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5 李自成打到北京,为什么没人救崇祯?

飞天神通


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时,左良玉手中的兵马已经超过三十余万。 二、提起吴三桂可谓赫赫有名,他的“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世人皆知,当然这是后话。 当时李自成进攻北京时,辽东总兵吴三桂,手握明朝末期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关宁铁骑,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兵马共有五万人左右 三、山东总兵刘泽清,山东曹县人,出身行伍,崇祯末年升至山东总兵。大顺军迫近北京时,手握重兵四万左右。 四、高杰,字英吾。崇祯十七年(1644年),高杰升任总兵官。手中握有五万左右的兵力。

由此可见,崇祯并不是无将可调,但就是这些平日拿着大明朝的奉银,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却找出了各种理由,进行拖延和搪塞,以至于耽误了战机。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崇祯为了笼络左良玉,朝廷下诏封左良玉为宁南伯,给他的儿子左梦庚平贼将军的大印,并许诺救驾成功后,就让他们父子世代把守武昌。 左良玉这才慢吞吞的按年月拟定了一份出兵计划交了上去。他的奏疏交上后还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就听说北京被李自成攻下了。 也就是左良玉压根就没有发兵救援北京。 接下来看看辽东总兵吴三桂是怎样救驾的吧。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崇祯诏征天下兵勤王,三月五日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吴三桂火速领兵入卫北京。 三月十九日吴三桂率军到达山海关,此时吴三桂已经给自己留出了降清的后路。命令军队迟缓行动。 二十二日吴三桂兵至玉田(属河北省唐山市)一带,这时突获京师陷落崇祯自缢的消息。 山东总兵刘泽清我接到了崇祯的加急圣旨了,命他率部火速入卫京师,他谎称坠马受伤,拒不奉诏。

以上这几位手握重兵的大佬不是提附加条件,就是直接拒绝。总之一句话,大明江山,崇祯坐不成,不是还有李自成吗? 就凭手中的军队作投名状,转投李自成一样可以封官进爵。 但高杰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尽管他知道大明江山易主李自成,他是万万不能投靠闯王的。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呢? 高杰是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同邑,同起为盗,原为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 高杰因作战勇猛,很快成了李自成的左膀右臂了,自然去李家比较频繁。 李自成的妻子邢氏勇武聪明,负责管理军用物资,每天分发军粮、兵器供应作战。高杰到邢氏的营帐中交符验合,邢氏看高杰相貌英俊,二人眉来眼去,日久生情,于是两人私通了,他们担心被李自成发觉,就策划着向明军投降。 高杰后来带着邢氏投降了明政府,后参加对李自成的追剿,因功升任总兵官。 高杰可谓与李自成有夺妻之恨,就算李自成登基后,放过谁也不会放过他。 即便如此,高杰都拥兵自重,拒不发兵。

左良玉、吴三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救驾行动迟缓。刘泽清、高杰等人裹足不前,丝毫没有勤王的意思,崇祯皇帝为何混得如此落魄?因为这些手握兵权的武将们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第一,自己的这些兵马能否打得过李自成。李自成经过十多年的发展,1644年的李自成的实力已经达到了顶峰,而且还处在上升趋势,俨然有横扫天下之势。左良玉虽然兵马众多,但是他在湖北屡次败给李自成,已经有了恐惧心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虽然战斗力很强,但是绝对数量落了下风,即使关宁铁骑以一当十也难敌数十万大顺军。

第二,崇祯皇帝时期,勤王的武将都没有好下场。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后金军队进攻北京城,袁崇焕率军来到北京城下勤王,结果击退皇太极之后,崇祯皇帝却将其投入监狱,后来凌迟处死。 第三,为自己留条后路。既然打不过李自成,与其被他消灭,还不如把手中这些军队当做投降李自成的资本。 综上所述,崇祯在被围的最后阶段,虽然还有能力对抗李自成,但将军们各有各的打算,几乎没有勤王之师。想想这些,看看崇祯的所作所为,加之当时的形势,这些武将的选择也并非没有道理。


古行生


崇祯皇帝最后吊死在煤山歪脖子树上完全是自己作的,当时北京周边还是有强大的明军,但是没有一支队伍前来救援北京,这其实和崇祯皇帝杀袁崇焕有极大的关系。

李自成一路向东打过来,大同、宣府基本是不战而降,起义军没有经多大的阻拦就长驱直入,直扑北京城了。此时的崇祯皇帝还在和朝中的大臣们斗嘴皮子,皇帝想要和满清议和,放弃辽东,另外还派人与李自成进行招安,期望李自成能够变匪为官,有时候皇帝说话也不管用,因为满朝大臣没有一个同意崇祯皇帝的方案。

崇祯皇帝也没辙,那就打吧,吴三桂守住山海关,不让满清进来就行,至于李自成的几十万农民起义军,那就剿吧,剿匪要有兵,更何况是几十万的匪。

兵也有,不过都不在北京城,湖广两地的左良玉有80多万的大军在,那是崇祯朝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了,朝廷立刻派人传旨左良玉,立刻率军北上勤王,左良玉给崇祯皇帝回了话,北上勤王可以,是不是给我封个王,大军出动,粮草先行,是不是可以拨付一些开拔银子?

这就没有意思了,十万火急居然和皇帝讲起了条件,这是典型的军阀作风啊。不错,左良玉就是典型的军阀,拥兵自重,占据南方富庶之地,要啥有啥,至于皇帝的旨意嘛,看情况了。

左良玉调不动,那就找山东的高杰、刘泽清,他们手下也有十多万人马,不说剿灭李自成,把农民起义军赶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两个可是崇祯朝有名的“江北四镇”,对付起义军很有一套,因为他们是“官匪”,官方认可的土匪。

起义军打一路,抢一路,高杰、刘泽清的队伍一样如此,剿匪一路,抢劫一路。

接到了崇祯皇帝的旨意,高杰和刘泽清有不同的反应,刘泽清怂了,谎称自己从马上摔了下来,受伤不能出行,顺带还骗了朝廷四十两银子的医疗费;而高杰是立刻就率军出发了。

高杰打李自成一直都很积极,原因很简单——他们是情敌。

高杰原来是李自成手下的一员悍将,和闯王关系非常亲密,其实他与闯王夫人关系更亲密,后来高杰把闯王夫人拐跑了,带领人马和李夫人投降了明军,受到朝廷重用,对剿灭起义军不遗余力。

高杰出发了,但并没有去北京城,主要有两个原因:1、是人马太少,也就是几万人,如果去北京城碰李自成的几十万人马,无异于以卵击石;2、高杰拐了李自成的老婆,自己内心好歹有点心虚和胆怯。所以,高杰打算进攻山西等地,抄李自成的后路。

山东一带的救援崇祯就指望不上了,唯一能够动的军队就是吴三桂在山海关的关宁铁骑,没有办法,先不管满清入不入关了,先保北京城再说,一道圣旨发给了吴三桂,令其火速救援。

吴三桂接到圣旨,左右为难,自己总共才五万多人,如果坚守山海关,还能挡住满清骑兵,如果去救援北京城,和农民起义军打消耗战,这点人马够人家吃吗?皇帝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那就去吧,吴三桂长了个心眼,派了一小支队伍出发,走到半道上,得知崇祯皇帝已经上吊,李自成进京了,得了,打道回府吧,难道去北京吊丧去?

以上是崇祯皇帝能够调各地军队前来勤王的情况,没有一支队伍来救北京,难道真的是军阀作风,胆小懦弱吗,根本不是,究其原因,这与当初崇祯皇帝杀了袁崇焕有莫大的关系。

想当初皇太极绕过山海关,经蒙古借道,过宣府直接打到了北京城,袁崇焕火速从辽东率军来救,全力抗击皇太极,终于把满清大军赶跑,结果是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杀了,说他有异心,引军攻京师。

这个时候的情况和那一年是何其的相似,李自成大军保卫了北京城,无论是左良玉,还是高杰,刘泽清前来救援,打跑了李自成,崇祯皇帝肯定会猜忌,打不跑,那就以身殉职,无论成败都是个死,你说谁愿意来?


沉墨I方之城


历代国君之中,崇祯死的最为凄凉与悲壮,真正做到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死前只有王承恩一人伴驾。

崇祯即位之初,搬倒了魏忠贤,既不培养新的魏忠贤,也不肯重用锦衣卫,致使东林党人坐大,帝国逐渐转型为服务于东林党人。

东林党人压根已经不在乎大明的江山了。他们正在等待的是王朝的更替,然后选择一个好时机好筹码来投奔新兴的李自成或者满清。到了李自成进了北京城,满朝文武只有三十来个人选择抵抗。关键这些文官还掌握着朝政,很少有人做出努力去为大明的复兴努力的。

由于崇祯刻薄寡恩,十七年换了五十个首辅,丢一城而杀一将,还喜欢限期破敌,多少忠臣良将因此陨落,伤尽了天下志士之心。

李自成打到北京时,大明军队掌握在左良玉、高杰与吴三桂手中,只有吴三桂倾巢而出率兵弛缓京城,由于携带眷属,行军速度较慢,半路上斥候来报,北京城陷,吴三桂立刻被迫下令返回山海关。

综上,自万历以降,国势日衰,崇祯年间,小冰河天灾、北方鼠疫泛滥、通货紧缩以及宗室问题,国家千疮百孔,崇祯少年即位,无力回天,致使大明倾覆。但是,北京城陷之前,吴三桂率兵勤王,只是由于北京城内鼠疫泛滥,降低了明军战力,致使北京城迅速沦陷,遗憾千古。后来,吴三桂被迫降清,成为了天下第一大汉奸!



当代曹植


明朝末年,民不聊生,徭役赋税沉重,各种起义揭竿而起,以李自成为首的闯军实力最强,最后一路打到北京城,危机之下,竟然无人勤王,最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吊死在煤山下,在笔者看来,造成无人勤王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一、明末几场败仗消耗了有生力量,无兵勤王。

崇祯时期,战役不断,并且明军一直是两面作战,所以压力很大,其中有几场战役直接导致明军精锐损失严重,我们来看一下是哪几场战役:

  • 广宁之战,丧失辽东根据地,战略空间被压缩。

广宁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是辽西的咽喉,更是山海关的门户,崇祯为了守住这道京城的屏障,派了熊廷弼,王化贞两人共同负责广宁的防务,谁知这两人并不和,各自为战,不能合兵一处,加上王化贞得力心腹孙德功投降后金,最终导致王化贞部6万大军损失殆尽,而熊廷弼更是直接放弃了广宁,撤回了关内,广宁落入后金手中,经此一战,整个辽东被后金占领,辽东丰富的物产没有为明朝所用,反而强壮了后金。

  • 松锦大战,明朝精锐损失殆尽

松锦大战堪称明朝与后金的大决战,双方都投入了重要兵力参战,这场战役也彻底的暴露了明王朝的症结所在,崇祯皇帝轻信“原属邢曹,不善用兵”的辽东监君张若麟轻敌冒进之言,使得洪承畴部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指挥战斗,最终导致进退两难,再加上粮草短缺,仓促突围,最终导致明朝精锐10万兵力损失殆尽,经此一战,明朝后期最为倚仗的将领洪承畴被俘,明朝精锐只有吴三桂率3万残兵退守宁远,关外城池尽收后金手中,而明朝在东北地区也无险可守。

  • 郏县之战,明军再无可御敌之兵

这是由孙传庭领导的明朝最后的一支有生力量,这支明军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战斗力较差,加上朝廷粮饷供应不足,碰上大瘟疫,崇祯还不停的催战,最终注定了这支部队的结局,经此一战,孙传庭战死,明军损失4万兵力,损失辎重属不胜数,还有大量人员归顺了闯军,从此各战略要地无兵可守,北京城彻底暴露在闯军攻击之下。这也应了那句话“传庭死,而明亡矣”。

总结:经过这几场战役,明末北京京畿一带再已无兵可调。

二、满清牵制了关宁铁骑,贻误了时机。

当时闯军已经势如破竹,破潼关,即将兵临城下,这时崇祯皇帝四处求援,只有吴三桂的三万关宁铁骑可以听命调遣,其他的封王已经调不动了,但是崇祯又不想把关宁铁骑调回来,因为调回来,满清将会长驱直入,东北再无险可守,而如果这时满清也来夹击北京城,那就陷入双面作战,而左良玉手握重兵,却远水解不了近渴,本来刘泽青离着最近可以救援却谎称从马上摔了下来,无法带兵,这样一来一去,时间一天天过去,闯王马上攻城了,这时才让吴三桂回师救援,而发兵救援,朝廷要拨钱粮,而此时国库已经空虚,即使这样,平西伯还是回援了,可惜吴三桂走到一半时,北京城就被闯军攻克了,如果早一点派吴三桂勤王,救援京城,可能结局就不是这样了。

三、崇祯无任人之术,疑心太重导致无人敢言。

“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明史》

崇祯皇帝十六岁登基,历史记载崇祯皇帝是明太祖以来罕见的勤政之君。但是却不善用人,加上他猜忌、多疑导致无人敢提出自己的想法,最终无人帮助,只会附和,我们通过几个事例来阐述一下分析:

  1. 无任人之术、刚愎自用

“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这是刘邦认识用人的原则。我们看一下崇祯皇帝的用人,兵部尚书陈新甲在明军元气大伤、国势交困之际,想到了议和,来用空间换取时间,换明朝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机,崇祯皇帝也赞同了他的意见,后来事情被被大臣知悉,群臣众怒,不料崇祯这时确站在了群臣这边,处死了陈新甲,这样的刚愎自用结局可想而知。

2.疑心太重,无人敢言

据史料统计,在崇祯帝当皇帝的17年时间里,换了约50位内阁成员,平均一年换3个,在崇祯眼里,看到的永远是别人的缺点,像袁崇焕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在对抗后金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崇祯二年,后金绕开了袁崇焕兵临北京城,而皇太极退兵后,崇祯就怀疑他暗中私通皇太极,就下令逮捕袁崇焕并杀之,俗话说的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既然给了袁崇焕尚方宝剑,那就要信任他,自己更要有明辨是非的清晰判断,这样做就是自毁长城,自掘坟墓。

四、众臣各自打自己的算盘,不团结,心不齐。

通过两件事可以反映出众臣不团结,各自打自己的算盘。

  1. 国库空虚,群臣捐款

连年征战,国库早已空虚,这时崇祯皇帝想到了号召群臣捐款支持粮饷的办法,孰知,群臣各怀鬼胎,捐多了害怕朝廷说你贪污,结果都没人捐款,都捐俸禄,最终这次捐款没有收上多少实银,得到的是群臣的空头支票。

2.南迁

李自成兵临城下,危机时刻,如果迁都当时是完全有机会的,崇祯此时也动过迁都的念头,崇祯爱面子自己又不能提出,所以让当时的首辅大臣李明睿提出这一想法,结果遭到了众大臣的一致反对,这也反映了众大臣的私心,群臣大部是北方人,一旦南迁,利益受损,二来南方体制齐全,到了南方可能面临无权无利之局,正是这样的群臣导致了崇祯的结局。

综上所述:李自成打到北京,无人救崇祯主要是由明朝几场败仗导致无兵勤王,其次关宁铁骑召回太晚,又受满清的牵制,再者就是崇祯刚愎自用、用人多疑的性格,最后就是群臣二心,,各自打自己算盘,最终导致崇祯孤立无援、自杀身亡。


坐看云起时1218


 

历代亡国之君中,明代的崇祯帝死得最凄凉。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崇祯皇帝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的一棵槐树上。

  

《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着崇祯帝自杀前所写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临死前依然说“诸臣误朕”一则反映崇祯帝刚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际的心情:你们这些大臣,世受国恩,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一个人也见不着,白养你们了!

  

历史记载中,崇祯帝自杀前那几天惊慌失措,犹如一头困于笼牢中的野兽。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将北京城围成铁桶一样,崇祯帝还在御案上写了一句“文臣个个可杀”,密示近侍。尽管随即抹去了,但可见此时君臣已同水火,相互不信任到何种地步。这种情形下,很难指望有大臣和他一起殉国。

  

十八日外城陷落,他问太监为什么没有京营兵护驾,太监回答说:“皇爷安得有兵?京营兵皆散,今惟有劝皇爷走耳。”走投无路的崇祯召新乐侯刘文炳等带家丁前来护驾。刘的回答是:“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岂能当贼?”刘文炳说的是实情,明朝从洪武帝开始,对大臣监控甚严,大臣如果自己训练家丁,那就有私练武装的嫌疑,可能危及江山,是大罪,而一些没有经过训练的家仆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此时崇祯尝到了祖宗之法结下的苦果。

  

当日崇祯将长平公主的胳膊砍断,叹息道:“汝奈何生我家?”命令太子化装逃到民间。他自己也趁黑微服到朝阳门,要出城,守门的不放行,说天亮再说。——这也是规矩,但此时李闯大军在外,稍微有点良心的人不会拘泥于成法,无论是城中哪一个达官贵人,能放出一个就可能救活一人,但此时守门的已生了异心,他们在为李闯守门不让人逃命,好日后邀功。崇祯扈从想夺门而出,守门的反而用大炮回击。他命令人去叫负责守朝阳门的朱纯臣来开门,可朱府看门的人说老爷赴宴未归。——此时哪能有闲心去赴宴,分明是托辞。走安定门,门闸太坚固,打不开。太子叩嘉定门想外逃,守门的官员周奎自顾自睡觉,兵士不理睬太子。

  

一个皇帝连自己都城的门都打不开,这说明几乎所有基层办事人员都知道大明将亡,纷纷为自己找后路了,崇祯除了投降,绝无生路了。

  

孔尚任写的《桃花扇》,虽是戏曲,但真实地再现了明亡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提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听说崇祯驾崩,唱了一出《哭主》,他捶胸顿足对着北方哭道: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这曲《胜如花》道尽了孤家寡人崇祯帝殉国的凄惶,堂堂天子,竟然不如“飘蓬断梗”。

  

李闯进城后,有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史以及一些公侯、驸马自杀。这些人算是大明的忠臣,但我以为他们不降于贼是报朝廷之恩,未必报崇祯个人之恩。而投降的更多,大学士李建泰以下,包括兵部尚书、户部侍郎、工部侍郎等众多高级官员。明代文秉在《烈皇小识》中列了个长长的名单,共一百三十二人。文秉还特意点了几个关键的投降者的所为:

  

“逆闯入都,首先劝进者,陈演(内阁首辅)、朱纯臣(就是以赴宴搪塞崇祯不开朝阳门让皇帝逃生的那位)也;向贼叩头求用,指斥先帝为无道者,魏藻德(内阁首辅)也;从狱中出而为贼策下江南者,张若麒也;其颂贼为救民水火,神武不杀者,梁兆阳也;代贼焚毁太庙神主者,杨观光也;大负先帝委任,终以拷掠死者,李国桢也;先帝求金不应,东宫出亡不纳,终赍盗粮,尽为贼有,负君辱国,贻恨千古者,周奎也。”除了这些大臣,还有崇祯很器重的守城太监,后开门投降的曹化淳等。

  

崇祯尸体被李闯军队发现后,停灵数天,《烈皇小识》载这些已投降的旧臣对先帝尸体的表现,“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斜着眼睛瞟一眼就过去了,人情如此之薄!

  

据《明季北略》记载,崇祯梓宫暂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两个和尚自愿前来为大行皇帝超度,李自成的两大重要部属宋献策和李岩经过此地。岩对宋说:“何以戴纱帽的反不如和尚?”宋回答:“那些纱帽原是陋品,并不是和尚之品比官员强。”李岩再问:“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为什么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宋献策的回答是:明朝的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因此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新进者心想,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哪有马上死的道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思忖,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就算一人死了也于事无补。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认为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

  

这段对话,未必是信史,但多少反映当时一些有见识的士人对明朝情感之冷薄。科举是表面上的原因,本来明室仅仅把八股制艺作为笼络也是控制读书人的手段,读书人也只把它作为敲门砖。所谓忠义之说,远不能遮掩利益驱动的本质。所谓明朝养士三百年的“养”,和用草料养牛马差不多,多数士人哪会给它尽忠?

  

清代定鼎中原后,追赠崇祯的谥号为“庄烈帝”,帝王死于宫外者为“庄”,而自杀很符合“烈”字。崇祯皇帝既不像汉献帝那样懦弱,也不像隋炀帝那样残暴,也不像南唐李后主、宋徽宗那样醉心于诗词书画而荒了国政,而是很敬业、颇思进取、一直想匡正爷爷万历、哥哥熹宗执政时的过失。因此崇祯的死更具有悲剧意义,比其他亡国之君博得了更多的同情。

  

明朝养士三百年,最后大敌当前,这些食朝廷俸禄的人很多都这个样子,当然可以说这些人无耻、软弱。可他们天生就这样无耻吗?同样是读书人,宋末士大夫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度足让明朝士人汗颜。同样读孔孟书,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我们要比较一下宋、明两代养士的差别。

  

宋代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和崇祯帝相比,同样是自杀,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凄凉而是悲壮。大明和李自成军事力量的对比,远不如南宋和蒙元军事力量对比那样悬殊。蒙元是在扫平欧亚大陆,歼灭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后,包抄了疆土狭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时的蒙元来攻击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级大国美国进攻伊拉克一样,胜负早定。即使这样,南宋独自抗击了蒙元几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边的崖山。蒙元水师逼近,宋军在张世杰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惨烈无比的“崖山保卫战”,因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蹈海自杀。史载:“后宫诸臣,从死者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大战中与帝室失散的张世杰知道少帝已死后,领着船队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岛一带海面时遇飓风溺死海中。

  

张世杰、陆秀夫和在北京就义的文天祥被后人称为“宋末三杰”。而为大宋殉葬的士人远不止这三人,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长沙)时,岳麓书院几百个儒生全部战死。

而明代呢?皇帝自杀时,身边连半个陆秀夫都找不到。清兵南下时,投降的大臣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江南一些缙绅起兵主要是以复社文人做领导,他们大多是不受重用或闲呆在家中的在野知识分子,如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如唐世桢,一个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清兵下江南后,跟随唐王抗清,最后被清廷杖死。《研堂见闻杂录》感慨:“忠臣烈士,不出于缙绅,而出于一青衿弟子,不出于食禄大臣,而出于偏藩几日之薄官,其为明朝结三百年之报,惟公一人矣。”而东南文人领袖钱谦益,口口声声要殉国。待到国亡时,小老婆柳如是劝他投河以成大节,钱说水太凉了,以后再说。他最终还是投降了清朝,没当成陆秀夫。连后来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这些投降的大臣,说汉族文人太柔弱,让他们入了《贰臣传》。

  

明末文人无耻者、贪生怕死者众多,而整个大明,提倡理学是不遗余力的。读书人从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们培养出许多洪承畴和钱谦益。

  

明代的教育为什么失败?关键是统治者并没有尊重文人,他们没有真正把文人当成有独立意识的人来对待,而是当成奴才来处置。明廷所要培养读书人的忠,乃是忠于一家一姓、带有奴性的忠,而非爱社稷、护百姓的大忠。

  

可以说,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除了其间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几个对文人不错的皇帝外,大多数皇帝和文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朱元璋几乎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改造文人,让文人的自尊扫地,气节不存。他动不动就打大臣的屁股,他赋予太学以下各类官学的管理人员有任意侮辱读书人人格的权力。到了他的儿子朱棣,更是变本加厉,灭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的灭族是当权者在向天下的知识层昭示一个道理:不要忠于道统和原则,而是要忠于最终的胜利者。

  

明初朱元璋父子用侮辱人格的方式来对待士人。经过仁宗、宣宗等相对仁厚的皇帝执政,士人的正气也渐渐地又被培植起来,打屁股不再是耻辱,因为直谏而被杖,倒是一件足以自傲的荣誉。孟森先生说:“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明史讲义》)

  

真正对士气产生根本性摧残的事情是明中叶以后两件大事:嘉靖朝严嵩当权杀直谏大臣,天启朝魏忠贤当权杀东林党人。此后虽有复社上接东林、匡正士风的努力,但一切来得太晚,真正能显达的总是那些无耻的文人,明朝士林演化成严重的逆淘汰生态。

  

先说严嵩杀谏臣。严嵩父子当权时,杨继盛上书劾严嵩“十大罪”,被定为死罪,行刑的那天,围观民众皆流泪为之送行。高阳为此评论道:“明朝杀谏臣,自此而始;反激排荡,致使言路趋于偏激,由意气而戾气,国亡始息。说严嵩是明朝第一罪臣,亦不为过。然而此养奸纯出于世宗的姑息,世有亡国之君,乃有亡国之臣,于此又得一明证。”

  

魏忠贤诛杀东林党人是明史上对士大夫最大的一次围剿,为首的是魏公公,但依附他而报私仇的文臣也不少,东林党人在政治斗争的技术层面几乎是不合格的,纯粹靠一股浩然正气支撑,而阉党控制了皇帝,又掌握了能随便把人处死的东厂和锦衣卫。东林党诸君子被拷掠的惨状,可说是空前绝后。东林党被灭后,士大夫正气几乎荡然无存。死在北镇抚司狱的东林党人之一黄尊素,他的儿子,就是那位明末有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对君权提出质疑,对一家一姓的王朝不复有父辈的愚忠,他们对异族入侵、文化毁灭感到痛心,但对朱家皇朝的完蛋并不痛惜。这不能说没有父辈遭遇带给他的教训。

  

这样有计划既“杀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学的地位抬得再高,让读书人念再多的孔孟圣贤之说,也只能培养一大批善于讲假话、作秀的文人。一个国家到了知识层无耻的地步,那就没救了,最后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读书人的气节还不如妓女。

  

而宋代和明代相比,则是相当尊重文人的。陈寅恪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正相反,朱元璋是想方设法来打击文人的气节,而赵匡胤则是想方设法来赢得文人的心,甚至给后世继位者立下具有宪法权威性的遗诏,规定不能以言论来杀文人。宋代养士三百多年,尽管王朝武力一直很弱,但文人多半能和朝廷同心同德,共撑危局。

  

再说崇祯皇帝的个人原因。

  

崇祯接手的是一个病入膏肓、危机四伏的王朝,对于这样一个几乎是绝症的“病人”,首先是应该慢慢地调养,先维持生命,再如抽丝般一点点减轻病情,或许大明帝国还能延续几年,可感觉到时不我待的崇祯,想用霹雳手段救帝国于沉疴之中,反而欲速不达,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崇祯的性格和清朝的雍正颇相似,勤于政事而人不够通达,对臣下过于苛刻。如果崇祯和雍正一样,继承的江山是康熙那样留下来的全盛帝国,他未必不是一个有为之君。一个人身体健壮抵抗力强时,对体内一些毛病可以放手去治甚至下猛药也无妨,而对奄奄一息的人救治方案得格外谨慎。崇祯面临的不是雍正那样没有根本危机的帝国,但也采取和后来雍正一样的刚猛之法,是他执政的失误。

  

一位号锁绿山人的明朝遗民在《明亡述略》中评价崇祯,“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君子修身齐家,宜防好恶之癖,而况平天下乎?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这番话很有道理。崇祯刚即位能清除阉党,很有一番励精图治的样子,天下人对他寄予中兴大明的厚望。可到后来觉得外臣不可用,又重用太监,如开门投敌的曹化淳。经过他父亲、哥哥的那些年折腾,有能力而又正派的文臣剩下不多,又因为他的刚愎、多疑搞掉不少,如文震孟去职,袁崇焕被冤杀,卢象昇孤立无援战死疆场,重用的都是温体仁、杨嗣昌这类治国御敌没本事、搞权争却手段高明的大臣。远因和近因交杂在一起,明亡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孟子说过:“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宋代的皇帝即使逃离到海上,还有那么多人跟随保卫。而明代李自成陷北京时,大半河山还姓朱,可皇帝身边只剩下个太监了。崇祯帝自杀时身旁没有陆秀夫,这是他的那些老祖宗造的孽,是朱元璋等人让文人变成奴才的报应。——反正做了奴才,那就做三姓家奴吧,主子姓朱还是姓李甚至姓爱新觉罗有什么区别呢?


破乞


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大明朝皇帝崇祯煤山上吊而亡,身前仅有一个大太监王承恩陪驾身死,崇祯帝的衣服上写着:“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享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此灭亡。

我们回过头来看,虽然崇祯帝唯一能够直接调动指挥的孙传庭部队,已经于一年前在陕西潼关全军覆没,但当时明朝在各地还有近百万部队,只要运筹得当,大明王朝未必没有翻本的机会。

最大的一支部队是左良玉大军。左良玉最初在山海关外抗击后金军队,后来入关参与围剿李世民义军,势力越来越大,手下兵力最多时有80万,号称百万。

第二支部队是吴三桂大军。吴三桂担任山海关总兵,长期镇守山海关。他手下有10万军队,其中有4万关宁铁骑。这4万关宁铁骑的当年袁崇焕留下的精锐力量,战斗力极强,后来在山海关大战中和李自成20万大军打成平手。

另外,山东总兵刘泽清和总兵高杰而言各有不下于5万人的部队。

然而,虽然各地还有百万部队,可这些部队的将领心怀鬼胎,并未全力赶来北京援救崇祯帝。

刘泽清收到崇祯帝的勤王命令时,撒谎称自己坠马受伤,拒不奉诏。高杰则持观望态度,静候事态发展。左良玉军队最多,他的动作最慢,当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城时,他才向朝廷递交出兵计划。

倒是吴三桂,在收到崇祯帝勤王命令后,发兵来救。只不过,大军还在半路上,就传来了崇祯帝自缢的消息。

崇祯帝在诏令天下大军勤王时,又是加官进爵,又是重金赏赐。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为何如此高的赏格,都没有让各路将领动心?

这是有原因的。

一、各地明朝军队虽然还有近百万之巨,可他们对于打败李自成,很有疑问。

左良玉是李自成的手下败将,早就对他产生了恐惧心理。刘泽清手下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拿来吓唬百姓还行,真要他们跟义军作战,就实在勉为其难了。高杰本是李自成部将,知道李自成军队的实力,自然也不敢去鸡蛋碰石头。至于吴三桂,他已预留投降清军的后路,也不愿将军队全部投入到勤王。

二、在崇祯帝当政时期,勤王将领从来没有好下场。

崇祯帝刚愎自用,疑心极大。当年,皇太极率10余万八旗精锐部队,绕道蒙古草原,从喜峰口关口进入关内,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北京城下。袁崇焕得到勤王命令后,亲自率领关宁铁骑主力日夜兼程赶到北京勤王,在各路援军的配合下,击败皇太极大军,让北京城转危为安。

战后,崇祯帝是怎么对待勤王功臣袁崇焕的?北京保卫战硝烟未散,崇祯帝就以“通敌”的罪名,将袁崇焕抓捕关进牢狱,随后将他凌迟处死。

有了袁崇焕的前车之鉴,谁还敢卖力勤王呢?





老三学文史


李自成一路向东打过来,大同、宣府基本是不战而降,起义军没有经多大的阻拦就长驱直入,直扑北京城了。此时的崇祯皇帝还在和朝中的大臣们斗嘴皮子,皇帝想要和满清议和,放弃辽东,另外还派人与李自成进行招安,期望李自成能够变匪为官,有时候皇帝说话也不管用,因为满朝大臣没有一个同意崇祯皇帝的方案。

崇祯皇帝也没辙,那就打吧,吴三桂守住山海关,不让满清进来就行,至于李自成的几十万农民起义军,那就剿吧,剿匪要有兵,更何况是几十万的匪。

兵也有,不过都不在北京城,湖广两地的左良玉有80多万的大军在,那是崇祯朝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了,朝廷立刻派人传旨左良玉,立刻率军北上勤王,左良玉给崇祯皇帝回了话,北上勤王可以,是不是给我封个王,大军出动,粮草先行,是不是可以拨付一些开拔银子?

这就没有意思了,十万火急居然和皇帝讲起了条件,这是典型的军阀作风啊。不错,左良玉就是典型的军阀,拥兵自重,占据南方富庶之地,要啥有啥,至于皇帝的旨意嘛,看情况了。

左良玉调不动,那就找山东的高杰、刘泽清,他们手下也有十多万人马,不说剿灭李自成,把农民起义军赶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两个可是崇祯朝有名的“江北四镇”,对付起义军很有一套,因为他们是“官匪”,官方认可的土匪。

起义军打一路,抢一路,高杰、刘泽清的队伍一样如此,剿匪一路,抢劫一路。

接到了崇祯皇帝的旨意,高杰和刘泽清有不同的反应,刘泽清怂了,谎称自己从马上摔了下来,受伤不能出行,顺带还骗了朝廷四十两银子的医疗费;而高杰是立刻就率军出发了。

高杰打李自成一直都很积极,原因很简单——他们是情敌。

高杰原来是李自成手下的一员悍将,和闯王关系非常亲密,其实他与闯王夫人关系更亲密,后来高杰把闯王夫人拐跑了,带领人马和李夫人投降了明军,受到朝廷重用,对剿灭起义军不遗余力。

高杰出发了,但并没有去北京城,主要有两个原因:1、是人马太少,也就是几万人,如果去北京城碰李自成的几十万人马,无异于以卵击石;2、高杰拐了李自成的老婆,自己内心好歹有点心虚和胆怯。所以,高杰打算进攻山西等地,抄李自成的后路。

山东一带的救援崇祯就指望不上了,唯一能够动的军队就是吴三桂在山海关的关宁铁骑,没有办法,先不管满清入不入关了,先保北京城再说,一道圣旨发给了吴三桂,令其火速救援。

吴三桂接到圣旨,左右为难,自己总共才五万多人,如果坚守山海关,还能挡住满清骑兵,如果去救援北京城,和农民起义军打消耗战,这点人马够人家吃吗?皇帝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那就去吧,吴三桂长了个心眼,派了一小支队伍出发,走到半道上,得知崇祯皇帝已经上吊,李自成进京了,得了,打道回府吧,难道去北京吊丧去?

以上是崇祯皇帝能够调各地军队前来勤王的情况,没有一支队伍来救北京,难道真的是军阀作风,胆小懦弱吗,根本不是,究其原因,这与当初崇祯皇帝杀了袁崇焕有莫大的关系。

想当初皇太极绕过山海关,经蒙古借道,过宣府直接打到了北京城,袁崇焕火速从辽东率军来救,全力抗击皇太极,终于把满清大军赶跑,结果是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杀了,说他有异心,引军攻京师。

这个时候的情况和那一年是何其的相似,李自成大军保卫了北京城,无论是左良玉,还是高杰,刘泽清前来救援,打跑了李自成,崇祯皇帝肯定会猜忌,打不跑,那就以身殉职,无论成败都是个死,你说谁愿意来?


历史的影


崇祯晚年,兵马精锐尽在辽东和九边。关内虽然编制和数量上人口众多,但是实际上普遍存在严重的缺编,缺编到不忍直视,号称尚有百万人的明军,可能也就二三十万士兵,而扣去老弱和各地守军,能有多少部队能来救援北京,更别提大部分都已经被军阀控制了。

在李自成东渡黄河攻击北京的战役中,明朝真正具备一定战斗力的守备部队大概还有以下几支:

一是战斗力最强的关宁军,连同老弱家眷在内约五万人,其中战兵三万人左右,由于守卫关门、宁远两镇,一旦调动就意味着关门大开,满洲军事贵族可以长驱直入,因此要调集关宁军内卫就必然导致它带着老弱家眷一起行军,从而由兵贵神速的勤王变成慢慢吞吞的大搬家;

二是驻守古北口、张家口等处的明军唐通部八千战兵,作为关宁军的侧翼守备,主责防御满洲军事贵族绕道蒙古破边墙而入,同样不可轻动。且唐通部战斗力较弱,在同农民军及清军的作战中败多胜少,用来对抗农民军估计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气;

三是京师勇卫营、铁骑营八千战兵,但是李自成攻击北京之前已被李建泰督师拉走了一半试图打通南北联系,在正定得知大顺军队逼近的消息后纷纷逃散,“建泰不能制”,其余部队在李自成本部攻北京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算是尽了最后的责任;

四是守备山东、江苏、安徽等地的三镇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部,这些部队尚有一定的战斗力,后来也纷纷成为满洲军事贵族的爪牙,但在当时已经全部军阀化了,崇祯皇帝倒是想过调距离最近的刘泽清入卫,结果他不听指挥,也没出手

五是湖北左良玉部,这是一支早已军阀化了的部队,从它不仅不听地方军政长官的调遣,不听皇帝的调遣,乃至到了南明弘光朝还能玩出“清君侧”的把戏就能看出来。

至于其余地区的明军守备乃至地主团练武装,基本上只有个摇旗呐喊的本事,你叫他们去攻城野战,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所以,在李自成攻击北京的时刻,明军何来“百万军队”?真正部署在战区内,有可能即时调得动的战兵也就四五万人,其余的部队不是距离过于遥远以至于按照当时的战略指挥条件,赶到战场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就是根本不听调遣;而李自成在战役部署上也不是毫无作为——大顺军主力攻击北京之时,左营制将军刘芳亮就在主力右侧实施平行行军,一是为了防止崇祯帝南逃,二是为了防止山东以南的明军北上。以上几个因素结合起来,就让崇祯皇帝无可奈何,只能选择投降或者自杀,结果显而易见,他选择了吊死在煤山上


淡烟流水16


李自成亲征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崇祯皇帝陷入了矛盾之中,他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北京,背负千载骂名,另一方面他觉得李自成没有那么容易打下北京。崇祯最初决定抵抗,于正月二十六日派大学士李建泰“代朕亲征”,结果李建泰毫无作为。这时候,崇祯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南迁南京,其二调天下兵马勤王。

但是在这两件事上,明朝内部又陷入了争吵之中,由于崇祯不愿意担负骂名,所以他希望这两件事由大臣们提出,然后自己再同意,但大臣们偏偏达不成共识,最终南迁之议搁置,调兵勤王之事也一拖再拖。直到三月初六,崇祯皇帝才正式发布“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并命令吴三桂、唐通、刘泽清率部入京。

刘泽清接到诏书后,谎称自己坠马负伤,不能前往,他反而率军南逃;吴三桂因远离京城,需要携百姓入关,所以耽误时日;最终只有唐通率领八千人抵达北京。三月十五日,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居庸关,唐通率领所部直接开关投降。十七日,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

这时候崇祯“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估计还没抵达江南地区,即使接到了诏书,也需要一定时间来准备。由于长期接不到北京发出的诏书,江南地区的官员越来越感到不安。根据文献记载,直到四月初一,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领衔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

四月初七日,史可法完成准备工作后,亲自率兵渡江准备北上“勤王”。可就在第二天,史可法才接到崇祯皇帝已经在三月十九日自尽于煤山的消息。通过这段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南方的军队并非是不想勤王,而是崇祯的诏书发布太晚,加上当时通讯手段落后,南方军队还没开拔,北京已经被李自成占领。

崇祯不是昏君,他兢兢业业,勤于政事,但他也不是一位能够力挽狂澜的皇帝,他刚愎自用、处事犹豫不决,最终留下了一段千古遗恨。



御前带刀侍卫


李自成打到北京,为什么没人救崇祯,崇祯帝朱由检,庙号思,谥号烈,崇祯只是他的年号,然而不管庙号还是谥号,含义都不算差,后人也评价他,称之为: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什么意思?


说白了 ,是个好人,但输就输在运气太差,前任天启皇帝、万历皇帝什么的,不但基本上把家底败光了,还折腾的民怨沸腾,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上位,其时是公元1628年。

上位之后,北方大旱,之后几乎年年都有,都有到什么程度,《汉南续郡志》当中就有记载记,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他在位十七年,其中十四年时间的天灾,这事儿崇祯皇帝能控制的了吗,当然,崇祯皇帝是力主救灾了的,但其时天下已从根子底下烂掉,地方官服很不给力,致使老百姓吃不饱饭,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陕西高迎祥造反;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陕西李自成造反;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陕西张献忠造反,附逆者前前后后三十六营,如野蜂乱飞一般,转战河南、湖北、陕西、四川、安徽等地,一时间烽火四起,江山板荡。

也就是说,这些起义兵也好,反贼也好,到处都是,蛊惑力极强,迫使朝廷不得不集中兵力征剿,局势已然很是紧张。

但,崇祯皇帝仅面临这些困难吗?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4月13日,关外努尔哈赤造反,不到十年的时间,便由小打变成大打,从关外打到关内,崇祯皇帝上位的第一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率十万铁骑绕过山海关,从喜峰口入关,几乎打到北京。

虽然掳掠一番后撤退,但进关的道路他已经摸熟了,以后呢,据史料记载,从崇祯二年到崇祯十五年,也就是明灭亡的前两年,皇太极或者自己,或者麾下大将,从河北、山西、内蒙等地,走不同的路线进关四次,神出鬼没,崇祯皇帝也不得不派兵防御。

所以,不要把吴三桂献山海关看的太重,他只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即便没有他,皇太极等拖也能把明朝拖死。

以上都需要大部兵力,而且都比较分散,你没办法集中起来,除此之外,关外,那就更不用说,辽东问题自努尔哈赤造反以后,就一直是个大问题,也需要花费大量兵力,总数即便不到百万。数十万总是有的。

综上,关外要人,对付反贼要人,防备皇太极突袭也要人,明末人口也就是五千到六千万,而且还大部分不听他的,剩下的一两千万,按最大五比一的比例,也就能凑200多万人马,这200多万又不全是正规军,还有地方部队,如此折算下来,能完全听崇祯皇帝的人马能有多少,更何况,连年征战,连年灾害,府库里实在没钱。

你拿不出钱,谁还听你的,所以,李自成打到北京,没人救崇祯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要么抽不出人,要么实在不愿白出力气,懒得搭理你这个似乎蹦跶不了几天的皇帝了。

参考文献:《明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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