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戰後涇縣移民概況
查從儉
《宣城歷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340期
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前，人與自然之爭已至空前，著名學者汪士鐸認為全國已是“人浮於地者數倍”，甚至到了“驅人歸農，無田可耕；驅人歸業，無技須人”的嚴重程度。因而他說：“人多之害，山頂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闢老林，苗洞已開深箐，尤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在涇縣亦如此，各山區壘石造田，有些地方已至山頂。所造梯田奇觀，至今遺蹟尚存。而社會矛盾也已至爆發臨界點，太平天國戰爭得到很多下層人士的響應，因而很快席捲江南，至今南京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還展陳著涇縣人參加太平軍時穿戴的衣帽。
一、太平天國戰後涇縣人口銳減主因
一是戰爭傷亡。從自發組織團練至潘錫恩奉旨組織團練，全縣有文字可稽的團練有：震山鄉團練、南鄉團練、大成都團練、三隅團練，他們與太平軍在涇或出邑交鋒幾十餘次，多死於鋒鏑。
二是自然災害帶來的極度饑荒。咸豐六年（1856）涇縣八十五天無雨造成嚴重旱災，咸豐十一年饑荒鬥米三千文，很多宗譜皆記載老幼絕粒而亡。
三是太平軍後期報復性的濫殺。根據清光緒《安徽通志》記載有：咸豐九年十二月“襲大成都，焚掠殆遍。”咸豐十年七月“焚殺鳳村，凡旬有二日。”咸豐十一年二月“焚殺（小嶺）甚酷”，四月“屠南鄉銅山”，七月丁溪（現作汀溪）“男婦死者二萬餘人。”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焚掠茂林”，同治二年七月（太平軍在丁家渡、章家渡、茂林）“焚殺居民及絕粒殉難者無數。”
四是逃避戰爭的遷徙。太平軍與清軍團練在涇爭奪十年，人民不能安寧，有不少流徙去蘇、魯、浙、贛、豫、鄂、冀等省，其中以贛、鄂兩省為最多，許多繁衍成村。以震山查氏為例，江西樂平就有查氏兩支成村，溧陽、溧水多處成查姓之村。
五是戰爭以後的瘟疫。光緒十九年（1893），全縣瘟疫流行，以北鄉農村為最，十有九人染病，死亡嚴重，甚至有不少絕戶之家。
二、涇縣移民基本情況
自太平天國戰爭後，江南地區人煙稀少，曾國藩上折清政府“以兩湖之民就食江南”。同治三年(1864)，兩江總督曾國藩撥銀二萬七千兩，分給宣城、南陵、涇縣、太平等九縣，用以購買耕牛籽種，發給墾荒農民，分三年償還。官府的力推引起了很大轟動，《英山縣誌》記載“同治六七年，民間訛言下江南種無主良田，住無主美屋，無一村一堡不轟動，凡佃戶皆辭田而去，遷徙者不下萬戶”。這在皖南花鼓戲《唐老三下江南》中體現地淋漓盡致。涇縣的移民運動從清同治三年開始一直持續到清末民初。
1、移民人數情況
據《皖政輯要》記載：清光緒三十年（1904），涇縣土著為男性61318，女性為38733。寄籍（移民）男性為6334，女性為4043，恰好是土十倍於客。1953年，涇縣人口21．3萬，年平均增長率達13．5‰，遠遠超過了普遍的7‰的規律，說明光緒三十年涇縣人口並未把全部移民統計在內。按7‰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回溯至光緒三十年，涇縣應有人口約15．1萬，比在冊人口多4．1萬，可見移民及其後裔尚有許多並未入籍。如按光緒三十年涇縣移民及其後裔5．1萬計，約佔全縣人口的34％。
2、移民地與安置地
太平天國後涇縣移民的官方文字記載很少，只有1996年版涇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纂的《涇縣誌•人口》有“同治三年後，湘軍組織湖北和本省懷寧等地農民遷本縣墾殖定居，繁衍至今”；《涇縣誌•方言》有“安慶移民分佈在縣境西北部的孤峰、童疃和東部的愛民等鄉鎮；湖北移民分佈在東部的汀溪等鄉”；民國二十五年(1936)《中國經濟志：安徽省涇縣》“農民籍貫，多本地人，客籍以無為、合肥、巢縣、蕪湖、南陵、宣城、桐城等縣為多，湖北黃梅人亦有之”。其它散見於各種文史資料，如涇縣政協編撰的《涇縣文史資料選輯》。湖北應山《張氏宗譜》記載其一支族人同治三年(1864)遷居涇縣。
綜上所述，太平天國後的涇縣移民主要來自湖北應山、黃梅，本省的安慶、無為、巢湖一帶。湖北的移民主要聚居於汀溪、愛民等山區，本省的移民聚居於北鄉孤峰、童疃等地區。當然其他鄉村也有移民，如原包合鄉除包氏外，其他姓氏並不強大，至清朝包氏也在衰落，相比周邊查姓、翟姓、舒姓、王姓等村落移民就相對較多。以村為單位，包合、文村、高元、大和結集多，而蘇嶺、清溪屬山區，耕地極少，幾乎沒有移民流入。原蔡村鄉與愛民、汀溪相鄰，其鄉志記載：移民“以湖北、江西、江蘇和本省安慶、桐城人佔多數”。民國二十年（1931），合肥、巢縣、舒城、無為等縣在蔡村設立“金牛會館”；民國二十五年，又有桐城、懷寧、潛山、宿松、望江、太湖、至德七個縣在蔡村集鎮設立“七邑會館”。除了鄉邦義氣與方便接待來往同鄉，更主要的是通過會館形式把移民團結起來形成力量。
3、土客矛盾爭鬥
由於移民大多為佃戶，涇縣太平天國運動後的社會也是各種矛盾紛爭不斷，土著與客民、客民與客民之間的衝突乃至械鬥時有發生，影響了戰後社會秩序的穩定。
移民初遷涇縣時，因為貧困，受到土著居民的歧視，稱其為“湖北佬”，“江北侉子”，不讓住進大村，不與其通婚。根據《包合鄉志》記載：“客籍人也相應流入，成為佃戶，定居下來。這時住的草房或租居東家的房屋，甚至有住窩棚的。”雷震在其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篇》中敘述涇縣茂林、查村等地，“均有千數百戶，中無雜姓，他姓有遷入者，則受其欺侮排斥。”沒有大姓巨族地區，特別是山區小村，有移民淪為遊民到處敲詐勒索。如蔡村小康南坑至今牆上還嵌有涇縣知縣於光緒三年所立的禁示碑：“嚴禁惡丐遊匪，三五成群，聚黨強討勒索，橫遭憂苦。示後，如敢逞強，定懲不寬。”
隨著移民的不斷遷入，土客矛盾激化。光緒九年(1883)三月，涇縣移民與土著居民因爭墾荒田發生械鬥，“土人愈來愈多，焚去客民房屋二百餘椽，客民莫敵，遂逃至城中稟訴。邑令當即派兵彈壓解散，然猶赳桓不服，擬將客民盡數驅逐。”光緒九年(1883)七月，涇縣和宣城兩縣聯合發佈《曉諭土客示》，以期“土客相安，永泯詐虞”。原在榔橋、西陽的湖北人，早期與本籍人相處尚睦，後因人口繁衍、山林糾紛，土客矛盾愈大。光緒二十二年(1897)，記名道朱守謨（字子典）回鄉，見形勢惡化，發動東鄉朱、胡、洪、鄭等姓公眾千餘人，以刀矛土槍為武器，勒令驅逐湖北人退出落戶地點，一路趕出“九里嶺”，一路趕出“巖關”，這就是涇縣盛傳的“朱子典趕湖北佬”的一段史話。
隨著移民經濟條件的改善以及官府的努力，清末這種狀況大為改觀。如肖老三，原籍安慶人，光緒十二年（1887）攜妻挈子來到蔡村壩定居。白天經營茶館，晚上自研家傳中醫，治腫毒尤為拿手。有“扁鵲再世”“華佗又生”之譽，兼之為人謙和，很受地方人尊敬。孤峰盛產毛竹，江西人擅造竹紙，每年有許多江西人來此造紙，孤峰一度成為“三六表”生產基地。
三、移民對涇縣所產生的影響
清末皖南移民是涇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移民的遷入一方面促進了荒地的墾闢和經濟的恢復，一方面也帶來了異域文化的影響。不同的文化在飲食、生產、方言和風俗等諸方面相互碰撞，相互影響、相互融入，使涇縣的文化更加豐富多彩。
1、對語言的影響。涇縣以通行的吳語為主，是土著的宣州話。涇縣的吳語基本上屬銅涇小片，其中現在的桃花潭鎮（舊稱震山鄉，含原來的水東、包合、厚岸、查濟四鄉）又屬吳語石陵小片，封閉性很強。涇縣北邊的童疃、孤峰由於大量安慶懷寧等地移民遷入，成了江淮官話。東部汀溪、愛民等地受湖北等地方言影響，屬西南官話，打破了方言的封閉。
2、對宗教的影響。天主教傳入涇縣受到很大阻力，被封建主義和宗派勢力視為“異端”。圍繞著土地所有權，土客之間，客客之間，存在著眾多的矛盾，許多移民家庭為此受到排擠和迫害。當時，清政府腐敗，教會憑籍不平等條約之保護，成了進教者之保護傘。湖北人既無宗派可依，又無官勢可靠，加以湖北籍老教友之引導，因此，部分移民為了定居和發展，紛紛加入教會以取得庇護，為天主教在涇縣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3、對文化的影響。涇縣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凡事循規蹈矩。移民大都為勞動人民，他們帶來清新的民歌，如耘田歌、小調、燈歌，讓人耳目一新。黃梅戲首先在蔡村一帶盛行起來，與移民也有很大關聯。唱詞通俗，語言直白，音調婉轉，不用涇縣方言。
4、對生產的影響。嘉慶年間安徽官府為防止泥土流失，對棚民加以編查驅逐，禁止山地種植玉米。因此，在太平天國戰爭前，玉米在涇縣沒有推廣種植。清嘉慶《涇縣誌•物產》也沒有玉米的記載。戰後，土著農民近地利之先，水田多為其所佔有。而移民很多不擅種植水田，加之耕種水田耗費較大，又須承糧，很多移民紛紛種植旱季作物，玉米的種植在涇縣迅速普及。到民國二十二年，涇縣種植玉米麵積27000畝，產量達58970擔。
5、對習俗的影響。涇縣人飲食講究精細，北方人比較粗放。受移民影響，涇縣東北鄉除夕夜後來盛行八寶菜，其做法是以金針菜（即黃花菜）、木耳、乾子、千張、黃豆、紅蘿蔔、白蘿蔔、肉丁等為主料，用鹽、糖、茴香、姜、蔥等為佐料，做成雜燴狀，這是典型的外來菜。還有肉加冬筍、菠菜組成的湖北名菜東坡肉也被涇縣吸納改進，成為一道美食。涇縣東北鄉冬季盛行用浴鍋洗澡，也是受移民風俗的影響而形成的。
（作者系涇縣文旅委副主任，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會員）
製作：童達清（ltsr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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