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高考时。

6月7日，本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却因为“高考第一天”而被冠上了沉甸甸的份量——大多数普通人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就等高考这两天的厚积薄发。

即将有975万份试卷被分配到它们的主人手里，写上答案，于是就有了大众眼中所谓“命运的结果”。

可高考真的能决定我们命运的出路吗？

郑琼导演耗费6年时间跟拍的三个孩子三种人生或许能告诉我们答案。

导演郑琼

郑琼，纪录片《出路》导演。从2009年开始跟拍3个不同阶层的孩子，记录下他们在此后六年里发生的故事：

马百娟，甘肃会宁的农村孩子，她喂猪、做饭、背谷子，笑嘻嘻地走十几里盘山路，去读只有5个学生的小学；

徐佳，湖北咸宁的小镇青年，天不亮就从出租屋起床，在被书本、试卷围起的课桌上，紧绷着脸备战第三次高考；

袁晗寒，出生在北京的都市少女，高中退学后，画画、写诗，一边准备申请留学，一边自己做家具开咖啡厅......

开 始

故事伊始，三个孩子的眼神中都闪着对光明未来的无尽向往和蓬勃朝气。

从左到右：马百娟，徐佳，袁晗寒

2009年，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头寨子镇野鹊沟村，11岁的马百娟坐在黄土包上，用唱歌般的调调念着自己的作文，背后是散落在土坡上的矮房子，和远处零星点点的苍茫大山。

她说，“长大后要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可其实，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家庭原本并不打算让马百娟上学，“念书干啥，念完要是考不上还不是回来种田吗？”——村子里的老师劝说了很多次，年过60的父亲才勉强同意马百娟上学。

与此同时，湖北咸宁的复读生徐佳，在雪山般堆叠的参考资料里，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次高三生涯。

2007年，徐佳的父亲试开亲戚的大卡车，结果连人带车栽下山去，死前，他给老婆留下一句话，“爬也要供孩子上学”。所以，当年高考失败，徐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复读，他立志要考上大学，把录取通知书拿到父亲的坟头。

可连续两次的高考失利，让徐佳对失败已经有了恐惧，面对镜头说起高考，他仍是条件反射地眨眼、冒冷汗、咽口水。

亲戚朋友用最朴素的话语安慰他，“你现在努力就行，不要带着思想包袱”；学校老师拿励志话语和往届复读生的成功案例刺激他；可高考这条路本来就没有什么完全的领路人，徐佳只有自己调整自己。

2009年6月7日、8日，徐佳第三次走进了高考考场。

而在徐佳高考的那个夏天，北京一幢带有泳池的小别墅里，17岁的袁晗寒坐在秋千上，一边晃荡一边与郑琼聊起了退学——留级一年之后，眼看着成绩又要不及格，出于“被开除不好听”，袁晗寒离开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

袁晗寒虽然年纪不大，但逻辑清晰。她很快打破了看碟，写诗，画画，让漫长的夏日白天无聊溜走的状态，在南锣鼓巷和后海之间租下一家店面，2万块钱一年，然后自己画墙壁、做桌椅、开咖啡店。

郑琼问，妈妈为什么要给2万块，让她去做这么一件打水漂的事情，“去学校也要钱，就当交学费了”。在妈妈眼中，袁晗寒的爱好大过一切。

后 来

时间一溜烟跑到了2014年。

16岁的马百娟挺着个大肚子，和身边的人谈论着孩子、尿布和丈夫。

原来2年前，上学晚、学习进度也跟不上的马百娟被哥哥带着办了退学，“我在学校什么朋友都没有，我变得越来越不爱讲话”，她在作文里写道。马百娟也失去了像唱歌一样朗诵的能力，她举着稿纸挡住脸，含糊不清地念着：“我想外出打工挣钱，去帮助家里，为哥哥减轻负担。”

马百娟在街头游走，寻找务工信息。一间“工资1000多块”的酒店差点让她以为儿时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可几番对话下来，经理不客气地告诉这个几乎什么农活都会干的女孩：“前台需要会使用电脑，其他工作也需要技术”，“你目前的状况，可能洗碗都没人会要你”。

回到家后，马百娟坐在附近干涸的河坝上，揪着枯黄的草叶，愣神，摇头。

两年后，16岁的马百娟终于找到了出路——嫁给亲戚家的哥哥。

“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对她的命运，其实父亲早已盖棺定论，“再没有别的出路”。

一晃来到了2015年。

北京女孩袁晗寒留德归来，去了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同年，她注册了自己的艺术投资公司，内容是帮买主找到想要的艺术品。

原来，6年前开的南锣鼓巷咖啡馆没多久就倒闭了，她开始了自己的欧洲各国周游史，最后成功进入德国杜塞尔多夫攻读艺术方向的硕士。

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都去那里讲学、开讲座，可袁晗寒并不当回事——德国让她感觉像一个发展到头的养老国家，虽然生活顺遂，但她还想回国再折腾一下，“看看国内这个环境需要什么”。

对袁晗寒来说，试错成本是低的，因为后面，永远会有一个家庭为她兜底。她可以选择学业，选择职业，也可以选择随时换个目标。

又过了3年，2018悄然而至。

湖北青年徐佳大学、工作、结婚，在武汉有了房子车子，还给母亲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虽然他目前奋斗的终点，远没有到达袁晗寒的起点，但徐佳扎扎实实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确实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人。

第三次高考过后，徐佳进入了湖北工业大学。从踏入校门的那天起，徐佳就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在500元和1200元的学校宿舍中，他毫不犹豫地选了500元的。

大学的每个假期，徐佳都是在打工中度过的；在校期间，他唯一参加的课外活动是学生科值班，因为每个月会有120元的收入。徐佳笑说，自己是“掉到钱眼里了”。

大学毕业后，徐佳进入到一家电力公司工作，工资不高，却工作至今。这个农民工的孩子，从奋斗伊始就知道，自己只能比别人走得更稳。

出 路

马百娟，袁晗寒，徐佳，像是三个阶层的缩影。

第一个出生在大山里的姑娘，三年级时就被退学了，一直没有走出大山，余生的路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头；

第二个生活在国际都市的少女，即便退了学也有强大的家庭经济条件为支撑，她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想做的事，无所畏惧，“如果代价能处理好，傻帽儿一下又不会怎样”；

而对第三位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徐佳来说，命运似乎不能提供太多选择，高考，进大学和找工作就是他生活或者生命的全部，他几乎从来不想“我为什么而活”的问题，他只想为自己狭隘的生活找一条出路。就像我们的大多数：强烈希望改变自身状况，有一个更好的物质生活。

阶层就这样被清晰地划分了出来，远在高考之前，生命开端，许多人会为此焦虑、愤怒、心有不甘，可徐佳告诉你，

“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可能，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要离开哪里，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对自身所处的这个文化有觉察和反省，并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人生就像一场不公平的赛事，人人渴望第一，而高考确实可以让你在这场赛事中不至于落后太多。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高考走出大山，也不是所有人都只能通过高考找到出路，“你有你生活的精彩，我羡慕你，但我也有我生活的快乐”。

无论出身怎样，结局如何，每个人在寻求自己的出路时都有希望和困境，都有欢喜与悲愁，只是博库君更希望，你们在赛场中奋力拼搏之外，还能在旁边空地上找到自己真正的快乐。

最后，愿广大高考考生都能超常发挥，如愿以偿，去往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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