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瓦斯托波爾港口游泳的當地人
01
這座城市的故事就包含在它的名字中。
辛菲羅波爾（Simferopol），取自希臘語“辛菲羅波利斯（Simferopolis）”。1783年，葉卡捷琳娜女皇從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手中征服了克里米亞。她聽從情人兼智囊波將金的建議，開始用希臘名字重新命名這些長期處於伊斯蘭羽翼下的城市。
俄國自詡為拜占庭帝國的繼承者，而命名只是龐大的“希臘計劃”的一部分。“希臘計劃”的最終目標是與奧地利合作，從土耳其人手中奪回君士坦丁堡，重建一個偉大的東正教帝國。為此，葉卡捷琳娜給自己的一個孫子取名“君士坦丁”，還給他找了一位希臘保姆，彷彿夢想已經指日可待。然而，波將金很快去世了，隨後是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最後是葉卡捷琳娜自己。
如今，除了這個希臘化的名字，辛菲羅波爾的氛圍與希臘迥然不同，完全是一座俄國城市。我到那兒的時候，正值酷暑，空氣中飄蕩著行道樹的幽香。白天，這座城市籠罩在一片無孔不入的白色光線中。傍晚，天氣變得涼爽起來。梧桐樹掩映著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即便在最繁華的卡爾·馬克思大街，依然能聽到陣陣蟲鳴。
在辛菲羅波爾的車站前
由於被烏克蘭切斷了能源供應，辛菲羅波爾似乎處於慢性電力不足的狀態中。幾天前的一場全城大停電，迫使俄羅斯加快了海底電纜的建設。然而，太陽落山後，這座城市仍然顯得那樣昏黃：小路上一片漆黑，只有主路才會亮起街燈，閃閃爍爍，像一串即將熄滅的燈籠。
我住在一家民宿裡。一盞吊起的燈泡下，鋁皮鍋“咕嘟咕嘟”冒著熱氣。安娜把一小勺湯汁倒在手背上，“吧唧吧唧”地嘗著鹹淡。光頭的阿廖沙深陷在棕色皮沙發裡，手握著易拉罐啤酒。電視裡，普京總統正在某地視察。一輛老舊的拉達車從窗外駛過，搖滾樂巨大的音量劃過街道，留下一條躁動的細流。
我問起2014年的那場變故 。阿廖沙把手中的易拉罐捏得“嘎嘎”響。
“可惡的烏克蘭人，不知道西方給了他們什麼好處？”
接著又說：“在克里米亞，百分之九十的人支持俄羅斯。”
“剩下的百分之十呢？”
“韃靼人，”阿廖沙的鼻子“哼”了一聲，“他們恨我們俄羅斯人。”
安娜關掉爐子，給我也端來一個盤子。我感謝她的好意，告訴她我一會兒出去吃。
“那麼，明天去哪裡？”阿廖沙問，“塞瓦斯托波爾？雅爾塔？”
“巴赫奇薩賴（Bakhchysaray）。”
“要小心，”阿廖沙抬起眼皮，“那是韃靼人的地盤。”
02
巴赫奇薩賴，夾在兩座石灰岩斷崖之間。列寧大街穿鎮而過，兩側是石塊壘砌的房子和店鋪，鋪著粉紅色的瓦片。
鎮中心是當年韃靼可汗的宮殿，聳立著奧斯曼風格的尖頂。傳說，最後一位可汗俘獲了某位波蘭公主，卻無法得到她的芳心。公主死後，傷心欲絕的可汗在宮殿裡為她修建了一座噴泉。很多年後，普希金來到這裡，聽聞這個故事，寫下了著名詩作《巴赫奇薩賴的淚泉》。
巴赫奇薩賴街頭賣奶酪的人
我在宮殿外面的一家茶館坐下，要了一杯紅茶。一個韃靼老頭坐在我旁邊，前面放了一杯土耳其咖啡。他身後的牆上懸掛著繪有可汗宮殿圖案的地毯，上面蒙了一層灰。陽光從窗戶射進來，空氣中飛舞著塵埃的粒子。我向店主打聽“傳奇”旅館。巴赫奇薩賴的旅館大多不打招牌。
“你是說薩文基伊家吧？”女店主想了想，“在這條路的盡頭。”
“多遠？”
“步行半小時。不過這天氣，走路可能有點熱。”
巴赫奇薩賴的韃靼可汗宮
出了茶館，太陽把路面烤得直冒煙。我在可汗宮外面找了一個韃靼司機，他留著兩撇小鬍子，開一輛破拉達。我們一直開到列寧大街的盡頭，道路突然變得細窄，就要蜿蜒進山，可我依然沒有看見旅館。
我把行李扔在路邊，抬頭望著山上骨瓷般的巨石。就在這時，山坡上的一扇大鐵門“咣噹”一聲打開了。一個穿著藍色碎花長袍的韃靼大媽搖曳著身子，向我走過來。
“薩文基伊吧？”
“你怎麼知道？”
“聽說的。”
她微微一笑，可給人的感覺卻像遠在天邊。
“茶館的老闆給我打了電話，我猜可能是你。”她一開口就露出金牙，眼珠很黑，鷹鉤鼻，臉上佈滿蛛網般的皺紋，有一種威嚴感。她的五官相當歐化，幾乎看不出成吉思汗或者金帳汗國的痕跡。
薩文基伊說一口標準的英語，這在克里米亞實屬罕見。她後來告訴我，她出生在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大學唸的是英語和德語。1991年夏天，她和丈夫從遙遠的中亞遷回克里米亞——他們的故土。
我們踩著石子路，走到山坡上的農舍前。薩文基伊打開院門，一條狼狗衝了出來，朝著我狂吠。院子裡有棵小松樹，上面拴著一隻山羊。幾隻母雞正在一小塊菜地裡散步，發出“咕咕”的叫聲。
房子很乾淨，像是剛粉刷過，有兩間房專門留給客人。院子後面還有一個蒙古包似的帳篷，相當於遊牧民族的客廳，鋪著暗紅色地毯。
薩文基伊說：“這裡原來是山，我們把石頭一點點地運走，清理出土地，然後才開始蓋房。”
在陽光下，她眯起眼睛，嘴唇很薄，表情顯得很剛毅。
“蓋房子用了10年時間，都是我丈夫一磚一瓦蓋的。那10年間，我們就住在簡易帳篷裡。”
“韃靼人是1944年春天被集體流放到中亞的吧？我聽說當時只有不到一個小時，讓你們收拾東西。”
“你從哪兒知道的這些？”薩文基伊用灰色的眼珠盯著我。
“索爾仁尼琴的書，裡面寫了韃靼人的遭遇。”
“你來巴赫奇薩賴是想了解這些？”
“部分原因是。”
“你是記者？”
“作家。”
“那樣的話，你可以跟我丈夫聊聊，”薩文基伊緩和了語氣，“他是歷史老師。”
03
薩文基伊的丈夫哈坎正趴在寫字檯前，用本子記錄日常開銷。他的身後是一個木頭書架，上面擺著相框，還有幾本19世紀俄國作家的著作。正午的光線從外面透進來。他從賬目中抬起頭，摘下眼鏡，掛在胸前。他從角落裡抽出一張圓凳，拿起本子“啪啪”地撣了撣上面的浮土。
“坐吧，”他說。
“我來是想……”
“妻子跟我說了，有什麼想問的？”
和妻子一樣，哈坎也出生在撒馬爾罕，臉上的皺紋也像犁過的大地。1944年，哈坎的父母被趕上火車，從克里米亞一路顛簸到中亞。他家的幾個親戚在路上死了。
蘇聯政府說，在德軍佔領克里米亞期間，韃靼人有通敵行為，是“祖國的叛徒”，理應受到懲罰。不過，在哈坎看來，“二戰”是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之間的恩怨，韃靼人根本無意插手。
“韃靼人是作為一個族群而遭受苦難，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哈坎說。
一隻黃白相間的小貓從門外溜了進來，跳上哈坎的膝蓋。哈坎撫摸著貓的腦袋，繼續講述。
韃靼人的去向有三：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流放西伯利亞的韃靼人發現，很多當地人都是政治犯。他們理解這些同命相憐的流放者，很快就主動提供幫助。哈薩克人則普遍善待了流放的韃靼人。最悽慘的是那些流放到烏茲別克的韃靼人，尤其是在最初兩年。
1953年，韃靼人的處境終於有所好轉。薩文基伊和哈坎就是在隨後的1954年出生的。
“二戰”前，克里米亞有將近22萬韃靼人。經過戰爭和流放，三分之一的人口死去。很多人相信，作為一個獨特的族群，他們將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完全稀釋於從西伯利亞到中亞的廣袤大地上。
“這也是我好奇的一點，”我說，“克里米亞韃靼人是怎麼保持住自己的獨特性的？”
“講故事，”哈坎回答。
在哈坎的記憶中，他從小就是在父親的故事中長大的：關於故鄉克里米亞的富饒和美麗，關於韃靼人遭受的不公待遇。克里米亞韃靼人會反覆講述那些流放的細節，沒有哪個家庭迴避這些。因為他們明白，記憶只有永遠保存，根植於下一輩的心靈深處，他們才不會忘記自己從何而來。
這時，薩文基伊端著盤子走了進來，裡面是剛出鍋的羊肉餡餅（Chebureki）。貓從哈坎的手中掙脫出來，在薩文基伊腳邊“喵喵”地叫著。薩文基伊把它趕出了房間，輕輕掩上門。
“除了講故事，還有食物。”哈坎看著餡餅說，“每個家庭的母親和祖母，都會教孩子製作韃靼傳統食物。這些食物，讓這些出生在中亞的韃靼孩子意識到，他們和身邊的烏茲別克人不一樣。”
“食物是最牢固的記憶，”我點頭。
“來嚐嚐吧。”哈坎把盤子推過來。
我早就餓了，於是拿起一個羊肉餡餅——很燙，馬上又把它扔了回去。
“還是先說說你們是怎麼回到克里米亞的吧。”
“1989年11月24日，”哈坎說，“永遠忘不了那一天。”
當時，哈坎已經在撒馬爾罕的一所中學當歷史老師。下課回到辦公室，他發現同事們在傳閱一份報紙，上面把流放韃靼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行為稱作“野蠻行徑”，呼籲恢復這些族群的公民權利——這無異於一種“信號”。
正是從那天開始，流散各處的韃靼人意識到，返回故鄉的機會來了。他們變賣家產，攜家帶口地坐上火車，穿越哈薩克斯坦、南俄草原、烏克蘭，再從那裡向南，進入克里米亞。
“我們把房子很便宜地處理掉了。”哈坎說，“在撒馬爾罕，我們原本有一套很好的房子。”他拿起書架上的相框遞給我。那是1990年的夏天，哈坎和薩文基伊站在自家庭院裡。身後的葡萄架已經結滿果實，陽光穿過藤蔓，灑在地上。
哈坎辭去了教師工作，帶著賣房的收入，回到巴赫奇薩賴。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故鄉——儘管在父母的講述中，他已經回來過太多次了。
不過，對於這些出生在中亞的韃靼人來說，克里米亞早已不是想象中的模樣。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克里米亞變成了一個完全俄化的地方。
“克里米亞並不歡迎我們，”哈坎說，“我們成為了故鄉的陌生人。”
在中亞時，韃靼人都有職業和收入。但是在克里米亞，空缺的工作機會少之又少。哈坎和薩文基伊一度在市場上賣東西。他們還開闢出一小塊地，種上了蔬菜。但是在撒馬爾罕長大的他們，並不具備耕種技術，一切都得從頭學起。
那是一段艱難的日子。哈坎去市場上賣菜，薩文基伊開始私下裡給小學生教授英語。他們還要把省吃儉用的錢拿來蓋房。越來越多的家長找到薩文基伊，請她給小孩補習英語。除了韃靼人的孩子，還有烏克蘭人的孩子。
“你們經歷了蘇聯、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時代，覺得哪個最好？”我問。
“無論哪個政權，韃靼人都是硬物一般的存在，”哈坎說。
“我們被趕走，又不惜一切地回來。沒有人認為回來的生活很容易，但是我們心甘情願地接受。不管發生什麼，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哈坎停頓了一下，粗大的手指交叉在一起，“那就是，韃靼人永遠不會再離開克里米亞。”
04
早上，薩文基伊為我準備了韃靼餡餅、番茄黃瓜沙拉。沙拉上面有一大塊新鮮的羊奶酪，還放了一把院子裡種的歐芹。我想給她和哈坎拍照，但她說什麼都不答應——她臉上的皺紋讓我想起馬利亞溫油畫中的韃靼農婦。
我離開巴赫奇薩賴，坐上公共汽車，趕往黑海岸邊的城市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這裡是俄國黑海艦隊的基地，1852年克里米亞戰爭的主戰場。1920年，支持沙皇的白軍曾把這裡當作最後的堡壘。他們最終乘船逃走，將帝國拱手讓給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俄國的舊世界從此終結。
汽車穿行在揚起的塵土中，太陽只是天空中的一塊白色光斑。托爾斯泰也走過這條路。在小說《八月的塞瓦斯托波爾》裡，他形容這條路上的塵土“濃密而灼熱”。
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年輕的托爾斯泰伯爵是炮兵旅的一位低階軍官。他在戰役期間寫作、喝酒、賭博，兩天兩夜就輸掉1500盧布。這是一個天文數字，因為當時俄國士兵每個季度才能拿到70戈比。托爾斯泰由此在日記中斷言，俄國軍隊“要麼必定敗亡，要麼徹底革新”。
1855年，在被英法土聯軍圍困一年之後，塞瓦斯托波爾陷落。托爾斯泰親眼目睹了法軍旗幟飄揚在城市上空，不禁失聲痛哭。城市隨即陷入異常的寂靜，而托爾斯泰在戰敗與賭癮的煎熬中，度過了27歲的生日。
在塞瓦斯托波爾下了車，我沿著列寧大街尋找一家海軍主題的旅館。老闆尤里據說是個軍事迷。旅館位於一棟老房子的二樓，窗外的花園裡種著櫟樹，屋內貼滿了克里米亞戰爭的老照片。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戰地記者進行現場報道，因此留下了大量影像。奇怪的是，照片充滿了田園牧歌式的恬靜，讓人無法將之與文字中描述的戰爭場景聯繫在一起。
尤里不在，一個叫娜塔莎的女孩把我領到房間。我拿出一本英國曆史學家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寫的關於克里米亞戰爭的書，把行李塞到床下，然後來到通往露臺的公共客廳，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來。
克里米亞戰爭爆發時，俄國無疑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軍官大多是托爾斯泰那樣的貴族，而士兵基本是不識字的農奴和農民。和葉卡捷琳娜女皇一樣，尼古拉一世也把自己視為整個基督教世界的守護者。費吉斯認為，當尼古拉一世不顧實力地發動戰爭時，他的內心充斥著信徒的激情，而非賭徒的狂熱。
對俄國來說，克里米亞戰爭是最後一次十字軍東征。對英法來說，則是地緣對抗的先河。人們驚奇地發現，這場戰爭是一個新教國家與一個天主教國家結盟，幫助一個伊斯蘭教國家，對抗一個東正教國家。
俄國不僅在巴爾幹半島擴張，也正在中亞緊鑼密鼓地縮短與英屬印度的距離。英法對俄國的憂慮，已經遠遠超過了對異教徒的厭惡。某種程度上，這種情緒與後來的“冷戰”如出一轍。
一聲輕微的呻吟，讓我從書頁中抬起頭。我這才發現，在一個角落的長沙發上，趴著一個男人。他實在太瘦了，從牛仔褲腰部的空隙裡，露出一道內褲覆蓋出來的白線。他又呻吟了一聲，翻了個身，然後靠著沙發背坐起來。他突然發現我在看他，於是也看著我。他解釋說，他昨晚喝多了，正在這裡醒酒。說這話時，他就像一隻受傷的小貓。
塞瓦斯托波爾海邊的大媽
聽說我獨自一人來克里米亞旅行後，彷彿出於東道主的責任感，他開始用破碎的英語向我介紹塞瓦斯托波爾的景點。不過，他馬上有點不好意思地承認，他其實也不熟，他是過來出差的。
“從哪兒？”
“新西伯利亞，”他說，“來這裡賣空調。”
“生意不錯吧？”
他悲傷地笑了笑，是那種西伯利亞特有的悲傷。
我發現他的胳膊上文著一把劍，手機屏幕也碎了。後來，他咕噥了一句，轉過身去，繼續睡了。
客廳裡很熱，但是沒有空調。我走到露臺上，看著花園裡微微搖晃的櫟樹葉。一個身材微胖的金髮姑娘，正俯在欄杆上打電話。從她的表情和聲調中，我猜她可能失戀了，或者正處在分手的邊緣。她坐到我對面的椅子上，眼圈紅紅的，我們之間隔著一張小圓桌，上面放著菸灰缸。她點燃一支香菸，蒼白的手指塗著黃色指甲油。二手菸順著風向，吹到我的臉上，但她毫無歉意。淚水在她的眼眶裡打轉，她強忍著，免得它們流出來。我們坐在那裡，等待太陽偃旗息鼓，就像一對結婚已久的男女，早已無話可說。
05
很少有哪座城市像塞瓦斯托波爾一樣，到處都是對戰爭的紀念。
在通向伯爵碼頭的路上，我經過黑海艦隊博物館，也經過無名烈士墓、英雄雕像和戰爭紀念碑。它們既有紀念克里米亞戰爭的，也有紀念衛國戰爭的。在這座灑滿夏日陽光的海濱城市，隨處可以見到戰爭和死亡的陰影。死亡是渺小而骯髒的，原本不值得慶祝，但是憑藉這些紀念碑，死亡昇華為一種理想，一套史詩，成為俄國人身份認同的來源。
費吉斯寫道，克里米亞戰爭是一次可怕的羞辱，激起了俄國對西方的持久怨恨。戰爭同樣激發了俄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在他們看來，俄國的犧牲和為之奮鬥的基督教理想，將戰場上的失敗轉化為了道義上的勝利。
塞瓦斯托波爾的英雄地位，很大程度上也拜託爾斯泰的影響所賜。幾乎整個俄國知識分子階層，都閱讀了托爾斯泰以克里米亞戰爭為背景的小說。塞瓦斯托波爾從此成為俄國頑強和勇氣的縮影，也成為托爾斯泰寫作《戰爭與和平》的精神背景。正如歷史隨後所昭示的，俄國多次遭到外敵入侵，但正是這種精神，始終拯救著這個國家。
卡瓦斯小販
站在伯爵碼頭上，眼前的黑海閃耀著金色的鱗片，彷彿一張油畫。休假的俄國水兵和遊客們一起，穿過販賣卡瓦斯和熱狗的攤位，湧向停泊在港口的遊輪。海鷗拍打著翅膀，掠過岸邊游泳的人群。一對母女正躺在浴巾上曬日光浴。
在納希莫夫將軍的雕像下，一個小腿燒傷的男人，正喝著一瓶英克曼白葡萄酒——蘇聯美好生活的最後遺產。一個女導遊走過來，問我是否需要講解。她告訴我，這座雕像建於1959年，為了紀念克里米亞戰爭期間黑海艦隊的將領納希莫夫。在蘇聯時代，每一位海軍士兵都以獲得一枚“納希莫夫勳章”為畢生的榮耀。
我問她怎麼看待克里米亞迴歸俄羅斯。
“我是烏克蘭人，”她說。
我心裡一沉。
“但是在克里米亞，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是同一個民族，很難把兩者分開。我的父親是烏克蘭人，我的母親是俄羅斯人。這樣的結合在克里米亞太常見了。我們都說俄語。如果你問我怎麼看待克里米亞迴歸俄羅斯，我認為這是好事。從克里米亞戰爭開始，這種歸屬感就形成了。”
“你叫什麼名字？”
“奧爾佳。”
“奧爾佳，請你當導遊要多少錢？”
“200盧布。”
那相當於人民幣22塊錢。我掏出錢遞給她，她用俄語說了聲“謝謝”。她看起來五十多歲，化了妝，眼角有長長的魚尾紋。
奧爾佳開始了她的工作。她向我講述納希莫夫將軍的英雄事蹟：他怎樣在克里米亞戰爭中重創土耳其艦隊，怎樣在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中壯烈犧牲。相比菲格斯的書，奧爾佳的講述明顯更富有愛國主義情感。她是在蘇聯體系下長大的一代人，帶著那個時代的烙印。有些時候，我甚至感到，她講的不是導遊詞，而更像是一種宣傳。
我們一起走到伯爵碼頭。一艘遊輪駛過海面，甲板上站著俄羅斯遊客。對岸的山丘上覆蓋著森林。奧爾佳指著一面白牆上的俄文牌子告訴我，這裡是1920年俄國革命時期，白軍乘船逃往伊斯坦布爾的地方。兩年前，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槍決。羅曼諾夫王朝的最後一絲希望，隨著輪船在這裡啟航，又歸於寂滅。
如果沒有選擇當年的道路，俄國會變成什麼樣？
我想起阿列克謝耶維奇在《二手時間》中寫過的那句話：“我們天生都是夢想家，但精神卻是疲憊而痛苦的。”
06
那天晚上，我走進港口附近的一家酒吧。這裡播放著爵士樂，出售本地的精釀啤酒。酒吧裡面很熱鬧，聚集著不少年輕人。吧檯後面的小夥子留著維京海盜似的大鬍子，跟我聊起麥芽發酵技術。酒吧的裝潢充滿後工業風格，牆上暴露著磚石，鋼管椅散落四處。
我坐在吧檯上喝著啤酒，想起蘇聯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諾夫的小說《克里米亞島嶼》——裡面也寫到這樣的爵士樂酒吧。
阿克肖諾夫的母親尤金妮亞·金茲伯格是古拉格勞動營的倖存者。阿克肖諾夫的另一本小說《帶星星的火車票》被稱為蘇聯的“麥田裡的守望者”。
《克里米亞島嶼》寫於1979年，同樣起源於一個假設：“十月革命”爆發後，布爾什維克席捲全國，然而沙皇的勢力最終成功守住了帝國最南端的一角——克里米亞。
在阿克肖諾夫的想象中，克里米亞充斥著那個時代蘇聯年輕人可以想到的每一樣酷炫的“毒草”：高速公路、摩天大樓、超級跑車、豪華別墅、脫衣舞俱樂部、爵士樂酒吧，還有一家以納博科夫名字命名的高級夜總會。
主人公安德烈·盧赫尼科夫是一個左派知識分子。他相信蘇聯憲法中規定的加盟共和國的自治權。當他領導的政黨“共同命運”贏得選舉後，他宣佈克里米亞加入蘇聯。伴隨著圍觀群眾的歡呼聲，有人打出了“克里米亞+克里姆林=愛”的橫幅。35年後，這一幕竟然真的在克里米亞上演了。
我喝完杯中酒，準備離開。吧檯後面的小夥子對我說：“再見，哥們兒。”
我走出酒吧，夜色中的塞瓦斯托波爾一片沉靜。樹幹在月光中泛著白光。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547期
文、圖 / 特約撰稿 劉子超
編輯 / 楊子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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