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0 在恐懼文化盛行的時代，我們如何增強自信？

弗蘭克•菲雷迪（Frank Furedi）是英國肯特大學社會學榮休教授。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和評論家，著述豐碩，其中包括《恐懼文化》、《恐懼政治》、《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和《偏執的家長》。因為是我非常喜歡和關注的英國社會學家，十多年來，我一直閱讀他在英國《尖刺》雜誌上的專欄文章，也曾經因為翻譯版權的事和作者有過幾次書信往來，親身感受到他的熱情和友好。最近從自己的博客中發現最早的一篇譯文是2005年10月28日發表在《世紀中國》上的“恐怖推銷”，其原文就發表在《尖刺》雜誌上，較新的是2017年12月10日發表在《愛思想》網上的“身份認同政治的隱蔽歷史”，現在可找到的大概有24篇，清單附在文後，有興趣的讀者可查閱。

菲雷迪教授曾經在1997年就出版過一本名為《恐懼文化》的書，其中文版在2004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譯者是方軍、張淑文、呂靜蓮。主要章節包括危險的激增、我們為什麼會恐慌？虐待文化、危險的陌生人的世界、你能信任誰、新的禮節、恐懼的政治學等。他在書中談及人們漸漸從有無危險的角度來看待親密的人際關係，增加人們在交往時的恐懼感，助長社會形成懷疑的氛圍，竭力想回避社會面臨的各種挑戰，挫傷冒險、探索和實驗精神。該書因為敏銳的洞察力和神奇的預測性而廣受推崇。

21年後的2018年新出的《恐懼：推動全球運轉的隱藏力量》有哪些新內容呢？首先，時空背景不同了，他的大部分預測都變成了現實。過去幾十年，恐懼文化愈演愈烈，恐懼的使用頻率大幅增加，諸如“恐懼政治”、“犯罪恐懼”、“恐懼因素”等時髦術語的興起說明恐懼已經變成當今公共對話中最顯著的參照物。其次，《恐懼之道》試圖探討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兩大主題：恐懼為何在當今社會贏得道德上的支配地位，當今的恐懼與從前體驗到的恐懼有何不同？

菲雷迪教授認為恐懼文化的主要推手之一是道德權威的衰落。恐懼似乎提供了暫時解決道德不確定性的辦法，為此受到眾多利益團體、政黨和個人的歡迎。當今社會持續遭到令人恐怖的信息的大轟炸，我們時時刻刻遭遇難以衡量的、無法對付和控制的種種威脅。我們已經養成了從恐懼視角看待一切的習慣，與此同時還養成消極被動和孤獨無助的心態，所有這些都加劇了無奈和焦慮的情緒。恐懼視角的形成鼓勵不同群體出於利益目的爭先恐後地製造恐慌，相互指責對方製造恐懼氣氛，大打恐懼牌。結果，我們竭盡全力要在未知和危險的世界裡不斷尋求新的安全感。我們渴望絕對的確定性，對不確定性實行零容忍，以為實現零危害的目標是可能的，但這些一廂情願的追求反而加劇恐懼和不安全感。恐懼是如何產生的？媒體在恐懼文化氾濫中發揮了什麼作用？哪些人從恐懼文化中受益呢？所有這些都是菲雷迪教授在闡釋當今困境中試圖回答的問題。菲雷迪教授預測除非社會找到對待不確定性的更積極定位，否則，恐懼的政治化就會愈演愈烈。菲雷迪教授相信，理解了恐懼之道就能鼓勵我們養成更加積極的態度，幫助我們走向較少恐懼的未來。

下面，我從道德權威衰落、恐懼主題製造、無限追求安全三個方面簡要概述菲雷迪教授發表過的相關文章，涉及大學怪相、專家獨裁、豬流感、手淫、注意力不集中被道德化、幸福政治、身份認同政治、育兒政治等，希望這些額外的信息可以作為菲雷迪教授書中談論內容的補充和佐證。

菲雷迪教授在“金錢買不來激情”中說，如果大學老師能激發學生的理想主義和好奇心，就不會被學生僅僅當作花錢僱來的僕人。學生眼中的師生關係是冷冰冰的金錢關係，老師服務提供者，學生們是顧客，如學生掛在嘴邊的話“我們花錢買學位，你應該讓我們的錢花得值”。一旦大學老師需要學生尊重其地位和權威的時候，他們已經在失去這些東西了。年輕人在剛入大學時帶來的理想主義和智慧激情在大學裡遭到抑制和破壞，對此大學難辭其咎。

他曾經在“不要將大學變成診所”中認定求真比師生的感受更重要。他主張大學必須對自己進行再教育，重新把學術自由作為教學科研的根本，鼓勵從改變大學與學生的關係入手開始變革。期待學生像大人一樣行動，有道德自主性和獨立學習能力，能對付困難的、甚至“危險的”觀點。 大學生的幼稚化已經達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有時候竟然是學生自己主動要求保護，免受令人擔憂的思想的打擾。他強調學術自由是學術探索賴以生存的思想和道德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學裡對學界同行的學術自由的不寬容並不是以真實的面孔---即禁止發表非傳統的或令人討厭的觀點呈現出來，而是替那些受到非傳統思想或惹人討厭的觀點攻擊的人進行貌似開明的辯護和開脫。從這個角度看，提倡真正開放性的思想文化是一種惡劣的行為，因為它鼓勵學者敢於冒險和質疑一切。這與本書中談論的大學裡的“安全空間”的論述相映成趣。

菲雷迪教授曾在“拒不承認”中談及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他說科學研究能為我們提供重要問題的證據，但是社會如何解釋這些證據有賴於爭吵和辯論，還受政治，道德和文化因素的影響。關於可接受的風險程度，可期待承受多大的痛苦，什麼是安全的等，每個文化都有些不同的說法。科學對這些問題有重要的觀點要表達，這些是不能也不應該忽略的。但是，科學並沒有提供某個問題對社會來講的答案是什麼，我們應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因此，沒有任何話題應該被看作禁忌。這也是為什麼科學不能用來終結討論。

民眾無知、專家盛行、精英權威衰落被作者認為是恐懼文化氾濫的主要推手。菲雷迪教授曾在為沃爾特·拉克爾（Walter Laqueur）的《歐洲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Europe）和戈爾（Al Gore）的《理性的破壞》（The Assault On Reason）寫的書評中談及對公眾的懷疑和對未來的恐懼。他說，在戈爾看來，公眾的無知是美國政治生活的基礎。戈爾警告說“當公眾在政治過程中只是觀看，聆聽，沒有說話的份兒，整個政治過程就是騙人的。”但是，這正是當今提升專家意見的地位後給公眾分配的角色。拉克爾在《歐洲的末日》中表現出來的焦慮不是公眾的政治無知，而是歐洲精英對文化的無知。他注意到歐洲精英已經失去了對自己生活方式的信仰。“在當權派中間，屬於某個國家（或者歐洲）的思想只剩下很少的榮譽感，”他說“這樣的社會根本無法為新來者提供任何指導。”在這樣的“文化和道德相對主義”氣候下，許多新移民對所在國的生活方式無動於衷也就可以理解了。

與本書討論的內容更密切的是“專家暴政”，菲雷迪教授說，在充滿破壞性的變化、道德及思想出現混亂的時代，作為理性和科學的化身的專家成為給人安慰的權威。這是一種宣稱代表客觀真理的權威形式，專家作為這種真理的擁有者擁有了更優越的道德地位。專家地位上升的前提是傳統權威的衰落。風俗習慣和傳統真理的逐漸退卻造成了尋求指導和建議的需要。對專家的需要是在人們缺乏足夠的思想資源來認識這個世界的文化氣候中形成的。（思廬哲學編輯）在西方社會遭遇因果關係危機的時代，公眾自然樂意擁抱那些宣稱擁有科學真理權威的人。現代時代的一個特徵就是不能再想當然地做事，形成個人在沒有專業人士指導的情況下無法管理自己生活的觀念，人們從出生到上學、就業、婚姻和死亡的生活的任何方面都成為專業顧問的服務範圍。我們生活在充斥個人培訓者、導師和顧問的時代。政客退縮在專業知識的複雜性和複雜議題的盾牌後面，而不是竭力簡化解釋或者獲得對問題的解決。專業知識變成了為政府在不能發揮任何建設性作用的公共和私人生活進行干涉來辯護的手段。

菲雷迪教授在“專家獨裁”中說，政治精英因為對自己的權威性缺乏信心，開始尋求其他的途徑來為自己的行動賦予權威色彩，比如他們擁抱科學和專家意見的權威性。歐洲精英主動放棄主權，與國際機構中的其他精英分享權威，是缺乏安全感的寡頭精英的嘗試，要為自己的行動推卸全部的責任。這就是為什麼當今的政府躋身國際公民社會中比面對本國大眾感到更自在和舒適的原因。但是，權威外包是非民主的，破壞了決策民主的責任追究制。通過專家來管理讓政治選擇成為多餘的東西。

他在“敬重精英的時代已經終結”中進一步闡述了道德權威的衰落。他說，在人類經驗的幾乎每一個領域，專家都被呈現為創造事實和真理的人。（思廬哲學編輯）那些不尊重專家的人將面臨風險，如被指責為不理性、愚昧迷信或者就是個笨蛋。問題不在於專業知識本身，推崇專業知識的背面是宣揚公眾無能的觀點。很多評論家認為公眾是非理性的，常常受制於情感衝動。政治精英不是把民眾越來越不敬重其觀點看作是人們對其價值觀的否定，反而認為這是民眾拒絕承認事實或拒絕承認真理本身。最近，民眾對西方既得利益者的真理的敬重越來越弱小已經促成它發起一場反對民粹主義的聖戰。

恐懼文化氾濫的典型表現是即使平凡的行為現在也被看作內在具有風險和危險性很大的事。從前，社會是把恐懼和清楚認定的威脅聯繫在一起：恐懼死亡，恐懼某個具體敵人，恐懼飢餓等，恐懼成為人們用來認識世界和對世界做出反應的工具，恐懼本身成了一種威脅，它可以附著在各種各樣的事件和現象上。恐懼意識開始被看作存在的正常狀態。個人的所謂脆弱性和無力感與我們面對的挑戰的可怕威力形成強烈反差。通過不斷誇大人類面臨的風險，汙染、全球變暖、災難性流感、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各種健康威脅、甚至個人選擇的侷限性好像都被當今不確定性所無情控制了。

菲雷迪教授在“豬流感與恐懼文化”中總結了恐懼文化的種種表現，如豬流感爆發被世界衛生組織官員稱為“全人類都受到威脅”。熱衷製造聳人聽聞的恐怖信息的宗教人士喜歡訴說環境破壞是人類的罪過，世俗的人士則喜歡誇大問題的嚴重性，掛在嘴邊的話是“這不過是冰山一角。”尤其是理科專家最喜歡的話是“研究顯示……”健康積極分子最喜歡的說法是“……對你的健康是個威脅。”環保主義者的口頭禪是“除非我們改變生活方式，否則地球就將被毀滅。”人際關係專業人士最喜歡的診斷是“你有自尊方面的問題”。法律和秩序道德鼓吹者最喜歡的魔法是“犯罪在蔓延。”恐懼市場企業家最喜歡的口號是“你的安全是我們最大的關心。”他們常常利用流行的恐懼文化推銷其企業兜售其產品。他們常常警告忐忑不安的家長，除非購買他們的安全商品，否則將要承擔傷害自己孩子的責任。

在“自戀讓你盲目”中，菲雷迪教授闡明瞭當今對自戀式手淫的讚美來自對風險、激情和人際關係的深層蔑視。他以倫敦舉行的歐洲第一個“馬拉松自慰賽”為引子分析了賦予手淫以美德和道德意義的緣由。傳統的道德家企圖阻礙人們婚前性行為，如今的性教育宣傳則希望把性和感情割裂開來。今天的“治療文化”對“人際關係上癮”的診斷表達了對親密關係的深刻懷疑，對親密、激烈和相互依賴的關係的強烈厭惡，不斷地教導我們考慮自己的需要以便獲得滿足。人們很少因為愛自己太多而被批評，你再怎麼愛自己也不算過分。追求愛情成了一種風險，圍繞人際關係的焦慮重新塑造了對熱烈愛情的慾望，親密關係的狂喜，和失去親密關係夥伴的痛苦和失望，並把所有這些當作疾病的症狀。“小心點，你可能會受到傷害”成為反映時代心態的信號。

除了把性道德化之外，書中還談及恐懼道德化，威脅道德化，嬰兒餵養道德化，艾滋病道德化等，菲雷迪教授曾經在“心不在焉的時代”一文中論及將注意力不集中被道德化。因特網的崛起和數字技術的廣泛使用給我們身邊帶來沒完沒了的干擾源：來自朋友的短信、電郵、圖片分享，源源不斷的音樂和視頻，不停變化的股票報價、新聞和更多新聞。如果關掉數字流，（思廬哲學編輯）我們就陷入錯失恐懼症（FOMO），陷入總在擔心失去或錯過什麼的焦慮心情中。他說注意力不集中越來越多地被認為是年輕人實現社會化的障礙。在19世紀，注意力不集中的狀態變得徹底道德化，被視為工業進步、科學發展和繁榮的威脅。到了19世紀末，心不在焉已經成為種族墮落的標誌。到了1970年代，注意力缺乏症（ADD）的合法性醫療診斷進入主流語言，被呈現為有缺陷的道德控制。最近幾十年見證了注意力不集中的這種概念化的戲劇性翻轉。與18世紀它被視為異常不同，注意力不集中常常被描述為正常狀態。注意力不集中不再被視為隻影響少數人的狀況，人類專注潛力的削弱被描述為存在問題，據說與源源不斷流向我們的數字信息流的破壞作用有關。專注仍然被認為是值得嚮往的卻幾乎難以達到的目標。

幸福政治是保姆國家和治療國家的表現，是治療文化恐懼文化演變的結果。菲雷迪教授說，幸福當作美德來慶祝是受到個人利益至上心態和對公眾生活的醒悟來推動的。西方社會對社會參與和公民責任所必須的美德和感情的價值越來越不重視，而旨在實現自我滿足的感情被當作值得稱道的東西來推崇。個人自我已經成為社會、道德、文化生活的關注焦點。新工黨政府的幸福生活精神領袖理查德·萊亞德（Richard Layard）宣稱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標是讓社會更幸福。政府成為個人的心理治療師和感情管理者。評論家描述的‘保姆國家’如果用‘治療國家’來描述可能更準確。治療政策的目標就是在政府和個人之間通過管理我們內心的生活建立密切關係。幸福已經變成了可以被老師講授的容易消化的公式，公眾可很快學會，政策制定者能有效管理的東西。但是，幸福決不能像幸福快餐一樣被生產出來或者標準化，也不能依靠仁慈的政策制定者的恩賜。為什麼？因為真正的幸福是個人通過與生活的挑戰搏鬥而經歷的過程。

與幸福政治相比，身份認同政治是更具現代性特徵的熱門話題。菲雷迪教授在“身份認同政治的隱蔽歷史”把身份認同政治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

就在譯稿即將完工之際，我又看到菲雷迪教授的最新文章“恐懼恐懼本身”。該文探討了育兒方式的變化，從前的觀念是孩子不打不成器，如今則轉變為直升飛機家長。從前家長覺得孩子需要一定的恐懼才能健康成長，（思廬哲學編輯）如今的家長已經習慣於孩子的恐懼，要不惜一切代價消除孩子的恐懼。專家擔憂家長在管理孩子的恐懼時無能為力，現在孩子們被認為從從前更加脆弱得多。與此平行出現的還有以孩子為中心的育兒文化，尤其是在中產階級家庭。家長和教育者被警告應該承擔起責任，保護孩子免受心理健康遭到破壞的威脅。教育者也支持保護孩子免受恐懼侵擾的呼籲，常常有人宣稱家庭作業引起孩子們的脊椎彎曲、晚上做噩夢和精神崩潰。孩子們的恐懼是通過成人的想象協調的，常常表達了家長心中潛伏的焦慮。對脆弱身份的恐懼，對失敗的恐懼，對低自尊的恐懼，對標準降低的恐懼和對考試影響孩子心理健康的恐懼等，對競爭的恐懼和對競爭性體育運動的恐懼和對紀律的恐懼都是教育辯論中經常出現的話題。通常，這些恐懼的幽靈被放大，對脆弱孩子的焦慮獲得獨立的生命。現在有可證實的文獻，恐懼不安的“直升飛機家長”是限制孩子健康發展的罪魁禍首。不過，作者也指出僅僅批評直升飛機家長也不公平，因為家長的種種做法也是迫不得已，遭遇連篇累牘的安全警告和專家建議的狂轟亂炸，家長遭受強大的文化壓力，自然要心驚膽戰。

個人安全之所以成為超級價值觀是因為當今人們的自主性缺乏和對人的能力缺乏信心。菲雷迪教授在“自主性理想”中指出，自主性的批評家認為媒體的威力、消費社會的影響或意識形態的無所不在已經將普通人完全吞沒，這些力量往往令人根本沒有辦法根據自身利益去獨立思考和行動。很多人其實並沒有真正的選擇，因而自主性是一種幻覺。他承認自主性的發揮總是遭遇外部限制----自然障礙、經濟突變、戰爭、衝突和社會動盪。（思廬哲學編輯）今天則常常面臨深刻懷疑自主行為渴望的文化氛圍的困擾。但是，無論什麼樣的障礙阻擋自由決定的行動，人都只能通過爭取自主性來負責任地行動。通過自由反思觀點和自己決定什麼好什麼壞，我們學會以負責任的和獨立的公民的身份行動。在這種協商過程中，人們不僅形成自己的觀點而且影響他人的觀點。自由決定的行動開發了我們做出判斷和據此行動的潛力，反過來，我們要為自己的行動負責，對他人負責。選擇的權利伴隨著我們為選擇的後果承擔責任的意願。道德獨立性通過選擇的權利而實現，是真正的人類自由所不可或缺的東西。

本書的結論是走向較少恐懼的未來，其選擇的途徑是挑戰歷史記憶的喪失，恢復英雄主義和英勇行為的歷史記憶可以消除恐懼視角感知未來的單一維度傾向的危害。同時要直面宿命論者的悲觀情緒，人類並非只是人生或者神靈的棋盤上的棋子，可以通過概率思維掌控風險，培養對不確定性的自信心，重新思考社會化教育的方式，重新審視對公民的期望，並思考人性問題，要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思考恐懼視角之外的選擇，讓社會擁有能夠賦予民眾意義和希望的價值觀。菲雷迪教授在“讓人性重新返回人文主義”中闡述了類似觀點。他說，人文主義思想最吸引人和最重要的因素是它拒絕固定的思想體系的需要。真理是有，但它只是對特定的時刻而言。人文主義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反對什麼，而在於它主張什麼：人類經驗作為知識基礎的重要性。正是通過人類思想和社會經驗的交互作用才能讓社會變得人性化，推動社會的前進。當今人文主義者面臨的重大挑戰是厭惡人類的文化的泛濫，對人類及其發揮積極創造性角色潛力的日益明顯的疏遠心態。這種心態的來源不是來自宗教，而是來自世俗。人類常常被描述為威脅地球存在的討厭的寄生蟲，如“地球第一”運動者（Earth First）叫囂的“四條腿好，兩條腿壞”。人文主義面臨的真正挑戰是對人類尊嚴的蔑視。當今世界好像被普遍的厭惡人類的心態所控制，人們對人類取得的進步不屑一顧，對人類運用理性改變事態發展的能力嚴重缺乏信心。重新恢復能動性和歷史思維意識是重新讓公眾參與政治生活的前提。它要求我們堅持人類從前的成就，包括追求卓越的標準，人類行為和價值的文明形式。20世紀確實有讓人驚駭的罪惡，人類陷入野蠻和屠殺的墮落深淵。儘管現代社會墮落的規模比從前更加巨大，但是也只有在我們這個時代這樣的事件才被普遍認為道德上的恥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帶現代社會的罪惡表現出來的道德上的強烈厭惡常常伴隨著對確保更加人性化的社會可能性的理性和有意識干預自然和社會的框架的公然否定。人類能動性的重新確立不需要創立偉大的哲學，而是需要通過給予人性以力量實現人文主義的人性化。

正如菲雷迪教授在為該書寫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說，我們的機構和文化都陷入極度恐懼之中。心懷恐懼已經成為當今半官方的公共教義，只不過名義上還沒有說出來而已。人們被持續不斷地提醒和敦促要意識到危險，要謹慎和小心，要小心翼翼地避免冒險，要聽從形形色色的專家給出的五花八門的警告。恐懼文化傳播了這樣一種觀念，我們面對的威脅要遠比人類歷史上遭遇的威脅更為嚴重得多。普遍使用諸如“喪失信心”和“喪失膽量”“喪失自信”等往往表明社會對應對挑戰和威脅的能力感到焦慮和緊張。本書試圖解釋為什麼這種悲觀主義論調變得如此猖獗，以及恐懼是如何在當今社會發生作用的。

21世紀的恐懼對文化、社會和政治的巨大影響力可以有兩種主要的解釋。一種途徑宣稱恐懼文化得勢是人們對世界變化太快而脫軌感到焦慮促成的。這個世界可能變得讓人類無法理解和控制了。《恐懼之道》採取了不同的途徑，其集中在影響人類的道德和文化困惑，這些困惑在很多情況下讓人們喪失了成功應對不確定性和威脅的能力。

毫無疑問，恐懼之道在中國有依據這個社會的體驗和文化的獨特表現。我們中國人對未來的焦慮和擔憂常常集中不同問題上，未必與美國和歐洲的恐懼一樣。但是，最近爆發的有關疫苗安全、孩子教育、醫療衛生服務的質量等恐懼表明，恐懼文化揭示的種種不安全也同樣在困擾著中國人。相信這本書討論的問題對中國讀者會有很多啟發，希望有助於我們增強自信，建設好我們偉大的國家。

本文根據作者為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年12月15日出版的《恐懼:推動全球運轉的隱藏力量》寫的譯後記修改而成。---作者注

來源：弗蘭克•菲雷迪著《恐懼:推動全球運轉的隱藏力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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