽身，不再寫電視劇。他還勸路遠不要再接活兒，作家有創作的時限，等到70歲的時候想寫也寫不動了。

大興的別墅裡，王剛早晨七八點鐘起床寫作。新小說裡，他又回到了故鄉新疆，寫了一個叫做劉愛的孩子，對英語情有獨鍾，渴望擁有一本厚厚的英語詞典。後來他在新疆的中學同學們發現，這本名叫《英格力士》的小說裡串起了學校、建工大院以及烏魯木齊，很多人物還用了他們的真名。

四年後，小說完成。王剛把它投到了《當代》雜誌，周昌義已經是《當代》的主力編輯。時隔八年，他又看到了王剛的稿子，並且驚訝地發現，王剛仍然寫出了動人的嚴肅文學。“只要有機會，甭管什麼機會，他還是一定會回來，一定會寫。”周昌義說。

趙萍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她希望《英格力士》出版時，王剛能找老同學莫言寫個推薦語。王剛自尊心強，覺得“丟死人了”。但他還是給莫言打了個電話，莫言說，我這支筆都臭了，這幾年給別人寫的東西太多了，有用嗎？王剛說，拉兄弟一把吧。這是《南征北戰》裡一句著名的臺詞。莫言一聽樂了，就答應下來。

《英格力士》充滿了溫馨和悲憫，是他對自己的超越，也是對同類題材小說的超越。——莫言

2004年，《英格力士》入選《當代》雜誌評選的年度最佳小說。在華僑大廈的現場投票中，《英格力士》拿到了“專家獎”和“讀者獎”的雙料冠軍。自《月亮背面》迴歸寫作後，這是王剛獲得的第一個來自文壇的認可，幾十家媒體的鏡頭對準了他，國內知名的評論家讚許了他。王剛眼泛淚花，上臺致辭，“曾經非常希望王蒙是我爸，就像我那愛打籃球的兒子希望他的爸爸是姚明一樣”，“我多麼希望我的書能像八十年代那樣擺得滿大街都是。”

王蒙的《青狐》也提名了2004年的《當代》年度最佳小說。某種程度上，王剛超越了他理想中的父親。

魯院畢業後，王剛經商十年，他的許多同學們已經寫出了最重要的作品。莫言構建了種滿紅高粱的土地，劉震雲完成了故鄉三部曲。餘華寫了《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遲子建在東北繼續著《偽滿洲國》。但現在已經不是八十年代，文學不再是全民關注的目標，在媒體報道中，它已經成為一個細分的領域，即便該領域的人也並不完全知曉狀況。《英格力士》獲獎後，在場的記者們擁到編輯趙萍身邊，他們想知道，這本書獲得瞭如此高的評價，那這是一本什麼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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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王剛參加一個飯局。酒過三巡，在場一位作協的副主席聊起王剛的作品，他看過《天下無賊》，但不知道《英格力士》。王剛當場放下了筷子，說你作為中國作協的副主席，不知道《英格力士》，這是你的失職。對方賠了個笑，說回去就看。王剛仍然憤怒，說有比你強的人，原來作協的黨組書記，不僅自己看，還買了200本送給政協委員，他和你完全不一樣。

說完，他又習慣性地站在批評的一面去想，你王剛說這話都瘋了，怎麼能要求副主席知道你這個傻逼作品呢？但他就是覺得應該如此，並且說了出來。

《英格力士》2004年出版後，接連拿了很多獎，還被企鵝集團旗下的品牌Viking買下，推出了各種外文版本。當時Viking只買了兩本中國作家的書，一本是老舍的《茶館》，一本是王剛的《英格力士》。王剛沉浸在成功的喜悅中，一到出版社，就說自己書在美國如何，在德國又如何。“有一段時間還是心態有些膨脹，”趙萍說。王剛從不掩飾自己的慾望，赤裸、坦誠，莫言曾評價他，“恨不得讓全世界知道自己的那點小心思”。

但周昌義仍有遺憾，書沒有賣火。現在純文學作家走向大眾的途徑窄化，要麼獲得主流的文學獎項，要麼依靠成功的影視改編，總之，作家需要變成明星。“一個永遠不讀小說的人，擺書架的時候他奔著你的名字去買，那就是社會化了。”周昌義說。

《英格力士》入圍了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的前十名，王剛準備好了獲獎感言，但他最終沒有機會宣讀。那一年獲獎的有遲子建，王剛在魯院作家班的同學。

周昌義勸說王剛趕緊寫下一本。他見過太多的作家，判斷王剛最擅長寫自己經歷過的刻骨銘心的事情。這種作家一輩子只能寫那麼幾部。王剛永恆的主題，就是感嘆命運不公，拼命向上攀爬，攀爬的過程又不完全心甘情願。這種底層對上層的複雜情緒，永不先鋒，永不落後。

五年後，王剛完成了76萬字的《福布斯咒語》，講一個野心十足的商人，與海歸女友一起在北京的國貿地區買地圈地的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是馮石、姜青。周昌義不滿意他寫了太多感情戲，男女主人公“哼哼唧唧”的，在一本講原始資本積累的故事中顯得跳脫。他自己上手刪減了幾萬字，但對於一部超過70萬字的小說，這幾乎於事無補。

《福布斯咒語》賣了約十萬冊。周昌義有些失望，他本以為這是本超級暢銷書，作者有社會關注度，題材有話題度，萬事俱備。如果沒火到那個程度，“只能說閱讀的感覺被破壞了。”

當王剛謹小慎微地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不是很放肆地去做一件事情，他反而能把事情做好。”趙萍說，《英格力士》就是如此。她也給王剛的新書《福布斯咒語》提過刪改意見，王剛問她，我能不能按照自己內心的想法寫？你成全我一次吧。

《福布斯咒語》是王剛偏愛的作品之一。他引用了一位曾擔任過稅務局黨組書記的讀者的評價，“他說這就是應該跟《白鹿原》擺在一起的作品”。

五十歲時，王剛去了傳媒大學教編劇。他開始渴望在一個安穩的地方待著，多一重保障，這一年，他終於拿到了曾經念想又詛咒的北京戶口。

在學生們眼中，王剛是一位文人氣質濃郁的老師。衣著講究，喜歡戴圍巾，上課時拿一個菸斗，但不一定抽。第一天上課的時候，王剛進來，眼睛直接望著45度的教室後方，沒有自我介紹，也沒有問候學生。他說，如果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中國相愛，但是在意大利相遇了，你們覺得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景？

學生們有些驚嚇。後來他們知道，王剛當時講述的是他正在參與的一個電影項目。他不使用課件和PPT，一學期只放兩部電影，《情書》和《天堂電影院》。他很少提及令自己成名的那兩部電影，也不談自己寫過的小說。課堂上，只有充滿感性的藝術描述。給學生髮作業郵件的時候，偶爾會說一句，今天下雪了，你們覺得美嗎？學生們說，這個老師身上看不到功利心，甚至不覺得他是會去爭職稱的那種人，“感覺他像從五四時期走來”。

王剛刻意與學生們保持距離，但這似乎並不必要，距離始終存在。他推薦了餘華的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居然沒有學生說好。學生們不讀他的小說，也很少有人知道，王剛還根據在傳媒大學的生活寫了一部小說《關關雎鳩》。

他的老師形象超脫而神秘，學生們甚至好奇，“他似乎給我們展現的是一種很瀟灑的生活狀態，但實際上他自己是真的很瀟灑、心情很坦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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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鄉的王強書記聽說鄉里來了名人，是《甲方乙方》、《天下無賊》的編劇。這兩部大片他“小時候都看過”，想著這是個難接觸到的人物。名人送給他一本書，說自己是個作家，剛剛在鄉里寫完了小說《喀什噶爾》。2013年的春天，王剛在新地鄉買了一個小院子。年輕時曾發誓永不回疆，但現在他喜歡這個抬頭就能看見天山的地方。他小說中的人物，再也沒有離開過新疆。

鄉里幫忙翻新了王剛的紅磚平房，還蓋了一間寬敞的會議室，裡面掛著幾幅他的照片，門框掛有一塊匾，上書“王剛工作室”。在這個角落，他是大人物。王剛用了“流放”、“失敗”來形容他在新地鄉的寫作生活，手機僅能連上2G 網絡，幾乎與外界隔絕。三個多月裡，他與天山、雪水、杏樹為伴。但他想要成為大人物的願望，並不會真正被美景和平靜招安。作家出版社給他出版一套作品集，王剛告訴編輯興安，希望能和餘華作品集的設計和開本一樣，32K，黑色壓紋紙面，扉頁上印著手寫簽名。興安說，行，但咱用紅色吧，紅書比黑書會更紅。

《喀什噶爾》寫文工團的故事。十幾年前，馮小剛告訴王剛，自己想拍有關文工團的電影。王剛希望他這次能真正拍自己的作品，小說寫完後，給馮小剛發了個短信，“小剛，完成了《喀什噶爾》，還是想給你看一下。”馮小剛馬上派人去取了書。

王剛不是社交上熱絡的人。幾年前，馮小剛約他看《1942》，電影落幕的時候，王剛淚流滿面。馮小剛說今晚別走，到我家喝酒去。路上，王剛大哭，幾近嚎啕。

馮小剛很感動，覺得他為電影表現的民族悲劇動容，“是一個知音”。王剛的確認為電影拍得好，但他在哭自己。他想到了自己在文學上的不如意，影視改編屢屢受挫，“自己怎麼就那麼倒黴呢？劉震雲的《1942》又成了。我從《月亮背面》到《英格力士》全都沒有。”他的痛苦在於沒有做到家喻戶曉，而更大的痛苦是，他周圍的人都做到了。

王剛在等《喀什噶爾》的消息。過了一段時間，朋友告訴他，馮小剛的電影要開拍了，他選擇的是嚴歌苓的小說《芳華》。王剛馬上想，是不是自己沒寫好，是不是故事的節奏太慢了，影響了閱讀。但他從來沒有問過馮小剛。

“我估計通過（審查）有點夠嗆，我也沒敢拍。”馮小剛對我說。他還格外感慨了一下，作家無人約束，願意寫就寫，但電影不一樣。

2015年，靳樹增趕上特赦出獄。今年7月份，我在他的新辦公室見到了他。他的頭髮已經回到黑色。

他在評價自己與王剛的區別時說，他是商人，而王剛是個作家。

魯院的同學們很少聚會，大家從新聞上互相瞭解近況。畢業之後，千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莫言，是在2015年導師童慶炳的葬禮上。莫言穿著白色襯衫，默哀、鞠躬，千華叫住了他，說學長，我們導師去世了。莫言擁抱了她，勸她不要難過。幾十個攝像機湊在莫言臉前，試圖記錄下諾獎得主少有的露面時刻。還沒等兩人哭明白，莫言就走了。“他出名了之後就不歸他所有了，”千華說。

在所有采訪都結束後，王剛再次問了我一個問題，這個問題自從採訪開始就沒有停止過，那就是，為什麼要寫他。在他成王敗寇的邏輯下，如果不是一個時代最大的獲益者，就不值得被書寫。這幾年他過著遊山玩水的生活，刻意遠離了讓他感到失落的所有圈子。

我們提到了18歲時看過的《英格力士》，以及《博格達童話》裡的少年如何殺死了一隻美麗的鴿子。那些他於失敗之時“不得不”去寫的作品正為他帶來長久的價值，而不是他努力爭取的名頭與權力。8月1日，陳沖導演的《英格力士》在新疆開機了。這部小說改編難度大，版權輾轉數次，仍有執著的電影人希望講述它。

王剛眨了眨眼，露出將信將疑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