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大事記》●民國３２年（1943）
是年，南太平洋戰爭爆發，寇禍日深，潮汕大旱，米價日漲數次，餓殍遍地，汕頭每日死者近百人。達濠鎮餓死近1萬人，佔全鎮人口四分之一，海門死者尤多。有10餘萬人逃荒至福建和江西。
民國32年（1943年）……是年，潮汕地區大旱大饑荒，淪陷區每天都有幾百人餓死。全縣農村，饑民流離失所，餓殍遍野，觸目驚心。潮安饑民大量逃往福建的平和、詔安、雲霄、南靖、永安、上杭等地，部分流入江西省。同年，潮州霍亂大流行。城內新街頭附近共有居民20戶，死於霍亂者便有89人，其中絕戶有3戶、26人。庵埠仙溪李村，全村300多人，患霍亂病者達100多人。（1995年《潮州市志》）
民國31年大旱，自冬天至翌年3月中旬，連續乾旱4個月，沒有降雨，本縣大部分農田顆粒無收。當年全縣餓死、病死達8.16萬人，賣兒賣女的4.12萬人，外出逃荒的2.73萬人。民國32年（1943年），大旱，霍亂流行。死者極多。三饒城北死100多人；茂芝鄉死40人；東界和柘林共染病1800多人，死亡150人；汫洲死亡達千人。（1994年《饒平縣誌》）
民國32年（1943）大旱，饑荒。自去冬至今不雨者將5月，春3月1日始雨，人民欣慰。夏4-5月復旱，米貴，饑民搶食，至5月18日始雨。據民國34年調查，本縣在日軍侵佔期間，餓死病死13.44萬人，遭敵禍致死者9.87萬人。當時潮陽縣長鬍公木在報告中有民國“三十二年米荒嚴重，棄嬰塞途，餓殍載道……受敵禍米荒之害者，人民死亡20萬人，流離轉徙7萬人，老弱殘疾5萬人，房屋拆毀15萬間……”等記述。民國32年（1943）夏秋兩季饑荒兼霍亂暴發流行，全縣死於飢餓和疫病的13.44萬人，海門鎮死於飢疫者達1.1萬多人。（1997年《潮陽縣誌》）
民國32年（1943）春夏間，數月不下雨，田園龜裂，米貴如珠，每鬥價500元，日漲數倍，大批人民往福建等地逃荒，霍亂流行，全縣餓死、病死者不計其數，善堂無法收埋。樟東路、鷗汀市場、店市路、蓮陽樓前均每天常見死屍10多具橫倒路旁...鄉村人口餓死者達三分之一。（1992年《澄海縣誌》）
民國32-33年大旱，全縣餓死、病死1千多人。6月，隆澳東鄉、西鄉27天內餓死、病死533人，雲澳22天內死100人，不少人流落他鄉，逃往福建省、臺灣省謀生。（2000年《南澳縣誌》）
民國32年（1943年）4月，因冬春連旱，早造收成無望……據《揭陽民國日報》載：“民國31年（1942年），白米每鬥（約20司馬斤）83元，翌年2月漲至260元，5月競漲至990元”。5月中旬，城鄉多處出現饑民搶米搶食。縣境饑民多以野菜、樹根、芭蕉頭充飢；部分人則扶老攜幼逃荒往興梅、江西、福建，路上飢病交加，餓殍遍野。據官方統計，1943年全縣餓死68366人，逃荒24215人，少女、幼嬰被拐賣22333人。夏，霍亂流行全縣，患者十萬餘人，死者甚多...... 全縣受旱農田約28.3萬畝。（1993年《揭陽縣誌》）
民國32年（1943）：2月至4月，乾旱（全縣受旱農田36萬畝，佔土地總面積77%，受災人口30多萬），饑荒，霍亂流行……全縣餓死、病死、逃荒共約10萬人。（1995年《普寧縣誌》）
民國32年（1943）大旱災。從上年冬至是年度6月，連續8個月乾旱，田園斷青，惠來大饑荒。鬥米（約8.5公斤）值國幣600元，每畝田換米3鬥。饑民吃香蕉頭、樹皮、草根。惠城出現賣人肉慘況。僅40多天，全縣死於飢餓、疫病（流行性霍亂）15萬餘人，其中餓死8.7萬多人。沿海漁村災情尤重，資深村全村5000多人，餓死、病死、逃亡達4000多人。民國31年（1942），全縣有8.31萬戶，41.65萬人，至民國35年（1946），僅存6.01萬戶，25.57萬人。（2002年《惠來縣誌》）
1943年（民國31年）大旱。1942年10月下旬至次年5月17日止，除3月中旬下雨外，其餘時間均無雨，旱情極為嚴重。南山、灰寨至東南平原大面積農田失收，大批農民逃荒江西，沿途餓、病死者眾多。大洋有39戶165人背井離鄉逃荒江西，途中死去55人；後來返回大洋16戶65人，佔逃荒人數的39.5%。鳳江陽西村共304戶1753人，逃荒的62戶117人，變賣家產妻兒的301戶。河婆圩每天有幾十具餓死的屍體，慘不忍睹。（1994年《揭西縣誌》）
這場災害，用饒爺的話來說，叫“慘極人寰”。由其總纂的《潮州志》“卷八·大事志”中，有比前述各志“支離破碎”的記載來得更為系統全面的記述：“是歲，潮大飢，餓殍載道。惠來、潮陽災情尤重。去冬以來，天久不雨，至三月二十一日始雨，四月又亢旱，五月米鬥五百元。淪陷區餓斃者，日凡四五百人，普寧、潮陽糧荒嚴重，惠來濱海漁民尤甚，往往有一村人口而損失過半者。揭陽素稱產米之區，亦餓殍載道，五月五日遂禁屠求雨，十四日新亨饑民成群結隊沿途搶食，十五日月城墟饑民亦搶食，十六日米鬥漲至七百元，十八日天雨，稻有起色，米價稍落，民始漸安。潮陽災情，以海門為最重，海門居民，向業漁，淪陷後，漁船或沈或毀，所存十無二三，而復不得自由出海謀生，餓斃已多，値是夏饑饉，死者尤眾，各善堂收埋於蓮花峰下紅沙窟，凡一萬一千餘具，時棺木、袋席俱盡，鶉衣裸葬草草掩蓋，枕藉若積薪，慘不忍覩，其流落死他鄉者，尚不計也。至三十五年四月，縣長餘建中乃令醵資，移塟於蓮花峰之原，是歲，人傳贛南前經兵燹，地曠人稀，易於得食，饑民紛紛趨之顧，路途修阻，資斧苦乏，鬻妻賣子者有之，中途填溝壑者有之，流離道左觸目傷心，其幸而到達者，又實無以為生。於是，粵贛當局合組贛省救濟粵東移民委員會，登記入贛人民，據三十三年七月調查結果，總數七萬餘人，中以揭陽、普寧、豐順、潮陽為多，大埔、海豐次之，其分配為：自動集資墾殖者僅萬餘人，自動謀工商業者二萬餘人，又潮民之逃往閩屬平和、詔安、雲霄、南靖、永安、上杭等地者，據三十三年七月調查，為數近十萬人，以潮安、澄海、揭陽為多，至若淪陷區域，達濠災情最重，死者萬餘人，佔全人口三分之一，有萬人冢、千人冢各一，皆當日叢瘞之所。庵埠餓斃亦數百人，其後死者皆裸葬，是時，汕頭檢疫之政甚嚴，故路斃者皆不敢認，甚或家人乘夜舁屍拋棄海中，蓋亦慘極人寰矣。”
饒爺總纂的《潮州志》，始修於1946年，“半成品”於1949年。這段文字，應該是距離1943年潮州這場大饑荒時間最近的史料了。由其筆觸所體現出的悲憫深情，是當代版各地方誌那些僅有冷冰冰的數字記述所無法比肩的。而尤其令人氣結的是，前述所引的9本當代版地方誌，絕大部分並沒有把這場大饑荒引發的死亡災難做為“大事”來“記”的，也許，方誌辦老爺們的心，都是鋼鐵鑄造、或花崗岩打造的，否則，潮汕平原“餓殍載道”、潮州人民“鬻妻賣子”的慘況大規模發生，怎麼還不叫“大事”呢？在這些沒心沒肺的方誌辦老爺們那裡，要找出前述資料，你只有到“自然災害”的章節中去找，並且，也就僅能找到俺前面所抄的那些數字了。
所謂“自然災害”，俗稱即“天災”，那麼，1943年潮州這場大饑荒，僅僅是“天災”嗎？難道與“人禍”真的就半毛錢關係也沒有？這似乎與東土幾千年來“天災”與“人禍”永遠是相生相隨的guangrong傳統不符喔？遺憾的是，前述所引的9本當代版地方誌中，有關這方面的“信息”，有8本是隻字無載。只有《揭陽縣誌》，緊閉的門窗裡，還算是留有一條縫：“縣城史巷奸商‘裕亨發’碾米行與官府勾結，囤積居奇；各地米商也哄抬米價。”“ 2月19日，元宵節，榕城西門吊橋頭懸掛一燈櫥，畫著一尊彌勒佛坐在大米倉上，—手數佛珠，一手捏緊米袋口，附打油詩：‘我佛本慈悲，米貴袋不開，百姓飢餓苦，只顧自己肥。’縣長陳署木知道是在諷刺他，將燈櫥主人林悟生抓進監獄，後因邑人有怨言才予以釋放。”泱泱大潮汕，除了揭陽的米商是“奸”的，其他各地的米商都是“重合同、守信用”的“消費者信得過”企業？除了揭陽縣長是“肥”的，其他各地的縣長什麼長都是“瘦”的？果如此，太陽就不是從西邊，而是從方誌辦老爺們家門前的臭水溝裡升起了。
1943年，發生在潮州的這場大饑荒，已被“凝結”成“1943年大災荒”這麼一個專有詞條，載入《潮汕百科全書》（1996），永遠成為潮州人歷史的一個專門章節：“1943年，潮汕地區春旱嚴重，從上年9月至當年5月，連續9個月沒有下過透雨，赤地千里，糧價日漲數次，一些地方出現饑民成群結隊沿途搶食。國民黨廣東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雖於5月20日召開救濟糧荒會議，然而國民黨政府和日偽政權的地方官員勾結地主、奸商，囤積居奇，操縱物價，致使糧價不斷飛漲；而且貪汙剋扣大量賑濟款物，災民流離失所，且疫病流行，餓殍載道。全區餓死、疫病死亡或逃荒死於途中竟達100多萬人，逃荒到閩贛兩省達17萬人。僅饒平縣餓死者達8萬多人，賣兒鬻女的有4萬多人。淪陷區的達濠鎮，餓死萬餘人，佔全鎮人口的1/3，遺留了‘萬人冢’、‘千人冢’。潮陽縣以海門受災最重，各善堂收埋於蓮花峰紅沙窿的屍體達1.1萬多具。庵埠日死數百人，死後皆裸葬。汕頭市區日死近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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