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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如果愛一個人，請送TA去杭州，三秋桂子，十里荷香，人間天堂誠不欺。“只要西湖的荷花一紅，運河水一翻騰，樓下的桂花一開，你就會發現，萬家燈火中總有你的歸處。”如果你恨一個人，請送TA去杭州，這座城市正在以獨特地方式，膨脹成新的北上廣。

逃離北上廣，到杭州去這一話題的熱度，持續三年不曾降溫，連帶著關於職場、城市選擇與人生焦慮的探討也從未止息。

獵聘網發佈的《2018中國重點城市工程師大數據與調研報告》顯示，過去的一年半里，杭州工程師人才淨流入居全國第一，北上深為杭州貢獻了近一半的“杭漂”碼農。

那些逃往杭州的年輕人，如今都過上了的理想生活了嗎？

“新杭州人”看到的是一個讓他們一言難盡的城市。今夏的一場金融雷暴、背後的樓市奇觀以及碧桂園基地坍塌等，都是杭州膨脹的一個側面。

“我們的時代迷上了速度魔鬼，時代因此而容易忘懷。推動我們一切行動的東西，卻總是不讓我們明瞭其意義何在。”米蘭昆德拉的話，也許是這場“逃離”最好的解釋。

1.職場、焦慮、選擇與赴杭的年輕人

7月的最後一天，杭州再響一聲悶雷。交易量達861億元的P2P平臺草根投資爆雷，經偵介入，辦公室人去樓空。

草根投資位於杭州城西的夢想小鎮，距離阿里巴巴不過2.5公里。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浪潮中，以“互聯網創業”為特色的夢想小鎮一夜之間紅得發紫。據說2015年，你走在路上，都可能被揣著一疊A4紙的人攔下來詢問，“我有一個創業項目，你認識投資人嗎？”熱鬧的場景幾乎可媲美中關村創業大街。

後來，創業大街的咖啡涼了。在政聲日隆的杭州，夢想小鎮雖然降溫了，但各種互聯網創業小鎮、園區依然遍地開花。那些簇新的寫字樓裡，誕生了數不清的創業公司。一兩年間，互聯網成為杭州的新招牌。

從那時開始，逃離北上廣到杭州去開始流行起來。

李雷是當時從上海逃往杭州的人之一。他在一家知名互聯網公司當程序員，工作地點離主城區二十公里。每年的一場科技盛會，讓那裡成為網紅小鎮。去年會議期間，杭州大媽為了擇婿，甚至在小鎮的電線杆上貼起了相親廣告。

“去總部。”關於離開的原因，李雷說得簡明扼要。一條新聞半個月前曾經刷屏，因為阿里巴巴的總部在杭州，也因為杭州的互聯網產業發達，從去年到今年6月，互聯網工程師人才淨流入情況，杭州排名全國第一。碼農們也許不知道，他們被一些分析人士看作杭州房價持續上漲的動力來源。但對於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而言，房價已經太高了。

李雷的選擇背後，多少反應出了上海人最為糾結的問題之一：“為什麼上海沒有馬雲？”據說在阿里巴巴，週末有幾趟專門往來上海的通勤巴士“幸福大巴”，因為位置緊俏，需要提前幾天預約。曾經的“每個浙江少年都有一顆闖蕩上海灘的心”，而今變成“杭州才不是誰的後花園”了。

李雷的朋友程承差不多同一時間從廣州到了杭州。在此之前，她供職於一家傳統紙媒。新媒體崛起之後，紙媒業績出現斷崖式下跌。在她走後的一年之多，新一線的概念被熱炒。以外貿著稱的廣州被詬病缺少互聯網基因，杭州要而取代之的論調甚囂塵上。程承有些心疼那座城市。在路上堵得死去活來的時候，她很懷戀廣州便捷的交通，以及大街小巷裡的美食店。

葉源和西嘉則是北京的來客。葉源是浙江人，轄區上屬於杭州。作為文藝青年，他是草莓、迷笛音樂節以及城市Live house的常客。葉源喜歡的樂隊痛仰有一首歌《西湖》，為了在西湖邊聽著《西湖》寫代碼，2014年年末，他離開北京回了杭州，在杭州城西一家互聯網公司做開發。

在北京生活了9年的葉源在那裡度過大半青春，他對北京的情緒是複雜的。北京有最好的文化氛圍，最多樣的生活方式，也有著最堅硬與冷漠的生活環境。他講過一個故事，2014年為了辦北京居住證，需要先找人辦住宿證明，需要提供房產證，還要去街道辦蓋章。“整個過程堪比證明你媽是你媽。”對葉源而言，北京是巨大的，個人是渺小的，也許小城市能稍微緩解這種無力感與漂泊感。在30歲來臨之前，他離開了北京。

西嘉的感受和他類似。春節過完之後，她辭職回到了杭州。作為媒體人，西嘉對北京又愛又恨，她曾經短暫地逃離了三個月之後，又回到了北京。對於媒體從業者而言，這座城市的好處不言而喻，最優秀的媒體與記者大多數在北京。網易雲音樂上，有一則關於杭州的評論：“這是一座第一朵桂花開了，都會上頭條的城市。”沒有新聞的杭州對於西嘉而言，“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離開一個地方，有人因對將去之地有絕對的愛，有人對所處之地有絕對的厭惡。但大多數人是在兩者之間反覆權衡後做出了決定。

直到去年年底，西嘉才真正下決心離開北京。北京西紅門大火後，她作為見證者和記錄者，既目睹了城南快遞員的驚慌失措，也聽聞了年薪60萬的程序員被驅逐的心酸故事。“這座城市太硬了，而個體又太柔軟，生活在北京，就難免被它的堅硬所碰傷。”

在過去的三四年間，他們是逃離北上廣逃往杭州最篤定的實踐者們。然而，當他們揣著不同的目的，像候鳥一般遷徙而來時，這座城市也在發生著變化，不斷校正著他們關於職業、城市、選擇的焦慮和預期。

2.杭州在變化了

程承在G20前幾天拿到杭州一家互聯網公司的offer。因為嚴密的安全檢查，面試結束離開杭州那天，她從城西到火車東站整整花去了5個小時。她在杭州不斷聽說類似的段子：在超市買了一瓶早餐奶，出來被人攔住，喝一口。進小區門又被攔著喝一口，進門前再次被攔住。終於，早餐奶就這樣被喝完了。

人們調侃著近乎“戒嚴”的氛圍，卻難以抑制“盛會”來臨前的喜悅，整個城市顯得異常躁動。在程承的感知裡，最瘋狂的是房價。即使城市依然是那個城市，產業也還是那些產業，但預期不一樣了。政聲日盛，G20之後，亞運會也越來越近了。

程承住在阿里巴巴西溪園區以南五公里的地方，離綠城開發的翡翠城不遠。在杭州樓市橫盤的那幾年，綠城一度傳出破產風波，生命幾乎按天計算。2011年，阿里組織百餘員工買房幫綠城，據說還是響應了馬雲的號召。同為浙商領袖人物的宋衛平與馬雲私交匪淺，兩人曾一同回浙江嵊州老家祭祖。

在G20之後，短短的幾個月內，無需馬雲幫忙，未來科技城板塊的二手房也從1萬出頭漲到了3萬。程承不時聽到更多“瘋狂”的故事，比如，有中介連夜拿著pos機趕到上海簽單。調控政策層出不窮，杭州房價越漲越高。

杭州正在以一種近乎“大躍進”的方式變成新一線。富陽和臨安被撤市設區後，在行政面積上，杭州已完美地碾壓了北上深。然而，這座城市的公共交通與服務，卻遠沒有跟上它的膨脹速度。“太不方便了。去趟西湖見朋友，需要心理建設一番，如果去趟濱江，簡直是生死之交了。”西嘉曾說。

對於從上海來的李雷，這種苦惱更甚。入職第一天，公司偏遠的位置與遍地的工地就曾令李雷感覺彷彿到了鄉下。生活配套與公共交通幾乎沒有，他自嘲在小鎮工作好比山谷裡的村民。青山環繞，窗外偶爾有白鷺飛過，“至少空氣比城裡清新”，但能拿來安慰自己的也只有這個了。

梅家塢第一口鮮嫩的龍井，蘇堤早春的桃花，杭州廣為人知的小確幸都與李雷無關。在他的時間表上，9點下班屬於提前下班了。據說某次趕項目期間，他的同事和新婚妻子有一兩個月沒有醒著見過面（下班時妻子已經入睡，而醒來時妻子已去上班了）。

臨近30，依然單身，李雷很關心杭州的房價。他加入了好幾個房產群，在繁忙工作的間隙，密切關注著群裡的討論。他感到匪夷所思，杭州離真正的一線城市還有很遠的距離，但房價卻已經開始碾壓廣州了。因為房東頻繁地轉手，他在一年裡搬了三次家。

幾個月前，李雷終於按捺不住，決定出手在上海買房。

差不多同一時間，杭州買房搖號政策出臺，驗資緊隨其後，新房與二手房價格倒掛（新房因限價，單價比周邊二手房低一兩萬）。在“買到就是賺到”的號召下，萬人連夜排隊搖號的奇觀出現了，單個紅盤的驗資金額超過600億。

儘管沒有確切的數據證明P2P爆雷與搖號買房的關係，但在許多人看來這是確認無疑的——房地產成為比P2P利潤更高的投資產品，嗜血的資本當然會循著腥味過去，此消彼長之間，拖垮了P2P平臺的資金鍊。有人因此總結了人生的三大錯覺：TA還愛你、A股要漲、杭州人民不關心樓市。

雖然李雷沒有參與杭州的樓市狂歡，但他苦口婆心勸誡多位朋友去掛名搖號。幾乎每個週末，他都穿梭在上海郊區的各個樓盤，也經歷了多次搖號失敗。李雷在杭州租的房子離G20主會場不遠，鱗次櫛比的摩天樓讓那片區域看上去像浦東新區，但李雷看來，光鮮的外表之下，離一個成熟的城區仍有距離，那不是一蹴而就的。

“美麗的西湖，破爛的城市”已成往事。杭州是貨幣化棚改的重鎮，據說在2016年下半年，杭州制定了拆遷10萬餘戶的棚改攻堅計劃，2017年一年內就完成了69個村的整村徵遷“清零”。在杭州，程承的確很難再見到廣州常見的城中村、握手樓，但是，大量貨幣流向樓市的副作用也顯而易見。今年7月底，阿里巴巴達摩院宣佈入職一名“95後”科學家，但他也說“最近比較焦慮的是還買不起杭州的房子。”

如今回看，G20 前是杭州購房的最佳時期，李雷沒有趕上，比他更早逃離北上廣的葉源、西嘉比他幸運。

然而，職業發展路徑的縮窄，卻成為了他們平淡日子中的一根刺。機會是不均等的，壓力也並沒有減少。除了本身的選擇變少了，北京天然是信息交匯場，那裡有數不盡的論壇和活動，可以輕易地接觸到幾乎所有行業最新的資訊。而在杭州，一切都沒有那麼便利。

對於逃離者而言，杭州最快趕上北上廣的，除了房價就是“牢累”。

2016年，誰會成為中國硅谷的話題引起廣泛探討。許多人把票投給了杭州，並且加了一個前綴，稱之“天堂硅谷”，他們認為北京與深圳已經看到盡頭了。“這很像公關辭令，厲害了XX不也流傳很廣麼。”葉源一笑置之。一項根據網約車出行數據對都市白領加班的調查，2017年杭州加班時長碾壓廣州，緊隨上海和深圳。

對於文化傳媒從業者而言，杭州給人的感受更復雜。

“媒體人不是在去阿里，就是在去阿里的路上。”這多少反映了西嘉對於杭州求職的某種無奈。李海鵬說中國現在的調查記者不足130人，有人說阿里巴巴的員工中，有過“調查記者”頭銜的數量，可能已經超過130。相較於工程師，媒體人在杭州的選擇面則更窄。她的一位朋友，清華碩士畢業，終因沒有滿意的職位而去了上海。

多少人因著湖光山色來杭州，也不乏職業發展瓶頸再次回到北上廣的逆流者。

3.不那麼理想的生活

逃離北上廣奔赴杭州的年輕人發現，“北上廣式”的煩惱依然如影隨形。但是，這場逃離在很多人那裡並非不值得。

李志唱《杭州》，“一杯長島下肚，轉身跳進西湖。”跳進西湖不現實了，在黃金週被擠下西湖倒是極有可能。但不管怎麼說，西湖長盛不衰，自有它的魅力。程承向很多人講述過一個小故事。7年前，她來杭州旅行，晚上在西湖邊散步，一位船伕以“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霧西湖。”誘她泛舟，最終將她扔在荒涼的岸邊。騙人還如此詩意，她生氣不起來。

西嘉、程承、李雷還有葉源成為了朋友。“這座城市依然有這樣的好處，開車半小時就是山野，而轉個彎又是都市，可進可退。”他們把杭州稱為“經濟好的城市裡環境最好的，環境好的城市中經濟靠前的。”

在滿隴桂雨下喝一杯咖啡，在春天的茶園裡吃一份醃篤鮮，這些有儀式感的生活細節，確實在某個瞬間能治癒焦慮和疲憊。

程承讀到過一則故事，某個人放棄世界500強的工作來到杭州，在選擇住址的時候，以西湖為中心畫了一個圈，最終租進了60平米的“老破小”，他說：“因為我很清楚自己的目的，我要讓西湖成為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作為杭州人，像個外地人一樣活著，每一兩年路上花3、4個小時跑到西湖邊，邊看景邊繼續討論如何創業和圈錢，如何投資房屋和股票。”他大有為了生活犧牲理想的意味。

大多數年輕人的生活，顯然不能做到這樣。在危機四伏的時代，他們拿著尺子，精確地度量著生活的各個維度，以求在其中找到得失之間的平衡。

在李雷的眼中，杭州是適合養老的城市，但他還太年輕。如果職業出現瓶頸，李雷會選擇回上海，“上海的機會，依然比杭州多。”而其他的幾個人，則希望能夠真正定居杭州。

這些杭州城裡的新來客每天關注著城市的一舉一動。他們打量這座城市，也在打量自己的選擇。

程承加入了幾個校友群。那些一畢業就來到杭州，或者很多年前定居於此的校友們對這個城市全然沒有她的感受。他們讚美杭州的生活，談論萬松嶺路的相親會，本地都市報上的新聞。杭州的婚戀市場的信息也讓很多人關注不已。程承和西嘉為此感到很尷尬，未婚的她們拖了杭州的後腿。

在剛剛過去六、七月，蕭山碧桂園一樓盤地基坍塌，以及黃龍體育館烏泱泱的投資人，遮蓋了一些重要的消息——良渚一塊土地流拍了，因為沒有開發商競拍，而就在前天，城區核心板塊，一地塊的最終成交價跌至G20前的水平。

風向標真的變了麼？新來的年輕人不知道。

只是這個城市裡，依然有些瞬間令他們感動。

一天晚上，西嘉看到一則消息，已經88歲的臺灣作曲人左宏元自曝，當年《千年等一回》的間奏，不是“啦啦啦……”而是“China、China……”。為了過審，那個英文單詞刻意加了停頓，改了發音。一個埋藏多年的家國情懷故事和關於西湖的想象，再次短暫地治癒了她。

後悔逃離北上廣到杭州嗎？沒有人能確認無疑地回答這個問題。選擇一種人生，總要付出相應的代價，而他們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掂量出孰輕孰重。

在動盪不安，快速流動的時代，早已失去故鄉的人們，幾乎永遠無法擺脫漂泊感。而所有的落腳城市，都在變得千篇一律。

“我是愛杭州的，所以我希望它慢一點。”西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