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的回聲：一個北大世家的情懷與命運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劉遠航

本文首發於總第850期《中國新聞週刊》

祖父要去見一個老朋友，特意叫錢元強一同前往。那是1983年，錢元強剛剛考上了北京大學。祖父提醒他，把衣服穿好，校徽放正一點。車子開往燈市口，在位於乾麵衚衕的社科院宿舍停下來。老朋友金嶽霖八十多歲了，跟祖父的友誼已經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如今看到元強佩戴的北大校徽，心裡頭高興，說了很多北大和西南聯大的往事。

“祖父要讓我把校徽戴正，也是因為他心中對北大感情很深，一生很難忘。”回憶起當時的情形，錢元強這樣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1924年，錢端升在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前夕。圖/受訪者提供

祖父叫錢端升，是著名的政治學家，在新中國成立後參與制定第一部憲法，也是1982年憲法制定時的顧問。在錢元強的記憶裡，自己小時候還覺得祖父有些嚴厲，長大之後，跟祖父的交流卻多了起來，變得親密很多。用父親錢大都的話說，這叫“隔代親”。

他陸續瞭解了很多往事。祖父早年留學美國，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清華和北大授課，與同樣留學英美的知識分子群體往來甚密，曾在抗戰爆發後拒絕了政府的任職邀請，決定到西南聯大教書授課，擔任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和政治學系主任，是名重一時的政治學家。

書桌和講堂如同賴以停靠的避風港，錢端升雖然對政治一直有參與的熱情，卻一再選擇回到學院。學者的身份在他的心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北京大學的自由傳統也與他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氣質相互映照。

錢大都是錢端升的長子，今年82歲。他記得父親曾經說過，美國的很多任總統都是來自大學，卸任又回到大學，教授為人師表，也是民主的榜樣。他對於成為一位名教授是非常自豪的，也敢於在著述中批評政府。他發表文章所用的一個筆名“德謨”正是取自democracy（民主）的中譯“德謨克拉西”。

但政治學家也沒能避開政治的漩渦。建國之後，錢端升經歷了思想的“改造”。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時，他被調離了北京大學，結束了與這所大學長達25年的聯結，政治學科也被撤銷。雖然心裡有些不甘，他還是積極地投入到了新中國的建設之中。然而，在“反右”運動和“文革”浩劫中，他的家庭遭受了很大的磨難。

彷彿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這個家庭在上世紀80年代重新與北京大學結緣。在那個自由精神重新顯形的理想時代，錢元強進入了這所崇尚包容與獨立的高等院校，並且選擇了祖父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政治學科。同時，錢端升也被北大聘為兼職教授。此外，錢元強的研究生導師、國際政治系主任趙寶煦正是40年代錢端升在北大執教時的學生。

2006年，錢元強回到北大，目前擔任中國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專門從事政府治理與企業管理方面的研究。這個家庭祖孫之間與北大完成了一次精神的迴響。

聯大精神的典範

錢大都與父親錢端升長得很像，有著同樣瘦削的面龐。他出生於上世紀30年代，父親開始在西南聯大任教的時候，錢大都剛剛兩歲，那是1938年。戰事吃緊的年月，動亂成為了童年最主要的記憶，那個模糊的背影后來才逐漸變得清晰。

日軍的空襲擾亂了正常的教學和生活，轟炸最頻繁的那段時間，很多教授搬到了昆明的鄉下。錢端升一家住在東北郊區的龍頭村。同樣住在這裡的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還有金嶽霖。早在20年代，他們就經常來往。

房子是林徽因設計的，用當地的紅泥拌上秸稈，用模子砌成泥磚，壘成牆壁，房頂則是茅草做的。有時候，錢端升會帶著孩子去田野裡遛彎，兩邊都是蠶豆花。孩子都太小，父親很少說起政治和學問，散步的時間也並不多。

1962年10月，錢端升與夫人、三子、長媳、長孫（中）、次孫合影於北京。圖/受訪者提供

在錢大都的印象裡，父親錢端升是“忙得不得了的一個人”，事情總是很多，“老是不在家”。龍頭村距離西南聯大有40裡地，很多老師的課都儘量排在了同一天。錢端升教授憲法和近代政治制度，每次去學校，都要花很長的時間在路上，如果課結束得晚，便在學校公舍借宿一晚，第二天才回來。除了要上課，父親經常出差參加會議。那時候交通不發達，每次去美國出席會議，都要一兩個月後才能回家。

後來，因為“飛虎隊”的空中制衡，昆明逐漸從日軍的空襲威脅中解脫出來，錢端升一家搬到了城裡，一直沒上學的錢大都進入西南聯大附小，直接讀三年級。學校很小，旁邊就是墳堆，孩子們並不在意。錢端升則繼續在西南聯大授課。

2017年5月，錢大都（右）、錢元強與錢端升雕像合影。圖/受訪者提供

作為學者，錢端升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嚴謹。他早年留學美國，英文很好。有時候，為了一個譯名，他可以花上一個小時跟身邊的人討論，解釋詞源，羅列名家譯法，然後提出自己的想法，並徵求身邊人的意見。

除了教學，錢端升也經常參與學校事務的管理和決策。他是北大法學院院長和政治學系主任，也是幾位副教務長之一。北大教務長鄭天挺與錢端升往來甚密，日記裡常常可以看到錢端升的身影。

與此同時，錢端升還是國民參政會參議員。這樣的特殊身份讓他能夠將自己的理想從課堂延伸到廟堂，同時應對官方和校方之間的拉鋸，保持教育和學術的獨立。這是北京大學一直以來的精神基礎，也是西南聯大在動亂的戰爭年月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

1939年，羅隆基被中央研究院負責人傅斯年推薦進入北大執教。素來看重教師身份的錢端升擔心羅隆基無心教學，會草率應付教書任務，便申請辭去院長和系主任的職務，以示反對。兩年之後，羅隆基又因對國民黨的激烈批評被校方解僱，錢端升同樣感到氣憤，又一次揚言要“辭去教授職務，抗議對學術自由明目張膽的褻瀆”。

“如果政府事事要統制，課程要統制、教材要統制、教授學生的思想要統制，無論統制之人在知識上是否能比得上被統制的人，即使夠資格統制的話，也徒然使大學成為一所工廠，或則成為反對分子的秘密活動場所而已。”錢端升在一篇名為《大學往何處去》的文章裡這樣寫道。

這篇文章發表在1940年的《今日評論》上。《今日評論》由錢端升發起，聯合多位教授和學者，在1939年創立，成為知識分子發聲的一個重要平臺，對時局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錢端升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內容涉及大學教育、政黨體制、抗戰策略與建國方案，還有引發廣泛討論的憲政和專制等話題。

“作為一個公開的論壇，接納各種各樣的觀點，包括編者所厭惡的言論，《今日評論》是思想獨立、自由表達、容忍異議的顯著典範，而這些原則正是聯大的精神基礎。”易杜強在其著作《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中這樣評價道。

五四的回聲

錢端升留下了許多本日記。在清華預備學校的時候，他曾寫過《見聞錄》，用的是文言，沒有標點符號。在美國讀政治學博士的時候，他在國內買的袖珍本子記日記，寫的都是英文。20年代，他在清華和北大授課，日記則變成了半文半白的國文，用的是毛筆。到了西南聯大時期，語言也變成了更加通俗的漢語，用的是鋼筆。

直到看了這些日記，錢大都才知道父親的心境在建國前後的那些年裡都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抗戰勝利之後，內戰和專制的陰影揮之不去，國民政府對於五四精神傳統的態度發生轉變，教授群體也因之分流。很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必要的時刻，決定走出象牙塔，進入到十字街頭的抗爭中，錢端升便是其中的一位。

事實上，早在1919年的時候，還是清華學生的錢端升便參與了遊行。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的時候，身為清華教授的錢端升也是遊行隊伍的一員，受了輕傷。著名學者趙元任的夫人楊步偉在其回憶錄《雜記趙家》中記下了當時的情形，“我打門進去看見診所屋內亂得一塌糊塗，血布一地到處都有，顧（淑型）和錢（端升）兩個人還未走，臉色還是蒼白的，錢還可以說話，而顧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到了1945年11月，國共內戰已經打響，和平與民主成為了社會各界的主要訴求。11月25日晚，昆明的大學師生在西南聯大舉辦時事晚會，錢端升和費孝通等四位教授發表演講，呼籲停止內戰，建立聯合政府。雲南省政府出動軍警，錢端升演講的過程中出現了槍響，但他並沒有停下。事後有學生回憶，“這一幕，理應是聯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讓我懂得了什麼是人的尊嚴，什麼是知識分子的尊嚴。”

1946年12月，錢端升已經離開昆明，回到北平，任北大校務委員會委員之一。當月發生了駐華美軍士兵強姦北大女生沈崇的事件，社會各界群情激奮，政府當局則希望弱化處理。時任北大校長鬍適趕回北平，召開校務會議。錢端升等十多位校務委員在會議室裡都“低頭沉默，一言不發”，以此向胡適施壓，讓他做出表態。

對於五四精神傳統的堅持態度是知識分子與官方意識形態進行抗衡的另一種方式。1939年，國共雙方同時將5月4日定為了青年節。在團結抗戰的大前提下，五四精神所具有的愛國內涵成為了國共認可的基礎。但五四精神本身所具有的反叛內核還是讓國民政府做出決定，在1942年將青年節與五四脫離開來。

錢端升既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參與者，也是北京大學知識分子群體的代表。1947年，5月4日被定為北大校友的返校節。當時，他接受《大公報》記者的採訪，回憶起自己參與1919年學潮時的情形，並表達了對國民政府刻意淡化五四的不滿。

精神傳統的改造

錢端升和胡適是相識多年的朋友。所以，2016年，胡適國際研討會召開的時候，作為孫輩的錢元強決定寫一篇論文，呈現1937~1938年間錢端升隨同胡適出訪美國時的情況，那是民間外交的一次案例。文章的兩位主角，一位曾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後來擔任北大校長，一位是經歷了五四風雨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後來擔任北大法學院院長。大廈傾覆之際，他們做出了不同的抉擇。1948年12月，胡適決定南下，錢端升則拒絕了國民政府的“搶救”，選擇留守北大，等待著新時代的降臨。

1949年10月1日下午，錢端升以社會科學界代表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門的城樓。當晚，他用“欣喜”和“光榮”形容自己的心情。在當年3月給好友費正清的一封信裡，錢端升寫道，“以一個欲適應變動時代的中國人來說，我衷誠地讚許這新秩序的創造者，雖然我自己……被誤解。”

誤解如影隨形。在新中國的意識形態地圖中，政治學處於非常尷尬的位置。當年6月，北大法學院組織“新思想新政策研究會”，學習內容包括新民主主義理論、歷史唯物論等。不久，錢端升便開了新民主主義論的課程，但據錢大都回憶，其實父親自己也並沒有完全搞懂。

1951年，馬寅初擔任北大校長，響應改造思想的號召，開展北大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9月，周恩來應北大之邀，為京津高校教師作了報告。錢端升聽了報告，當晚，他這樣記載道，“（報告）歷時約四小時，講批評（與）自我批評對知識分子的好處。我坐車，走路，聽講，均覺疲累。”

改造運動的外在要求，與適應新時代的內在焦慮，就這樣相互糾纏，不斷撕扯，變成外在的高聲呼喊，那些疑惑的雜音、痛苦的闇火，都被埋在了寂靜的內心深處。

當年11月，錢端升跟隨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團到四川大邑縣觀摩土地改革，回來後，他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表示要全盤否定原先的立場，稱自己為“舊知識分子”，並且承認犯了多種問題。在公開的表述中，他將反思和檢討的範圍擴大到北京大學的精神傳統上來，甚至提到了老校長蔡元培。

“要承繼‘五四’的光榮傳統，我們教師們首先應當分清‘五四’運動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動思想。我們除了宣佈胡適的思想為敵人的思想外，還應該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這思想所遺留在我們中間的影響。”錢端升這樣表示。僅僅10天之後，中共中央印發文件，要求在高校和高中的師生群體中展開思想改造運動，錢端升的這篇文章成為了學習參考的材料。

這一年的12月17日是北大校慶日，學校沒有舉行紀念活動，後來，校慶日改成了5月4日。

1952年，改造運動在北大繼續深化，“自我檢討”“思想檢查”“忠誠老實政治自覺運動”等成為了政治生活的主要部分。曾任北大經濟系教授兼法學院院長的周炳琳對改造運動的牴觸情緒很大，不斷作檢討，但總是通不過。錢端升為此專門與校長馬寅初一起，去周炳琳的家裡看望和開導這位老朋友，幫他改造思想。

“人人都要檢討，不檢討過不了關。”錢大都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道。據他回憶，父親周圍的那個圈子裡的人“都不說真心話了，說到過去的學術，他們就全然否定自己，然後就是跟著當時的調子說話”。

1952年暑假，時任北大法學院院長的錢端升接到任務，負責組建北京政法學院，擔任籌備委員會主任，為新中國培養政法方面的人才。北京政法學院即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最初也在沙灘紅樓辦學，師資主要來自北大和清華等院校，其中來自北大的教授佔了絕大多數。據錢大都回憶，錢端升對於離開北大，心裡是有不甘的，而在之後的五年之中，作為院長的錢端升與掌握實權的革命幹部之間發生了很多矛盾。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在其自述文章中曾經這樣回憶，“當時很明顯，大家心目中都知道黨的領導，錢端升只不過是名義上的院長，實權都在黨委的手中。當時黨委的一些人，都是從華北革命大學來的一些老幹部。所以回來以後，明顯感覺到革大的老幹部與北大來的這些知識分子之間關係比較緊張，隔閡也比較大。”

知識分子和革命幹部之間的矛盾在1957年爆發了。這一年，北京政法學院開始了針對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整風運動。5月底舉行的教授座談會上，錢端升作了坦率的發言，對學院裡的官僚和宗派現象進行了批評。但風向很快發生轉變，整風運動演變成了反右運動，錢端升被劃為“右派”。

錢大都記得，父親“從一個活動很多、經常見報的人，一下子從公眾眼裡銷聲匿跡”，變成了一個“不存在的人”，職務被撤銷，只保留政協委員的位子，課堂不讓進，連北大的老朋友也不讓見。

不只對他本人，這場運動也波及到了錢端升的家庭。當時，錢大都還是北京地質學院的一名大學生，臨近畢業，被要求與父親保持距離，並寫信揭發。畢業的時候，長子錢大都要離開北京，參加工作，錢端升去送他，在火車站，有很多話，但不能說，他流淚了。

同一年，錢端升的幼子錢召南初中畢業，但因為父親的原因，組織上決定，取消他讀大學的資格，派其到天津去開荒，當了十幾年的農民。這樣的結果同樣讓錢端升很是難過。在晚年的自述中，他將這段時間稱作“檢討不起作用，實事不能求是，呼籲不獲同情，妻兒不能倖免的多災多難的歲月”。

1973年，在周恩來的關照下，錢端升從磨難的陰影中脫離出來。錢大都對《中國新聞週刊》透露，父親當時其實可以選擇去北大繼續任教，但當時他的身體已經很差，家距離北大又很遠。更關鍵的是，經歷了那麼多思想的風雨和學科的重建，他認為自己已經不再適合講堂。權衡之下，他選擇去外交部擔任顧問。

舊路新途

現在，錢大都已經八十二歲了，左耳聽力下降得厲害，腰也不好，跟“文革”期間長時間罰站、被狠抽耳光的那段經歷有很大關係。但相比之下，內心遭受過的磨難比身體的傷痕還要更加持久，難以癒合。祖輩和父輩經歷了這一切，家裡本來並不希望錢元強讀文科，以免有“不測風雲”。

“不是說這代人不關心國家民族，只是連我也有心理陰影。那時候，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學社會科學的，飯不見得能吃上，還經常會有政治運動。”錢元強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然而，家庭的耳濡目染還是讓錢元強對政治科學產生了興趣。記得小時候，祖父去散步，父母讓元強也陪著。祖父有時會佈置一些作業。有一次，祖父讓他寫一篇議論文，題目就叫《論秦始皇》。那是1978年，“文革”已經結束，錢元強還在上初中，沒怎麼學過議論文。正好當時的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來訪華，街上人很多，他也去湊熱鬧。回來之後，因為作業沒完成，祖父用鎮紙打了他的手心，這讓錢元強很難忘。

1983年，他還是走上了祖父的“老路”，進入北京大學，成為了國際政治系政治學專業的學生，還積極參加社團活動，做了政治學研究社的社長。他記得，在經歷了那麼久的動盪之後，讀書有了充飢解渴般的效用，等公共汽車的時候，都能見到有人在看書。

“文革搞了十年，階級鬥爭搞得大家都很壓抑，後來也都給平反了，小平搞經濟建設，大家都欣欣向榮，社會充滿活力。很多人出國了，回來或者告訴你，中西差距太大了，要是不出去看看這一生會後悔。尤其是北大那個風氣，非常濃。”錢元強回憶起當時的社會狀況，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研究生階段，錢元強跟著導師趙寶煦，研究方向是當代中國政府，重點是政治體制改革。他覺得，那段時間的中國，其實很像是20世紀一二十年代，也就是祖父上大學的時候，都處在一個激烈變革的時代。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北大有蔡元培，錢元強上大學的時候，校長是丁石孫，同樣崇尚包容和自由。

對於北大的生活和學風，除了上課和聽講座，錢元強印象最深的是學生之間那種“侃大山”的習慣。他本來住在本科生宿舍，一個關係不錯的研究生學長要結婚回家，就提議讓錢元強住到他的宿舍裡，只有兩個人，旁邊都是77和78級的師兄。幾個宿舍裡，天天都高朋滿座，經濟系、法律系、社會學系以及政治系的同學都會來這裡聊天。在錢元強看來，這些老學長的薰陶，對於視野的拓展很有幫助。

1990年，錢端升去世。走之前，他留了遺囑，決定將珍藏的三千多本圖書捐贈出去。據錢大都回憶，他寫了幾個選擇，第一個是國家圖書館，第二個就是北大。在錢元強和導師趙寶煦的牽線下，圖書最終捐贈給了北大政府管理學院圖書館。後來在錢大都的爭取下，這批圖書進入北大圖書館，得到了更好的保管。

錢元強於上世紀80年代末出國，留學澳大利亞，開拓新的學術思路。“80年代研究的課題到了90年代，我就信心不足，現在中國的政府和世界上的政府相比還有點差別，我們的官員基本上都是學工程的人，乾的都是企業家的事情。”錢元強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也正因此，他後來接受的政治學教育更偏重經濟金融對政治的影響。

在國外待了十年之後，他回到中國，緊跟時代潮流，參與創業，在當時還屬於最前沿的互聯網企業擔任高管，一度做得很大，這對他後來的研究方向也很有幫助。2006年，他又回到了北京大學，在政府管理學院任職。時代在變，錢元強觀察到，原本在市場經濟勃興時代感到無所適從的政治學者轉變方向，研究經濟，而近年來，發達地區已經開始注重政府的公共職能。

時代也給這所學校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差別還是很大的，我們那一代人的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更多一點，為國家民族分憂的考慮多一點；現在的學生視野比以前更廣了，同時也更務實了，從自己角度出發的東西多一點。這也談不上好壞，就是一種變化。無論如何，現在的學生還是繼承了北大的傳統，比如獨立思想的能力。”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錢元強常常想起祖父那一代人曾經做過的努力，那些失敗與痛苦，都值得一提再提。像是繞了很遠的路，錢元強又回到了這片祖父留下很多足跡的精神園地。這個家庭與這所校園之間曾經有過的斷裂與撕扯，一度被時代的煙雲所遮掩，但精神傳統的闇火仍然會透過代際的隔膜，於必要的時刻再次傳來回響，為一切賦予新的可能。

（感謝中國政法大學錢端升紀念館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