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30 何偉文:中美經貿史由廣大地方企業創造

自美聯儲加息以來,有關新興市場資金外流的討論便不絕於耳。2018年以前,支持者認為新興市場國家仍然有大好前途,不必因加息一事自亂陣腳;反對者則認為,隨著加息步伐不斷跟進、美聯儲啟動縮表進程,資金外流很可能不會是短期的,而新興市場的貨幣也將因此遭遇匯率震盪。進入2018年,上述分歧逐漸消散。在美聯儲高利率、美元走強和國際高油價三重因素的催化作用下,新興市場正遭遇嚴重的資本外流;有些新興市場國家的表現,甚至直接坐實了之前對於“危機”的揣測。

拉美最先遭殃

2018年4月份以來,美元匯率一路高歌猛進,短短三個月便從89衝到95,刷新2017年7月以來的最高紀錄。這給新興市場,尤其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新興市場帶來直接打擊,阿根廷比索、巴西雷亞爾、土耳其里拉、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和南非納特均在匯率市場承受巨大壓力。國際金融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全球性金融業協會,成員共計400多家)最新公佈的數據也顯示,今年5月份,海外投資者拋售新興市場債券和股票資產共計123億美元,為2016年11月以來最大的單月資金外流。

“阿根廷法定貨幣僅在半年的時間裡就貶值了70%左右,以至當地民眾不太相信自己國家的貨幣,把工資換成比特幣,暫時躲避風險。現在要說阿根廷在經歷金融危機,應該不會有反對聲音。另外,該國還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情況的確比較糟糕。”西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李仁方這樣告訴《經濟》記者。

他表示,對於拉美地區的新興市場而言,最大的問題在於:這些國家內部資本比較脆弱,對外來資本依賴度較高,國內儲蓄並不充足,經濟走勢也不算非常穩定;在強勢美元的衝擊下,海外資本迅速且持續撤離,令他們難以招架。

何伟文:中美经贸史由广大地方企业创造

拉美地區新興市場國家內部資本比較脆弱,對外來資本依賴度較高,國內儲蓄並不充足,經濟

走勢也不算非常穩定;在強勢美元的衝擊下,海外資本迅速且持續撤離,令他們難以招架。

不過,也並非所有拉美的新興市場都像阿根廷一樣深陷困境。作為拉美地區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巴西和墨西哥因自身經濟實力強大,情況好一些。其中,巴西面臨的處境值得特別一提。

當地時間5月21日,巴西卡車司機開展大罷工,導致全國範圍內路面交通受阻,部分地區陸續出現食品、電力供應短缺。5月31日,卡車工會成員投票同意結束罷工。11天的罷工,不僅直接導致了巴西國家石油公司總裁佩德羅·帕倫特的辭職,也為巴西經濟帶來約200億美元的損失。

“巴西國家石油公司之所以能夠自由調節油價,是因為政府將定價權下放給公司。這家公司就按照國際油價來調節巴西當地的油價。國際油價一直在漲,巴西的油價也就跟著漲,導致卡車司機運輸成本上升。可運輸價格並沒有變動,很多卡車司機因此虧損。公路運輸是巴西最為廣泛使用的運輸方式,工藝品和昂貴的商品交易都少不了它,因而罷工帶來的損失很大。”李仁方這樣解釋。

在他看來,國際油價上漲、巴西雷亞爾貶值並非罷工的最直接原因,但二者也“難脫干係”。

巴西國內煉油廠數量很少。曾經,巴西國家石油公司計劃投資建設兩個煉油廠,但因為腐敗案爆發,投資被迫停止。儘管目前來看,一些中資企業已表示出投資興趣,巴西冶煉成品油的能力依然明顯不足。在拉美地區,巴西是第二大原油生產國,同時也是最大的成品油消費國。在產業鏈條上,巴西通常出口原油,然後在周邊國家進行冶煉,再大量進口汽油和柴油。

巴西國家石油公司上調油價,一方面是因為要彌補之前醜聞(作為巴西最大的國有企業,其管理層長期以來虛開工程報價,收取承包商賄賂並用作政治獻金,涉案總金額高達40億美元,被稱為“巴西石油公司貪腐案”)和罰款導致的資金虧損,另一方面是因為國際油價上漲的事實。油價上漲給成品油消費大戶帶來壓力,雷亞爾的貶值更是雪上加霜。

“有意思的是,巴西自己也大量出口農產品和原油,雷亞爾貶值倒也有利於出口創匯。因此,強勢美元和美聯儲加息、高油價,並沒有為巴西帶來社會和政治危機,因為該國自身的財政赤字比較安全,產業相對穩定,債務也沒有很誇張。”李仁方說。

當然,大多數拉美新興市場並沒有巴西這般幸運。在這場複雜的國際宏觀經濟形勢中,亞洲的新興市場很快“接力”拉美國家,韓元、泰銖、印度盧比先後遭遇拋售。許多人禁不住猜測,在走過30多年的發展期後,新興市場是否正要失去昔日的繁榮。

恐怖三重奏不恐怖

國際投行高盛外匯主管Jeff Curries指出,高利率(美聯儲)、強勢美元和油價上漲堪稱新興市場的“恐怖三重奏”,而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利率、美元和石油“必須有一個要跌”。

對此,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陳鳳英告訴《經濟》記者,歷史上,三者同時上漲的現象少之又少,更為常見的是油價漲而美元降;每一次美元持續升值,都會使某些區域和國家出現危機,但今年的情況尤其特殊。

“加息和美元指數上漲,這很自然;但油價保持高位,主要取決於政治因素。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外聲稱,希望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和其他主要產油大國放棄減產協議,以此削減油價,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特朗普並不希望油價降下來,因為他們自己也大量出口原油。”陳鳳英如此分析。

面對Jeff Curries的觀點,她強調,我們不要為了去解釋難題而拼湊理由。按照以往的規律,美元走強的時候,危機的確很快出現;美聯儲加息也多對新興市場形成打擊,但現在多出一重因素即“高油價”,事情就完全不一樣了。“因為新興市場國家裡很多都是原油出口國,俄羅斯最典型,油價上漲對該國來說是好事。”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執行秘書長、研究主管厲克奧博在接受《經濟》記者採訪時表示,用“恐怖”來形容當前的情形並不合適。

“高盛自己在報告中也說到一點,就是他們仍然看好當前的全球經濟走勢,只是希望給大家提個醒,如果接下來,美聯儲利率和大宗商品進一步走高,美元指數也繼續走高,新興市場面臨的問題可能加劇。為什麼加息讓這麼多人繃緊神經?利率低的時候,美元大量流入新興市場,成為這些國家的外債,現在美元收益高,資本回流到美國,新興市場國家的還債成本就升高了。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都和這點有很大關係。”厲克奧博如此解釋。

不過,他認為,國際金融市場以及新興市場國家還沒有迎來危急時刻。

金融市場最關心的依然是美元指數。在理論層面,美聯儲加息和美元指數走強有很大關係;但在現實層面,二者並非強相關。美聯儲加息可預測性強,美元指數已經提前消化了加息帶來的影響。厲克奧博認為,當前,美元指數之所以持續走強,一方面是因為美國經濟強勁復甦,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政府採取了各種製造業迴流政策。

厲克奧博說:“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加息相比,這一輪加息還是非常溫和的。美聯儲最核心的指標是2%的通脹目標,美國核心個人消費支出價格指數剛剛達到2%,高通脹遠未到來,經濟也沒有過熱,緊縮尚未開始。全球市場可以消化這一輪衝擊。”

此外,油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實體經濟,尤其是全球的市場供需變化。目前,油價也只是從過去比較低的價格回到一個比較正常的價格範圍內,沒有衝上100美元/桶的高位。石油公司剛剛迎來好時候,風險還說不上;而美國的石油產量迅速上升(預計2018年將達5億噸),也會對國際油價形成有效抑制。

何伟文:中美经贸史由广大地方企业创造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主任賈晉京則告訴《經濟》記者,Jeff Curries有關打破惡性循環的論調有些“邪惡”。“這種觀點,在潛意識裡散佈一種邏輯,那就是新興市場的發展需要完全依靠美元以及圍繞美元建立起來的體系。你的貨幣需要依靠美元,你的工業需要依靠石油,這是他們的假設。”

事實上,在新興市場中,有些國家的確對上述體系產生了巨大依賴,但也有些國家並非如此。

抱團取暖練內功

不管人們的分析傾向樂觀還是悲觀,以下事實無可非議:在新興市場,一些國家已經看見了危機,且一時半刻難以走出;另外一些國家,也不是不可能發生金融甚至經濟危機。因此,如何解決或者預防危機成了當務之急。

中國海洋大學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龐中英認為,美國以鄰為壑、一意孤行,將危機轉嫁給新興市場國家,後者要做的就是不要讓前者主導自己的發展。“新興市場不能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些國家需要不斷增強自身抵抗力,加強內部合作。以金磚國家為例,金磚國家的領導人要藉助峰會出臺一些有實質意義的措施,讓該組織長期發揮作用,僅在一時一刻引起社會或者媒體的關注沒什麼意義。”

金磚智庫(CBGG)秘書長、北京師範大學新興市場研究院研究員馮興科也告訴《經濟》記者,對於經濟結構薄弱、對外依存度高、外匯儲備不足、高槓杆的新興市場國家而言,眼下的挑戰確實不好克服,但越是如此,越要做好準備。

他說:“新興市場國家應該首先自己練好內功,管控好匯率風險,堅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同時加強靈活性操作,保持流動性充裕,切實推動降槓桿,以防範金融風險。要推動改革落實,靠科技創新、加快經濟結構轉型發展。只有自身經濟搞好了,才能長期立於不敗之地。全球金融市場已經一體化,新興市場國家如果發生危機,必定會傳導至全球,可能引發新一輪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因此,對於當前的三重因素,全球各國必須給予重視,需要加強在G20框架下的全球宏觀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協調,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的建設,防止新一輪金融危機在全球範圍內的發生。”

陳鳳英則強調,新興市場和亞洲有一個共同的節點,那就是中國。

“我一直認為,判斷新興市場是否全面危機必須要看中國的情況。不管在新興市場還是在亞洲,中國的經濟體量都佔全部經濟體量的半壁江山。2017年,亞洲地區對全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是62%,中國一個國家就達到了33.3%。當前,如果中國能夠抵禦內部調整和外部紊亂,新興市場就沒有問題。”

“恐怖三重奏”的說法,對新興市場而言,也許有些言過其實。然而,中國是面臨著另外一種“三重奏”的,即內部的結構調整、預防系統性風險、經濟轉型與持續增長的平衡。陳鳳英認為,如果中國能夠平穩走過調整階段,亞洲就不會發生經濟危機。

2015年,大宗商品暴跌不止,巴西、俄羅斯等國家已經在當時總結了經驗教訓。“你看巴西,這個國家現在很聰明瞭,在特朗普表示徵收鋼鐵和鋁產品關稅的時候,巴西是最先獲得豁免的經濟體。新興市場一方面要順勢而為,藉助美國的政策做出對自己有益的選擇,另一方面,也要從全球治理、地緣政治的角度考慮經濟問題,用策略和時間從根本上解決困難的根源所在。”陳鳳英說。

陳鳳英表示,對於中國,2018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速為6.8%,高於預期的6.7%。雙邊貿易衝突可能會導致以後季度經濟增速的減少,比如減少0.2%,努力一下,達到6.5%的空間還是有的。如果中國不發生經濟危機,亞洲就是非常安全的。另外,新興市場國家與從前相比,成長了很多。近些年,這些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速的貢獻一直保持在70%-80%的比例。這也意味著,新興市場自身的調節能力和抵禦風險的能力增強了。

厲克奧博也告訴《經濟》記者,中國因為美國的政策承受了一定的壓力,但是,如果中國的生產和消費跟得上,我們就可以化解困境。

“中國最需要做的就是苦練內功,要在對外貿易上保持合理順差,從而保證匯率市場上的穩定,為貶值形成有效對沖。另外,今年下半年,希望政府可以在去槓桿方面出臺更加精準的措施,避免一刀切;也希望決策層在殭屍企業的淘汰、房地產市場上發揮更重要、更實在的作用。”厲克奧博最後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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