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
有两个年轻人不远万里，
来到了敦煌莫高窟。
前一个年轻人，叫张大千，
后一个年轻人，叫常书鸿。
临走时，张大千曾对常书鸿说：
“你呆在这里，这是一个，
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
几十年后的今天，常书鸿的坟墓，
正对着敦煌莫高窟的九层楼，
永远遥望着这片文化宝藏。
1904年4月6日，
常书鸿出生于浙江杭州，
自幼跟三叔学画，
高小毕业后，
遵从父命，
投考电机专业，
后改学与绘画有关的染织专业。
毕业后，
常书鸿留校任教，
始终没有放弃画画的理想。
彼时，
五四运动扬起西学大旗，
许多进步青年选择学习写实绘画，
常书鸿成了奔赴巴黎的一份子。
在卢浮宫，
他看到文艺复兴的作品，
一下子认识到了一个新天地。
凭借天赋和努力，
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
成为留洋画派里的佼佼者。
连续四年时间里，
常书鸿获得当时学院派，
最权威的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
油画作品被巴黎现代艺术馆收藏，
这在中国画家中是第一人。
当时许许多多的人都说：
“常书鸿兼具天分和努力，
如果能一直在巴黎画下去，
一定会成为世界级艺术家。”
常书鸿在巴黎的影响有多大？
2011年，巴黎塞努奇博物馆，
举办《中国艺术家在巴黎》画展，
展出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
赵无极、潘玉良等人作品，
此次画展所用的巨大海报，
正是常书鸿的画作，
《沙娜画像》。
那时常书鸿踌躇满志，
家庭圆满，有美丽的妻子，
还有可爱的女儿沙娜。
不出任何意外的话，
他定会在世界画坛名留青史。
可就在1935年的一天，
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书摊上，
发现一部由6本小册子，
装订成的《敦煌石窟图录》。
里面是著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壁画、塑像图集，
总计300余幅。
遒劲有力的笔触，
气魄雄伟的构图，把常书鸿惊呆了。
他万万没想到中国古代，
会有如此高水平的艺术品。
《敦煌图录》 伯希和
在巴黎生活的常书鸿，
无论生活趣味，
还是艺术追求，
都深受法国主流艺术的影响。
但在看到《敦煌石窟图录》后，
他被这个陌生的地方给震惊了。
常书鸿认为，这些壁画、雕塑，
与西方当时各流派的艺术相比，
丝毫不落下风，甚至高于其上。
最令他感到诧异的是，
这些绘画比西方艺术早几百年。
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
“奇迹，这真的是奇迹。
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
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
如今真是惭愧，不知如何忏悔，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竟不知，
我们中国这么有么大规模，
这么系统的文化艺术！”
“在我有生之年，
我一定要去敦煌看看。”
在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后，
常书鸿向妻子陈芝秀说：
“我要回中国，到敦煌去。”
听了丈夫的想法，妻子十分不满：
“我们刚刚安顿下来，孩子要上学，
听说甘肃那里都是住窑洞的！”
妻子的反对没能改变他的心意，
巴黎五光十色的优越生活，
无法超越他内心对敦煌的渴望。
1936年秋天，他只身回到北平，
暂时接受国立北平艺专聘请。
就在他打算去往敦煌时，
1937年抗战爆发，山河动荡。
1938年，妻子刚带女儿回国，
就不得不踏上逃难之旅，
一路上躲避空袭，
差点被炸死。
整整7年后，
常书鸿才和家人安顿下来。
但这样的平静是短暂的。
常书鸿依旧惦念着敦煌，
找到梁思成、徐悲鸿、于右任，
向国民政府提出组建研究所。
1942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常书鸿成了主要负责人。
得知丈夫要动身去敦煌，
妻子陈芝秀大吵大闹，
最终未能扭转丈夫的心意。
不但妻子不赞同，在那个时候，
身边没有任何人愿意跟他去敦煌，
常书鸿四处招兵买马，逢人便问：
“你愿不愿意跟我去敦煌？”
经过无数次的苦口婆心，
才说服5个人跟他一同前往。
他们坐着卡车颠簸了二十多天，
又骑了整整三天的骆驼，
才来到心目中的圣地。
而在他们达到前，
荒凉沙漠中的艺术宝藏，
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毁坏。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
在鸣沙山顶上建造了490多个洞窟，
其中布满彩色佛像和佛教壁画，
佛像多达2000多身，最高33米，
壁画技巧高超，数量无比惊人，
如果一方方地连接起来，
可排成足足25000米长的画廊。
随后历经北魏、隋、唐、北宋、
西夏不断扩建，
元以后被废弃。
它不但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
还是体现历代礼仪风俗的生动文献。
假如没有敦煌，
唐代的壁画绘画书法，
因为五代时期的遗失和损毁，
将成为永远的空白。
永远没人知道，
史书中记载的社会风貌，
究竟是真是假。
公元1035年，
为躲避西夏入侵，
窟中的和尚将经卷、画幅等，
30000余件宝藏封藏在洞中，
以土墙堵上，
画上菩萨像做伪装。
西夏占据敦煌百余年，
封藏宝藏的人早已化为尘土，
近千年间，无人知晓这个秘密。
直到1900年，
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
意外发现墙内密室，
获得珍宝，
将一系列宝藏卖给了西方探险家。
王道士
探险家们
经卷、画幅流往西方后，
整个世界都被震惊了。
随后，无数的探险家、汉学家，
来到莫高窟用马蹄银诱骗王道士，
换走了洞中大部分的经卷、文献。
不久后，美国强盗华尔纳，
来敦煌发现已经没东西可拿，
残忍地将壁画切割下来偷运回国，
对莫高窟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臭名昭著的华尔纳
华尔纳窃取的莫高窟第328窟供养佛像
华尔纳剥离莫高窟第323窟壁画的残痕
1920到1921年间，
苏联十月革命结束后，
在陆军少校阿连阔夫的带领下，
战败的数百名沙俄白匪逃窜出国，
越过边界，逃到中国后被拘留。
他们被安置在莫高窟长达半年，
在绝望潦倒中，洞窟壁画，
就成了他们恣意发泄的对象。
不仅在壁画上乱涂乱抹，
他们还在洞窟角落生火做饭，
导致壁画被油烟熏黑污损。
这个被誉为20世纪，
最有文化发现价值的地方，
曾经数百年地被人遗忘，
又不断地遭到各种洗劫，
等常书鸿一行人来到时，
已是残垣断壁，破败不堪。
当心中的圣地变成“废墟”，
常书鸿感到无比痛心。
国学大师陈寅恪有言：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当时面对这片艺术奇迹，
没有人把它当文物来保护，
它成了流浪者的栖身之所，
当地牧民避风躲雨之地。
常书鸿最终决定留下来，
就地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以全部精力来保护敦煌石窟。
由于常年无人管理，
洞内积累了约10万立方米的沙子，
常书鸿没有钱雇人来排沙，
就自己制作工具清理。
整个团队10个人都不到，
可想他们要花去多少时间，
才能将那些沙子清理完毕。
大风沙甚至给大家留下阴影，
一个测量员病后恳求道：
“我死了，千万埋进土里面，
不要埋在沙漠里头。”
排完积沙、补全裂隙后，
常书鸿想修筑一道大围墙，
阻止外界的人进入莫高窟。
但整个石窟长约一公里，
修这么大的围墙谈何容易？
常书鸿找到县长时，
县长觉得他在开玩笑：
“我说我的大艺术家，
这里连水和砖头没有，
修围墙比修长城还难啊！”
最后常书鸿硬是克服困难，
用带碱的泥巴垒起了围墙。
做好这些清理保护工作后，
常书鸿才带大家编号、查窟，
并对破损的壁画进行修复，
以免翘皮之处继续脱落。
美术片《九色鹿》的原型
唐僧和石磐陀
紧接着，
他带领大家临摹壁画，
系统整理画作，编纂文献。
当时没有梯架，没有照明，
大家只能用吊绳吊入洞内，
悬在半空中一点点描摹。
在临摹穹顶的壁画时，
头和身子弯成九十度直角。
遇到阳光照不到的角落，
就用白纸将光亮反射进来，
太阳落山后，用油灯对着墙壁，
照一下，看一眼，画一笔。
莫高窟壁画数量为世界之最，
如此庞大的壁画群一一临摹，
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但为了让世人看到这些画作，
让敦煌的文化价值走得更远，
常书鸿和他带领的工作者，
一天一天坚持了下来。
1914年的莫高窟
1964年，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和莫高窟的艺术家
不但工作量巨大，
当时敦煌的生活条件，
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和县城距离太遥远，
豆腐买回来就酸了，
天气热，肉也臭得快。
当地的水质都是咸的，
为此大家只能吃腌菜，
连咖啡烧出来都变味。
这里一年四季都是风沙，
能吃上粮食都算不错了。
所以，当常书鸿的妻子，
带着女儿沙娜抵达敦煌后，
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当初在巴黎过着光鲜生活，
整日沉浸在艺术中的陈秀芝，
一直在努力地保持体面，
她描眉、涂口红、穿高跟鞋，
不愿活得像个农妇。
陈芝秀
但敦煌的生活，
让陈芝秀无比痛苦，
丈夫常书鸿整日工作，
在感情上对她诸多疏忽。
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
夫妻间的埋怨也来越多。
敦煌的保护工作复杂繁琐，
常书鸿为此苦恼不已，
两人三天两头吵架。
常书鸿带着女儿沙娜
终于在1945年的一天，
陈芝秀离开了丈夫，
再也没有回到过敦煌。
那天，陈芝秀声称去兰州治病，
结果跟着一个男人私奔了。
常书鸿骑马去追，晕倒在途中，
宣布与自己脱离关系。
这对相守了二十年的夫妻，
就这样走上各自的人生。
而在离开丈夫后，
陈秀芝过得并不好。
因为各种历史原因，
与之私奔的男人死了，
陈秀芝被打为反革命家属，
只能在别人家里当佣人。
与女儿沙娜重逢时，
她已是形容枯槁的老人，
完全没有了当初的优雅。
后来，常书鸿提及这段婚姻，
也反思出了自己的错误，
“我没有重视她的情感，
每天只知道埋头工作！”
在守护敦煌和当个好丈夫之间，
常书鸿显然选择了前者。
常书鸿画作，曾经美满的一家
如果不是敦煌，
常书鸿的人生将截然不同，
很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画家，
绝不会失去心爱的妻子。
在莫高窟254号洞窟里，
有一幅《舍身饲虎图》，
佛的前身是古印度的王子，
他看到山崖下的母虎与虎崽快死，
便纵身跳下山崖，以身饲虎。
每每遇到困境和阻力，
常书鸿就会在这幅画前看很久。
失去妻子的哀伤还未褪去，
更沉重的打击紧接着来了。
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教育部，
要求撤销研究所，将敦煌交给政府。
焦急的常书鸿四处写信求助时，
远赴敦煌的工作人员都想回家了。
荒凉的沙漠上，凄冷的夜晚里，
只剩下常书鸿和他的儿女。
常书鸿与女儿
而就在几天前，
县城里的一位官员，
曾试图拿走洞窟内的菩萨像，
是常书鸿用画作交换，
才留下那件重要的泥塑。
常书鸿知道，一旦自己离开，
敦煌必将陷入万劫不复。
多少人走进这孤独的石洞，
为后世留下如此辉煌的艺术，
怎能就这样看着它被毁掉？
常书鸿变卖了所有家产，
作为路资，四方游走呼吁，
终于说服了国民政府，
让敦煌研究所归于中央研究院。
有了足够的保护经费之后，
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远赴敦煌，
在常书鸿的带领下临摹、维修。
这里面有个叫李承仙的姑娘，
被称为“敦煌痴人”。
常书鸿与李承仙
报名去敦煌的时候，
常书鸿皱着眉头对她说：
“敦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
一个女孩儿去了会受不了的。”
但李承仙坚决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到了敦煌之后，常书鸿才发现，
姑娘吃起苦来丝毫不输给男性，
实实在在想保护这片文明奇迹。
当时为了给敦煌换取物料，
常书鸿经常给地主画像，
让李承仙对他佩服不已。
最终两人越走越近，结为夫妇。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被取名“常嘉煌”。
常书鸿与李承仙的临摹
1949年的时候，
国民政府曾要求常书鸿，
带着临摹的画作去往台湾。
但常书鸿偷偷藏起那些画作，
最终选择了留在敦煌。
此后十多年，他悉心守护，
继续修复、临摹，整理文献。
常书鸿将自己的最好的年华，
都献给了这荒漠中的文化宝库。
他编选出一本本壁画合集，
带着临摹作品到北平办展，
让更多国人见到这些民族瑰宝，
了解中国还有如此绚烂的艺术。
这份选择，他一生无怨无悔，
即便是在“浩劫”当中，
敦煌被视为“魔窟”，变成“牛棚”，
他和妻子在莫高窟外被鞭打，
在回忆录中，他也并无太多怨言，
只是无不哀伤地说道：
“我是一个幸存者。”
千百年以前，
无名的僧侣们，
在石洞之中忍受孤寂，
以画笔完成一生的修行。
常书鸿则选择放下画笔，
放弃了成为世界巨匠的前途，
选择默默来到这里。
他原本可以过从容优雅的生活，
却把一生交给了茫茫大漠，
交给了孤寂的月夜和风沙…
1994年，病危之际的常书鸿，
在北京病房里，仍牵挂着敦煌，
牵挂着莫高窟，对女儿说：“我死也要死在敦煌，
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回去。”
他说：“我不是佛教徒，
但如果世上真有轮回，
我愿意来生还是常书鸿，
去完成未完成的工作…”
如果没有常书鸿，
没人知道敦煌的命运会怎样。
他无怨无悔地将自己的一生，
都献给了这座文化宝库，
从没想过自己要从中获取什么。
我想，在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
一个精致利己者层出不穷的时代，
我们不该忘记这样一位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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