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流派众多，名家辈出，不仅是文化传播的工具，同时也陶冶着人们的思想品格，更有延年益寿之效。书法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而魏碑作为楷书的一种，是盛行在北魏时期的一种刀刻斧凿书体，带有原生态的艺术特征，故称“魏碑”，后世书家将这魏碑归结为八大特点：透过刀锋看笔锋、书风古拙朴茂、庄重雄浑、苍劲峻厚、方重遒劲、刚健质朴、硬朗开阔、棱角分明。这种书体的出现，和北魏定都大同大有渊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适应社会意识需要的佛、道之学勃然兴盛。佛道的宣传方法是以写经为一大功德。尤其佛学，南北朝佛法兴盛，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学之士，撰写文章以纪其事。或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岩壁摩崖刻写，一时间，从汉代风行的立碑时尚，转向佛学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四海之内虽战乱不止，造像求长生的心理却更加炽烈，刻石佛记文字漫山遍谷，不下数千万。在此历史环境下魏碑应运而生。
北魏时期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主要时期，北魏定都大同后，历代皇帝重用汉族士族知识分子，自觉推动了与汉族文化的融合。汉族高官中不乏堪称一流的书法家，如崔玄伯、崔浩、卢渊、高允、李冲、寇谦之等，平城书法得以迅速发展演变，尤其孝文帝雄才大略，实行民族融合政策，帝都大同（洛阳）成为书法艺术的中心，一种介于汉晋隶书和唐楷间的独特风格的新书体--魏碑体产生了。魏碑上承隶书下启洛阳楷书，既融合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剽悍之风，渗透了儒家文化的温文尔雅、刚正不阿，同时又受到佛教和道教文化的熏陶，呈现出古朴、自然、刚劲、雄壮的风貌。魏碑书法是由墓志铭、摩崖刻石、碑碣和造像记组成，已故大同学者殷宪说:
"洛阳时期的魏碑与平城时期的魏碑同样存在着一个直接的承接关系。就是说，大同诸多形式的魏碑、铭石、书迹，对于洛阳的诸多造像记、墓志铭，在时间上是一个早与晚的关系，在书体、书风的生成和发展上，则是一个源与流的关系。"
1965年11月，在我市东南十三里的石家寨村出土了司马金龙墓，墓主人为司空琅邪康王司马金龙及其妻姬辰。彩绘屏风的出土在书法和绘画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研究材料，墨书笔画方严劲挺，结字平正宽博，一些笔画有较为明显的隶意，是现在能够见到的北魏书法中难得的佳品。而迁洛后的阶段，隶意的笔画渐渐有了明显的减少，结字也显出左低右高的斜势，用笔愈加注意粗细、轻重、提按、缓急之变，如《元略墓志》、《元显儁墓志》等成熟佳制，已经昭示着正书的辉煌时代——唐楷的呼之欲出。
魏碑取代了隶书，写下了中国书法史上瑰奇的一页，在书法史上产生了一座楷书高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历代著名书家作品莫不是从中汲取其精髓，对隋唐楷书形成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长期受歧视，北魏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因此魏碑书体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一直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关于魏碑康有为曾作过十分精彩的概括，计有十美：
“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盛赞北碑“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足为书家极则”，并说:“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众美”(《广艺舟双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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