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万物开泰；2008年，三十而立；2018年，四十不惑。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小巴根据吴老师在《中国企业家谱系（1978-2018）》中梳理的脉络，尝试经由记忆之路，回溯历史纵深，寻访那些曾经或依旧在中国经济版图上拓荒的人们。
1、1978-1983：“没有规则的骚动”
所谓改革，是从农村发动，以“包田到户”承包制为突破口，解放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所谓开放，则是试图以特区和沿海城市搞活的方式，引进国际资本，实现制造业的进口替代。因而，企业家的萌芽，便是在这两大领域中率先出现，并以“农村能人”的广泛涌现为最重要特征。
——吴晓波《中国企业家谱系（1978-2018）》
最早涌现的创业者往往坚忍而勇于博取，能够百无禁忌地冲破旧有的规则与准绳。他们在体制的边缘悄悄壮大，在资源、市场、政策和资金等要素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成长，决定了早期企业家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1968年，广东顺德的何享健集资5000元创办“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因为要跑市场，他一度坐着闷罐火车走遍大江南北，为了节约开支，他早餐就喝一碗红糖水，晚上睡在火车站里。他怕差旅费被人偷走，不敢乱放，就藏在鞋子里……
次年，24岁的鲁冠球变卖了全部家当，筹集资金4000元，带领6个农民，以一只火炉、几把榔头、一个84平方米的房子，在钱塘江畔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十年后，工厂已经有400多人，年产值逾300万。
同一时期，偷偷办厂的标杆人物还有华西村的吴仁宝和大邱庄的禹作敏，改革大幕拉开后，一南一北两个“天下第一村”横空出世，成为中国乡镇企业中名噪一时的“双子星座”。
纵然民营经济，尤其乡镇企业的兴起更接近一场“计划外”的成果，但它们对中国经济市场化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科斯曾一度认为，“乡镇企业是改革初期带动中国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作为农村非农业工作岗位的主要来源，乡镇企业，尤其在改革的前20年里，对活跃中国非公有部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2、1984-1991：工厂管理启蒙时期
从1984年起，城市体制改革拉开帷幕，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承包制被大规模引进------即所谓的“包字进城”，城市经济中的边缘青年、大型国营工厂的下岗人员、找不到工作的退役军人以及不甘于平庸生活的基层官员，成为新的创业者族群。
——吴晓波《中国企业家谱系（1978-2018）》
1984年元旦开始，伴随着邓小平第一次著名的南下，改革开放的风向被基本奠定，珠江三角洲从山高皇帝远的蛮荒之地变成了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淘金之地；苏南浙北的乡镇企业、浙南的私营企业在这段时间得到了快速的生长；而在北京，则出现了高科技企业扎堆生长的中关村。
1983年，在深圳“淘金”的王石当起了玉米中间商。从当年4月到12月，短短不到一年的时候，他赚了300多万。然后,他拿着这300多万的玉米款成立了以主营进口专业视频器材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而这便是日后中国著名的房地产公司万科的前身。
1984年秋，倪光南以“不做官、不接待记者、不赴宴会”的条件加入柳传志团队，出任公司总工程师。他利用在中科院计算所的十余年技术积累，主持开发了联想式汉卡，当年销量就超过了300万元。
这一年，无疑是中国企业史上的“群星闪耀时”，诸多商业传奇恰好都在这一刻同步开启：史玉柱告别了安徽省统计局办公室的机关生活，去往深圳兜售自己编写的软件；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生李东生，在惠州一个破败的农机仓库开始生产录音磁带；李书福和几个兄弟刚刚成立了冰箱配件厂；而张瑞敏在这一年当上了国营工厂的厂长……
不同于早期起于草莽的创业者，1984年，之所以被视为“中国企业元年”，乃是因为一批极富个性的城市创业者集体地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们普遍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或者已然握有较为充分的社会资源，对于国家发展亦有着更为成熟的判断。至此，现代企业建立的基础越发坚实。
3、1992-1997：品牌营销狂飙时期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真正进入“发展是硬道理”、用金钱重估一切价值的世俗狂欢时代，下海经商成为人们的主流生存选择。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开始整体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创业经商运动，是从1992年开始的。
——吴晓波《中国企业家谱系（1978-2018）》
1992年，一些位于党政机关、科研院所等当时认为是“正统”的机构中的冒险者纷纷“下海”创业，组成了后来被称为是“92派”的企业家群体。从1992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这个时段内最为繁盛的企业，是受惠于国人经济实力增强、消费需求不断提升的消费型企业。在这些关乎民生的竞争性领域，在民营资本的百花齐放、各显神通。
1995年，胡志标连续4天买下广州《羊城晚报》二分之一的版面，爱多VCD因之一炮打响，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工厂瞬间成为全国知名的VCD品牌。
同年，秦池酒以6666万元的价格摘下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的桂冠。1996年，秦池酒的销售就从2.3亿猛增至9.8亿，在这一年的央视广告招标中，秦池再以3.212118亿元卫冕“标王”，而说到这串数字的由来，竟然因为那正是他的电话号码。
群雄并起的激荡年代，少不了另一位传奇人物——牟其中，上世纪90年代他办了三件备受争议的大事：用800车皮的罐头换回了4架苏联飞机；成功在境外发射2颗人造卫星；买下了满洲里1000公顷的土地扬言建设“北方香港”。
后来爱多的胡志标、秦池的姬长孔皆黯然落幕，牟其中则深陷牢狱之灾。狂飙突进中，只有少数的企业家成为幸存者，有人说他们是在浮躁的时代里和时代比浮躁，或许也正是这种泥沙俱下的“创世纪”气魄，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冒险精神，代表了这个国家喷薄欲出的集体情绪，塑造着现代商业文明亟待明晰的边界。
4、1998-2008：互联网领衔的全面景气时代
互联网经济的从无到有，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中国现象。与之前所有创业者不同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国际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的支持，因此被看成是原罪色彩最小的“阳光创业”典范。与1984年的“企业元年”类似，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创建及模式雏形定型，均发生在1998年到1999年之间-----这一时期可以被定义为“中国互联网的元年”。
——吴晓波《中国企业家谱系（1978-2018）》
199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极具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为了对抗危机，中央政府以降低赋税、放开住房消费贷款、停止福利分房等措施，全面激活了住房消费市场，自此开启了中国房地产行业以及高速城镇化的黄金时代，而由此带来的民间财富迅速爆发和商贸活动日趋频繁，也带动了一大批产业以及资本市场的繁荣，中国进入全面景气时代。
这个过程中，具备互联网特征的新经济开始崛起，并逐步成长为这个时代最具颠覆性和统治力的商业力量。当前中国互联网最重要的超级巨头几乎全部诞生在1998年的第二季度到1999年的第四季度之间，这堪称是中国互联网的高光时刻：1998年4月，张朝阳团队完成了中文搜索系统的开发，成立了搜狐公司； 6月，刘强东在中关村创办京东公司；同年人在广州的丁磊，也把网易从软件销售公司变成了网易门户网站；11月，盛大网络在上海成立；12月，王志东考察回国，新浪网成立；1999年3月，马云用仅有的50万元创办了阿里巴巴；当年11月，由马化腾、张志东、许晨晔、陈一丹、曾李青五位创始人共同创立的腾讯开始亮相。
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是出生于1964年的张朝阳和马云，最年轻的刘强东出生于1974年，且全数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他们惯于以颠覆者和重建者的形象自居，积极参与重塑这个国家的产业经济和消费业态，以先知先觉的姿态引领着当代商业潮流的走向。
5、2009-2018：产业迭代创新时期
转型升级的客观需求与互联网+的新潮流合二为一，涌现了一批在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上都颇有作为的企业家，以及“蒙眼狂奔”的超级冒险家。
——吴晓波《中国企业家谱系（1978-2018）》
2013年，创立小米仅3年的雷军在央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与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打赌，他说，“请全国人民作证，五年之内，如果我们的营业收入击败格力，董明珠输我一块钱就行了。”小米梦幻般的成长有些不可思议，2012年第一个完整财年小米才100多号人，总收入达到了126亿，相当于当年度全国电影票房的总和。然后是314亿，743亿……
隐形巨头蚂蚁金服无疑是中国估值最高的未上市公司之一，也是其中最令人期待的“新物种”。截至2017年底，蚂蚁金服服务的商家总数已经超过4000万，小微信贷数万亿元，一举超越成立了40多年，享誉世界的格莱美银行。
抓住了时代风口的公司还有滴滴、拼多多、新美大、字节跳动、饿了么——仅仅是与互联网相关的新兴企业已不胜枚举，何况“独角兽”的名单还在陆续增加，更大的变动也正在悄然发生。
2018年财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达到了120家，跃居世界第二，几乎与美国并驾齐驱。中国企业的崛起首先有赖于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吴老师曾说，1978年之后，企业家从无到有的出现过程，可谓改革开放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因而具备了创世纪般的特征。四十年间，企业家第一次替代政府成为了解决就业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领导力量，富有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重新塑造了一代中国青年。
抚今追昔，“中国经济奇迹”似乎让整个世界都有点茫然无措，人们既是这场历史巨变的参与者、见证者，同时又常常困惑于事物急速演进的逻辑。或许这种困惑以及解开困惑的冲动，正是这些个体和企业投身中国、改变中国的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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