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宫女史
谭嗣同确实说过下面这段话：
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宋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出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不过，这倒不能责怪谭嗣同目光短浅或者卖国。以新疆为例，其实自从乾隆皇帝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以来，朝廷内外就一直有人持“弃守新疆”的观点。
18世纪清朝统一新疆前，其西北的疆界极限是嘉峪关，这自然是沿袭了明朝的旧制。对于明朝而言，“嘉峪关以西置不问”，彼时的新疆其实是先后被叶尔羌汗国及准噶尔汗国所控制。长期的地理隔离，使得新疆在中原文人心中变成了域外之地，形成了文化上的隔离心理。
有趣的是，在乾隆将新疆纳入版图的过程中，这种文化隔离的心态仍然广泛存在于清朝官员及文人的心中。例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阿睦尔撒纳攻击伊犁时，深得乾隆倚重的刘统勋（死后赐谥“文正”）竟然上书皇帝，请求弃置进军西域的要地巴里坤，退守哈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学士史贻直再次对乾隆的用兵计划唱反调，提出捐弃伊犁的主张。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学士陈世倌上折，以“粮饷、马力、将帅”为由，反对继续用兵新疆。
等到乾隆将新疆纳入版图后，由于统治新疆的财政成本极其高昂，又有人不断提出“弃守新疆”的主张。这些做法，本质上都是文化的隔离心理——始终将新疆视作与中原相对立的异域。
晚清的海防、塞防之争，其实也都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问题。乃至二十世纪前期，上述观念仍然有影响力。例如，吴蔼宸在《新疆游记》中提到：“降至今日，（新疆）犹成为荒芜不治之边域，非土地人民有何缺憾，乃历代鄙视边疆有以致之。”
简而言之，谭嗣同的话其实代表的是晚清士人对“中国”的空间想象。
HuiNanHistory
谭嗣同的“卖地”言论，见于他写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书信往来。戊戌变法后，多有焚毁，只剩27封，1942年，欧阳中鹄之孙欧阳予倩把这些称为“烬余”的手稿，与唐才常与欧阳中鹄的信件一起编辑成了一册《谭嗣同书简》。
其中，有一封谭嗣同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两万余字长信，纵论甲午战争及败后的国事，真可谓指点江山，悲愤莫名，其中谈到如何筹措马关条约要求清政府培养的两亿两白银呢? 谭氏给出的建议是“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盖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新疆已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
欧阳中鹄读到这一段，做出批注：“此论绝骇怪，闻者必加痛骂。”但随后笔锋又一转，并举出先例：当年左宗棠经营新疆，“即有谓决不能守，宜趁彼时卖与俄罗斯者”，张百熙诗云 “宰臣体拟弃昆邪”——昆邪是汉代匈奴诸部之一，此处代指西北边地——即咏此事。他还说，如今中国东北、西北的险要之地为俄罗斯、英国所占，门户洞开，无从扼守，“苟不卖此，固不待其卖，将如缅甸琉球故事，屏息不敢置问”，大意是，假如现在不卖，将来也许连卖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被割去了事。听起来，似在响应谭嗣同之议。
谭嗣同的卖新疆，蒙古方案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推敲多时形成的结论与意见，他还与好友贝元征推演过这笔买卖，并引俗谚“与其欠钱，不如卖田”为证：“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然而，是否坐实了谭嗣同的这种意见，我们就能和某些肤浅，抱着“非黑即白”的网络历史爱好者一样，直接将谭嗣同打入另册，称之为“卖国贼”呢？显然是不能的，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言行，都是他所身处历史时代环境，社会思潮的产物。如果单纯用今天的意识形态标准来进行鉴定，则完全是刻舟求剑。甲午战后，中国的局势是怎样的呢？我们历史课本上说，中国立刻陷入了新一轮列强的“瓜分狂潮”之中，如果说不加道德判断的言语来描述，就是说，经过甲午一战，满清北京政府的权威和统治能力像纸老虎一样被戳破了，列强感觉只有更深地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才能维持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当时在许多激进的知识份子士大夫中，已经有这样一种舆论共识，清代已经无法维持这样庞大的一个疆域了，现实考虑就是，能够维持住那些利益攸关的“核心地区” ，而舍弃那些无关紧要的边缘地区，爱国救亡，已经要立刻落实到具体实施的技术问题上，而不是光唱高调了。
有人说，戊戌六君子都是书生议政，好高骛远，所以能想出这种不负责任的“奇谈怪论”。但且慢，精明务实，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也是有这种想法的！当时，他给徐世昌写信，谈及在京城拜会各路大佬，种种建言如石沉海底，判定晚清气数将尽，回天乏术：“已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各语，然均不能照办；惟大局直无法挽救，只好以极坏处设想也。” 袁世凯说的很明白，他的方案也是想办法保全“大清数省”，可见在他心里，以满清朝廷中枢的能力和做派，维持甲午之前的局面，也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说，以谭嗣同爱国之真切，热血，尚且只能想出这种今日看来肢解自己祖国的下策，我们只能以此来揣度想象，甲午战后，当日局势的紧迫与仁人志士的绝望，只是一味谴责批评，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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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生在封疆大吏之家，他的父亲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在谭嗣同短暂的33年生命中至少两次提出售卖国土，以资变法富强的激进之策。这与历史教科书中为国赴死的谭嗣同，简直判若两人。
一次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谭嗣同在给他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写到：
“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另一次是在1895年8月，谭嗣同在与好友贝元征讨论改革事宜时，再次提出这个想法：
“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可见，在年轻人谭嗣同看来，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乃至满洲、青海都可以卖给英俄两国，他的理由就是以此来为变法富强争取经费和时间。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激进而疯狂的想法。出卖领土主权的想法与救国富强的愿望，本身就是南辕北辙。即便最终在不完整的领土上实现了所谓的富强，也是伪富强、假富强，是为人所不齿的富强。
实际上，谭嗣同更像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在理想上是无不敢为的巨人，这一点在他随后的《仁学》创作中显露无遗。但在行动上，他是缺乏耐心和策略的，行事中表现为一种急于求成的决战式作风，要么前进，要么死。
读历见闻
谭嗣同可以说是晚清官场第一热血之人，百日维新失败之后，在其能够逃脱的情况下而不走，并留下了一番感人至深的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而在其临刑前还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并留下一首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的慷慨赴死、以热血警醒国人之举，被梁启超称之为“为国流血第一士”。然而，即便是如此热血、尽心为国之人，也不是其所有作为、主张都会有利於国。如果当初谭嗣同的该主张被满清采纳的话，将会是祸国万古，而其本人也会承受千古骂名，这便是谭嗣同的卖地主张。
维新变法正值甲午惨败之后，而《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但割让了台湾等领土，还须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三千万两，这相当於满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所以，当维新变法之时，改革经费尤为困难。而谭嗣同鉴於当时的财政困难，便主张将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毫无利於中国”之地，变卖掉以“供变法之用”。具体主张如下：
“若无内国债可举，而择祸莫如轻，莫如俗谚‘与其欠钱，不如卖田’。……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而英俄之出此款，亦自不易。吾则情愿少取值，浼二国居间胁日本废去遍地通商之约；即再加赔费，亦无不可，而仍愿少取值，请归二国保护十年。二国第毁约与保护，即少出值，尤必乐从。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而此所谓保护，止求其出一保护之空言，且须有十年之限制，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使不吾扰耳...
若谭嗣同的建议被满清采纳，其后果可想而知。诚然，谭嗣同的卖地主张也并不能完全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评价，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来看待，以当时满清的条件，那些地方的确在财政上是很大负担，而并不具备开发的条件。正如1867年，沙俄将170多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一样，还生怕美国不要，是对美国官员行贿才求得美国最终买下。而主张买下阿拉斯加的美国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在国内却被骂得狗血淋头，骂其如何如何地愚蠢，以七百多万美元的价格买了一个超大冰箱。不过，谭嗣同的卖地主张若被采纳，无疑是祸国万古之举，沙俄不费一分钱从我国抢走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回来都不很现实，更何况还是卖给他的领土？
有知社
清朝谭嗣同为什么会主张卖掉新疆，蒙古等地？
，这是谭嗣同写给其师傅欧阳中鹄的信。从中可见，谭嗣同欲卖新疆，内蒙当属实。
信中可知，谭嗣同卖新疆，内蒙的直接目的在于筹措变法经费，并借此要求列强保护中国，而中国借机富国强兵。
我们可以说，谭嗣同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然其想法却是荒诞不经的，若此举实现，谭氏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谭嗣同为何会有如此想法，其原因则很复杂。
（1）:书生误国。
我们不否认谭嗣同的拳拳爱国之心，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荡气回肠，谭君为国为民抛头颅洒热血，我辈应谨记之。然，谭嗣同并未有实政经验，是典型的独坐书斋的书生，其救国理论也多来源于理论，并未有实践经验。谭嗣同空有报国志向，却没有相应的措施，以至于提出变卖国土等荒诞的想法。
（2）边疆无用论思潮的影响。
边疆无用论思想由来已久，明末就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放弃了很多边关之地，而左宗棠，李鸿章的海防，边防路线之争也是其思潮的影响。显而易见，谭嗣同受其影响，认为边疆无用，不如卖给列强，换取实际好处。
（3）学习日本。
“（明治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日本）颁千岛、桦太交换条约，割桦太及其地营房于俄，以千岛为边邑”。谭嗣同并不懂变卖国土与国家间划定疆界的区别。日本的行为是与俄罗斯划定疆界，与其主张的变卖国土有本质区别，谭简单地认为可以学习日本变卖疆界筹措变法经费。
（4）排满思想。
有诸多证据表明，谭嗣同具有明显的排满思想，认为新疆，内蒙，乃至东北都非“中国”国土，可有可无。事实上，当时民族观念并不强，狭隘的民族观盛行，谭嗣同具有排满思想不足为奇，而卖掉新疆，内蒙等惊世骇俗的想法也就想的通了。
谭嗣同救国之心，天地可表，然而变卖国土终究天马行空了，也辛亏这一想法并未实现，否则，中国则将减少近三分之一的国土了。
历史知事
因为有人想买所以有人想卖，看上去像一句废话，其实这就是当时大时代背景的真实写照。
清末虽然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凌辱，但这些西方国家并不想灭亡中国更不会坐视别国灭亡中国，这样不仅成本高而且对它没什么实质性的好处。这些西方国家最看重的是商业利益，想获取高商业利益，这就需要开拓市场，加速财富的全球流通，所以在戊戌运动中老外是支持的，巴不得的让中国改革确立出资本式的市场化规则，遗憾的是这场改革失败了。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广东知识分子提出了不少的志国方略（当然，有管用的，也有馊主意）这里就包括了题目中谭嗣同主张卖掉新疆、蒙古等地的建议，我们现在看这件事的利弊确有点可笑了，但在当时来看却是无奈之举。
中日马关条约后，清政府无力承担高额的战争勒索，而且国内民怨四起，这时候中国的老邻居沙皇俄国帮着出了个主意：看中国缺钱作为老邻居理应仗义的搭把手，这样吧，我借你钱，不过我要你的蒙古、新疆、西藏等地作为抵押。这时候在全球殖民扩张的英国也想分一杯羹，打算用钱买一块有资源的地方开发资源。谭嗣同等人认为这些地方本为贫瘠偏远之地，而且依靠当时中国的国力也是照顾不到那些地方的，与其这样，倒不如建议朝廷以每平方公里收取五十两银子卖给野心勃勃的沙俄等国，这样不仅能解决当前的政府赔款财政负担，而且还能留下一笔余钱作为变法图强之用，这就是我开篇第一句说的，因为有买和卖的需求所以就诞生了这一荒唐的主张。
消息一出，以左宗棠为代表的西北派大臣极力反对并针砭利弊，最终没有实现这一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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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谈史
谭嗣同在近代历史上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以身变法有机会和梁启超等人一起跑的，但是偏偏要选择被杀头。谭嗣同都知道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维新派的推行新政，最后变法失败了。
很多人对于谭嗣同的主张卖新疆，西藏等地都是不知道的，因为在历史上对于这件事其实没有这么提过，也没有学过。但是这件事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不过当时来说要卖新疆的西藏等地的不止谭嗣同一个人，最大的代表就是李鸿章。沙俄扶持的阿古柏入侵新疆，当时李鸿章就是坚决反对出兵收复新疆的，因为当时新疆，西藏，蒙古等地都是苦寒之地，这些地方确实给大清带不来任何的利益，相反每年还要花大量的财力物力来管理这些地方。当然中国古代王朝自古以来的重心就是在长江黄河流域，对于新疆，西藏，蒙古这些地方，一直都是不重视的。
所以谭嗣同也是提出了和李鸿章一样的观点，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可以看到谭嗣同的观点就是把这些地方卖了换取钱来发展自己，然后还能得到英国沙俄的保护。按照当时的大清现状来说谭嗣同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大清当时是年年割地，越割越少，与其把这些地方割去了得不到一丝补偿，还要给他们赔偿，那么还不如卖了换取主动权。发展自己保护剩下来的领土。而且当时沙俄觊觎新疆，蒙古等地，英国又觊觎西藏，当时印度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和西藏是挨着的，所以也是一直在西藏动作不断。当时列强又在东南沿海动作频频，必须要加强东南防御了。
当然这个是形式所迫，就像沙俄卖阿拉斯加州给美国一样的。
不过现在来说这样的做法完全就是不可取的，祖宗之地岂可拱手让人。普京说的一句话挺好的：俄罗斯的领土再多，一寸土地也没有多余的。中国也是一样，这些都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岂能卖给他国？
中国历史研究所
在一个动荡的时局，社会处于猛烈的变革阶段，人们的思想和主张很容易走向极端。长期以来，谭嗣同都是以变法的英雄示人的，甚至被称作戊戌六君子中的翘楚。然而，历史人物难免会有不为人知的一面，谭嗣同也是如此。
在维新派中，除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名气最大的便要数谭嗣同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设法逃脱，而谭嗣同却坚持留下，誓要做第一个为变法流血的人。就这样，谭嗣同等人成了慈禧太后的出气筒，被处决于菜市口。
临刑之前，谭嗣同在狱中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慷慨豪言。而这句诗也曾感动过无数人，使得谭嗣同的形象变得十分伟岸。
不过，在维新派四处奔走呼号时，谭嗣同也是一位非常激进的青年，甚至还提出过一些很不成熟的建议，其中便包括卖掉新疆、蒙古等地。
在谭嗣同看来，当时清王朝已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所以，与不少维新派人物一样，谭嗣同想的是“弃车保帅”，不仅认为已经割让的土地无需再行过问，而且还主张将新疆卖给俄国，把西藏卖给英国，利用卖地的钱来变法图强，保住清朝的核心区域。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谭嗣同的主张无疑是愚昧无知的。当然，这种论调在当时来讲也有些太过幼稚。然而，在强敌萦绕的时期，不少人都是非常悲观的，甚至还有主张放弃领土的声音。
比如，此前清朝内部便曾有过海防与塞防之争，当时阿古柏作乱时，有人主张干脆放弃，将精力放在发展海军上。幸而有左宗棠力主平定叛乱，从而没有白白坐失大片疆土。
谭嗣同不仅曾主张卖掉新疆和西藏，甚至还提出，只要能保主中原，满洲、蒙古均能出售。这样的逻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主张，在谭嗣同写给其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体现地非常清楚：
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在他看来，卖地给俄罗斯和英国，一方面是因为清朝无力据守，另一方面则是当时财政困难。相反，谭嗣同觉得，出卖国土之后，既可以减轻戍守的困难，还能偿还赔款，并能换取殖民者的保护。也正是基于这样这样的想法，谭嗣同的言论越来越极端，甚至提出“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的观点。
其实，令谭嗣同如此构想的原因，正是晚清的日益交困的时局。只是，维新派一面宣扬着变法图强，一方面又嚷嚷出卖国土，并寄希望于列强。这无疑充分显示出了他们的软弱和稚嫩，更加表明维新派是无法挽救民族危亡的。
史海烂柯人
谭嗣同确实主张过卖掉西北新疆，蒙古等广袤无人居住地区。大家不要一听说有人建议卖国，就张嘴骂人家祖宗十八代，或者抄家伙揍人。我们要从当时的现实情况思考问题，看看他建议卖土地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若是为了个人享受，像慈禧一样，那肯定就是卖国贼。若是为了万民祈福，考虑他们生活的艰辛，为了他们减负。为国家社稷安危忍一时之辱。那就可以另当别论了。
当时是清政府腐败无能，把祖国大好河山，很多好地方像青岛，旅顺，大连，香港等都割让给了外国人，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外债。
清政府欠的债，那可都是要从老百姓身上搜刮而来的呀，也就是说深受其害的就是中国老百姓。眼瞅着外国侵略者越来越猖狂，大有瓜分我中国之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开始救国了。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保皇派的谭嗣同提出了，是不是可以把西北新疆没有多少人居住的地方，卖给沙俄。得到的钱，先用来还外债。然后用剩下的银两再购买外国人的一些坚船利炮。护卫国家，至少可以提前终止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
当然谭嗣同的这个提议并没有被采纳，毕竟不久前左宗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新疆给收复过来，这时候在拱手想让给别人，岂不是让先人的血就白白流了。
当然即使清政府卖掉新疆等地，也阻止不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这才是关键，毕竟无论什么时候，落后就会挨打，不彻底的在中国实行变法，就像获取和平，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最后谭嗣同，康有为和光绪帝约定开始在中国实行变法，可是这个变法仅仅持续了一百多天，就提前告终了。
因为他们的变法遇到了慈禧的阻挠。谭嗣同因策划在颐和园谋杀慈禧，而被袁世凯出卖，最终被慈禧抓住，送到了菜市口砍了头，史称戊戌六君子。
后来孙中山实行三民主义，提倡国内搞共和制，并且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王朝。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毛泽东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彻底的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了和平与自主，独立与自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终于摆脱了外国侵略者的魔爪，开始走上繁荣昌盛，自由，民主的道路。
史学达人
不是所有变法都是正确的选择，虽然我们的历史书中对戊戌变法大有赞誉，但他们的变法实际上却是一场极其荒唐、冲动的举动，在这次变法中，谭嗣同、康有为等人都提出了非常毁三观的救国建议，不是我跟大家开玩笑，只要大家往下看，他们所提出的各种观点绝对会让大家对他们佩服不起来。
谭嗣同慷慨赴死的义举是我们无法置疑的，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也让他符合了一个义士所应该拥有的形象，但是谁又知道我们所佩服的义士谭嗣同却是一个主张出卖疆土的人。
谭嗣同在变法中提出出卖疆土的建议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提出了一个自以为正确的救国方略，他提出应该把当时没什么用处的新疆、西藏分别卖给俄国人、英国人。
俄国是和新疆接壤的，西藏也与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连接在一起，在他的计划中，如果能把这两个省份卖出去的话，那绝对能从俄国英国手中拿到数之不尽的钱财。
当时清政府是欠了外国列强2亿多两白银的，而谭嗣同觉得如果把这两个地方卖掉，将会收获到远超2亿多两白银的巨资，到时不仅可以把欠下的巨债通通还清，还可以留一笔钱给自己变法强国。
不仅如此，在谭嗣同的想法中东北、蒙古这些边缘地带也不应该保留，应该通通的卖给外国人，好赚到更多的钱支持变法。
虽然这些地方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以清政府当时的国力以及工业水平是根本无法合理利用这些资源的，谭嗣同觉得既然不能合理使用，那何不通过交易手段把它们换成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呢？他觉得这才是一个理智的人应该做的行为。
谭嗣同和东林党的相似度
这就是谭嗣同对变法提出的建议，究其根本，这实际上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饮鸠止渴的方法。
这个时候就要说到我们开头所说的那句话了，并不是所有的变法都是正确的，不是每个慷慨赴死的义士都是高大上的。
我觉得谭嗣同的形象和明末东林党的义士极其相像，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可以为了道义不顾个人的死亡，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有一个缺点极其相似，那就是空谈误国。
他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治国能力，但却总是想干扰国政，或许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如果被他们把握了权柄，那将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康有为在变法中改善人种的建议
说完谭嗣同，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康有为，康有为号称南海圣人，在历史书中的形象光辉万分，如果不了解他的为人处事以及他的思想，或许还真有不少人被他表面的形象给蒙骗，进而对其有所敬重。
但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下康有为，那大家就会产生巨大的改观了。
康有为非常崇尚白人，他觉得白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最高等的人类，是万族之首，而黄种人则排在第二，仅次于白人，排在第三的是印度的棕色人种，排在最末端的是非洲的黑人。他为了全世界都走向先进的文明，就提出了他一些自认为宝贵的意见。
他觉得所有黄种人都应该与白人通婚，通过通婚改善黄种人的基因，坚持在100年内的时间内，把国内所有的黄种人都混血成高等的白人，只有拥有了白人高贵的基因，国家才能有机会挤身进入世界列强之中，走向真正的强大。而他对印度非洲也有自己的一点小意见，他觉得应该把印度人从湿热无比的南亚大陆迁移到温暖、寒冷的地带，通过气候改变他们有些脑容量不足的智商，先通过气候把它们从棕色人种升级为黄色人种后，再通过混血把它们变为白色人种。
而非洲黑人在康有为的眼中就是真正无可救药的群体了，他觉得所有的非洲黑人都应该进行化学阉割，让他们都无法生育，从而让他们彻底的绝种，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整个地球整体的智商。
康有为关于世界大同的建议
除了对肤色、人种有着自己的看法之外，康有为还觉得应该废除国家的理念，让全世界从狭隘的国家走向大同的联邦，他提出我国应该首先和日本结成一个小联邦，通过日本先进的工业文明改善我国的工业水准。
这是第一步的做法，他打算由小变大，先开始两个国家的合邦，然后再展开整个洲的合邦，而最终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整个地球所有国家都变成一个大联邦，只有这样才能合理的利用人口、矿产的资源，让整个地球得到极其合理的发展。
除了关于人种、国家制度的提议之外，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还有着很多惊人的言论，只不过在这里就暂且不说那么多了。
我们接下来简单说一下康有为和谭嗣同之间的差距吧，我觉得谭嗣同的提议虽然不值得认同，但他的人格魅力却绝对要远远胜于康有为。
逃跑后的康有为成为了大富豪
在戊戌六君子事发被抓前，康有为为了能成功变法，于是就动了刺杀慈禧太后的心思，不过康有为很小心，他怕失败之后自己会遭受惩罚，于是他就鼓动谭嗣同去劝说袁世凯参与到刺杀慈禧的行动。
在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告密后，闻风而动的康有为当即带着梁启超跑路了，而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则为了自己心中的大义，留了下来。
从这方面来看，谭嗣同还是有着他优点的，但康有为就不同了，他不仅空谈，而且还没有骨气，不过生死是人最重视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因此谴责康有为，但是后来康有为的一些事情却着实让人不能给他一个好的评价。
康有为后来逃到了外国，他假借光绪皇帝的名义从许多华侨的手中骗取了丰富的钱财，最后他成为了一个身家千万的大富豪。
被康有为所害的光绪皇帝
康有为当时还成立了一个保皇会，虽然名义上是光辉的，但是这个组织实际上的作用却是他控制华侨商人的工具，因为保皇会庞大势力的影响，很多原本支持康有为的华侨爱国商人们纷纷受到了康有为的压榨，被他巧取豪夺了很多金钱家资。
而原本慈禧太后是没有那么痛恨光绪皇帝的，在慈禧太后的想法中，她觉得光绪皇帝只是被康有为等人蒙骗了，实际上本质是不坏的，想要刺杀自己的行动也与他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二人安然无恙的共处了下来。
但是康有为却假借光绪皇帝的名义在国外声讨起了慈禧太后，他声称自己是带着光绪皇帝衣冠诏的，他声讨慈禧太后所说的口号就是杀死慈禧太后，保卫光绪皇帝之类的话。
在康有为的口号传回国内被慈禧太后听到后，她就以为光绪皇帝真的要杀自己，于是就开始对光绪皇帝产生了厌恶，并最终在自己死前毒杀了光绪皇帝。
从这方面来看，康有为绝对算得上是十分可恶的人物，是没有丝毫余地的那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