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晚年在陝西藍田輞川隱居，購宋之問的藍田山莊，經營輞川別業。他與友人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舊唐書》）。王維言其輞川別業有遊止二十處，兩人各賦二十首五言絕句結成《輞川集》。“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的鹿柴，“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的竹裡館……“無不入畫，無不有詩。”（元趙孟頫語）
多傳王維畫《輞川圖》於清源寺壁上。唐朱景玄在《唐代名畫錄》中稱《輞川圖》，“山谷幽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至宋代，《輞川圖》真跡雖已毀成謎，但王維畫名尤盛。宋代《輞川圖》摹本不斷，以郭忠恕臨本最有代表性。此後元代有唐棣、王蒙、趙孟頫、商琦等，明代有仇英、文徵明，清初王原祁等摹本流傳。
如今在輞川可以找到一棵銀杏樹，據傳是王維手植。輞川山莊已不可見，但王維為後世營建了一座言說不盡的精神家園。
▌宋人摹《輞川圖卷》局部
大家都唱“南山南”
王維的輞川莊位於終南山，他在詩中自封“南山翁”。
史籍中，終南山常簡稱作“南山”。姜太公在這裡釣過魚，老子在這裡講過《道德經》，李廣在這裡打過獵，邵平在這裡賣過瓜。“壽比南山”的南山是終南山，“伐薪燒炭南山中”的賣炭翁是終南山人。
史之南山未必都是終南山，終南山之外亦有南山。比如《詩經》，提到南山的詩共十首。毛詩批註就說，齊風裡的南山是齊南山，曹風的南山是曹南山，剩下的才是周南山，也就是終南山。
“種豆南山下”的陶淵明，隱居在廬山，悠然所見的南山應是指廬山。唐代李白、白居易都在廬山隱居過。
陶淵明“南山種豆”，效仿的是漢代楊惲。楊惲位列九卿，後被罷官，隱居故里，因和友人信中有“南山種豆”等句，疑似腹誹朝廷，而被腰斬。楊惲是陝西華陰人，隱居的南山應該是華山。他是司馬遷的外孫，太史公著罷《史記》，把原稿“藏於名山”，說是藏在楊惲的華山家裡。
唐代文人在終南山建別業是風潮。原因很簡單，一是風水好，二是離長安近。王維有詩“北闕獻書寢不報,南山種田時不登”，廟堂在北，山居在南，兩點一線構建了一條唐代文人的“終南捷徑”。那時大家都愛唱“南山南”，不過有人面北謀入世，有人朝南求出世。南山隱居未必意味著逃避，也可以看做一種抵抗的態度。“寧棲野樹林，寧飲澗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嶇見王侯。”王維在《山居秋暝》中表明的處世姿態，並非常說的風輕雲淡。
長安居不易，南山同樣居不易。杜甫早年本有“故將移住南山邊”的心願，終歸被逐出長安，遂唱“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漢唐之後，政治重心東移，開始“西北望長安”，但是南山仍然是一種精神象徵，延續後世。如清代戴名世，著《南山集》，號南山先生，一生所願，是歸隱修史。未及歸隱，就因南山案發，被殺於市。
王維隱居是吃空餉？
晚年王維隱居山間，說是半官半隱。宋之問為《藍田山莊》做詩，將這種半官半隱稱為“吏隱”：“宦遊非吏隱,心事好幽偏。”
“吏隱”怎麼看都有點像“吃空餉”。唐代真的會為官員“吃空餉”開綠燈？不能簡單畫等號。
一是皇上帶頭。唐玄宗、中宗好宴遊。《全唐詩話》載，“凡天子饗會遊豫,唯宰相、直學士得從……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欽慕。”大臣韋嗣立就是好榜樣，他在終南山建有山莊，中宗御駕親臨，與群臣寫詩唱和，開心之餘立封韋嗣立為逍遙公。所以建造別業、吟遊唱和自是上行下效。
二是制度使然。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籤》說，當時朝廷“法禁頗寬，恩禮從厚”，假期很多，鼓勵“假日經濟”，提倡宴樂，不僅有旬假，還設有所謂三大節，會發過節費。“吃空餉”或許是修帶薪假。
三是情懷需要。白居易有詩《中隱》，說“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似自得亦似自嘲。當官做事不做事，都不耽誤抱著個當隱士的心，時不時感懷一番。美國學者斯蒂芬·歐文研究唐代官員的隱士情結，認為這是當時文人的“角色扮演遊戲”：“詩人可以扮演起一個隱士的臨時角色,這與終生的抉擇劃清了界限。”
▌（明）仇英《輞川十景圖》（局部）
王維的輞川別業，還稱作輞川莊。唐代別業，稱呼繁雜，有莊園、莊田、莊墅、別墅、墅等，稱莊尤多，宋代史學家胡三省就把“別業”一詞註釋為“莊”。唐代是否有類似歐洲的莊園制經濟，眾說不一。但從王維詩文來看，輞川別業有田地果園，亦可耕樵漁讀，並非只是詩人度假休閒的遊園。不論王維是不是在吃空餉，但他絕不是坐吃山空。
王維經營的輞川山莊到底是一處還是兩處，以及王維晚年隱居輞川的時間，學界有爭論。《雲仙雜記》中載王維居豪宅、有潔癖：“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溫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兩童專掌縛帚，而有時不給。”有學者質疑，輞川別業規模有多大？二十個遊止的莊園掃的過來嗎？王維家境不算好。其父早亡，家裡人口不少，家產並不寬裕，營置輞川別業時，王維僅任品秩不高的左補闕，有財力賣這麼大一個莊子嗎？
《輞川圖》上的二十遊止是否可算園林景觀，姑且不論，《輞川圖》對後世園林的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後世建園，都有個“輞川”模板。如清代所建曾園，原址是明代萬曆年間錢岱所築的“小輞川”。清代袁枚在南京建隨園，景點排布參照輞川題名，“以效輞川雲”。康熙年間的大學士明珠在北京西郊建自怡園，園內取二十一景，目的是為了比王維的輞川多一景。
王維是二流畫家？
“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王維信佛，講輪迴，自認上輩子應該是畫畫的。
王維繪畫，成南宗一派始祖，為明代董其昌所認定。董其昌認為，唐代禪宗應分南北二宗，畫壇也是分為南北二宗。北宗以李思訓父子為代表，南宗第一人則是王維，南宗畫即文人畫，“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畫禪室隨筆·卷二》）。
唐代畫論，對王維畫的評價不能說不高，但並沒有達到宋明之高度。張彥遠作《歷代名畫記》，說王維畫“餘曾見破墨山水，筆跡勁爽”，不過又批評“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揮，工人布色，原野簇成，遠樹過於樸拙，夏務細巧，翻更失真”。
何謂破墨？清代沈宗騫說：“以淡墨潤濃墨，則晦而鈍；濃墨破淡墨，則鮮而靈。故必先淡而後濃者為得，此即所謂破墨法也。”張大千先生曾言“潑墨易、破墨難”：“予年六十，忽攖目疾，視茫茫矣，不復刻意為工，所作都為減筆破墨。”
唐代朱景玄撰《唐朝名畫錄》，可視為唐代畫壇的“琅琊榜”。該榜單收錄唐代畫家共124人，分“神、妙、能、逸”四品。吳道子是神品上，獨居榜首。王維列妙品上，“故庾右丞宅有壁畫山水兼題記,亦當時之妙。故山水、松石,並居妙上品。”大致來說，王維排在十名開外，二流之列。
王維繪畫在唐代為何被看低了一線？王世襄先生在《中國畫論研究》一書中指出，這是王維畫風與唐代以吳道子為首席的正宗畫派不同之故。“摩詰之破墨畫，必受禪家恬靜思想、水木琴書、高雅生活及文學修養三者之影響而成。不重表面，不重色彩，重在表現內性之作品。於唐代畫壇中，此等作風，定甚孤立，而不能為當時論者所瞭解。”
▌（清）金學堅《 輞川圖》
因詩成名，還是因畫成名？
一個有趣的現象，《舊唐書》說王維因詩成名，“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新唐書》說王維是因畫成名。“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其後內容差不多，就是王維在長安洛陽得到諸如寧王、薛王等貴族豪強的歡迎，“拂席迎之”，“待之如師友”等。
《舊唐書》成書於後晉，《新唐書》編纂於北宋。王維的畫名，從北宋起，《宣和畫譜》載宋御府收藏王維作品126件。宋代重畫，開國之初即設立翰林國畫院。到了徽宗年間，更是對畫人推出一系列優待政策，並以詩句入畫題，選拔畫人。
蘇軾對王維推崇備至，“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是東坡名論。後世對王維畫的評價，大多和蘇軾“詩畫一體”的見解保持一致，如《宣和畫譜》所說：“觀其思致高遠，初未見於丹青，時時詩篇中已自有畫意。”
作為東坡傳人，秦觀以自身經歷，把《輞川圖》推至新高度。在《書輞川圖後》一文中，秦觀說自己得了腸癖之疾，躺在床上看《輞川圖》，“數日，疾良愈”，沒吃藥就好了。清代詩人王士禎在《香祖筆記》中說《輞川圖》簡直是“特效藥”、“保健藥”：“蓋少湘（秦觀字少湘）觀《輞川圖》而疾愈；黃大痴、沈石田、文衡山輩皆工畫而享天年，人謂是‘煙雲供養’，則特健藥，宜矣。”
至元人《琅嬛記》（一說是宋人偽託）故事中，王維的畫技已成神技。《琅嬛記》載，王維曾為岐王畫了一大山石，岐王就是杜甫詩中“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的那個岐王，“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忽然一日，風雨雷電之後，大石飛走了，只留空軸。到了唐憲宗的時候，大約百年之後，高麗使臣進獻了一奇石，石上有王維字印，經過鑑定，字印確實是王維真跡。
《輞川圖》，一如山水相間的輞川山居，今人已無緣得見。時代變遷，對王維詩畫格局的評價會有偏差，但是王維以山水詩畫共建的精神輞川，“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在各個時代都能獲得情感共鳴，現世依然。（責編：沈灃）
作者 五柳
閱讀更多 北京日報客戶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