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簡（化字）頌繁（體字），是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尤以流沙河先生最用功。2012-2015年流沙河先生在《金融時報/FT中文網》上連載《簡化字不講理》專欄。2015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了流沙河先生《正體字回家——細說簡化字失據》一書。無論網文文本還是紙質文本，兩種文本都以手稿形式刊佈。不同的是，紙質文本對簡化字的憎惡程度有所不一。網文文本稱簡化字“不講理”，紙質文本稱簡化字“失據”。顯然，紙質文本對於簡化字的憎惡與批判輕於網文文本。這一態勢表明，網絡文本與紙質文本的某種規律性差異，即網絡文本更多地使用譁眾取寵或聳人聽聞的表達方式，而紙質文本便要收斂一些。此話題暫時放下，說說簡化字並不是如流沙河先生所說的不講理，而是漢字產生髮展的規律之一：漢字就是不斷地將繁體字簡化為當代漢字的歷史。
筆者在《漢字的痛與逆——西夏文、徐冰的天書與流沙河的復繁》（《上海文化》2016年第07期）中對流沙河等為代表的復繁派提出過批評。在那則文字裡，筆者指出，復繁者認為簡化字是二十世紀特別是1955年產物（此簡化字方案的基礎，實為民國政府 1935年8月21日公佈的《第一批簡體字表》）的觀點，其實與漢字簡化字史根本不靠譜。在甲骨文發現（十九世紀末）之前，漢字自秦篆向漢隸的演變中，簡化字就已經開始了。但是復繁者們非要以“親（親）要相見，愛（愛）要有心”這種極具煸動、卻無視歷史的順口溜，武裝復繁派們打擊簡化字的武器。本文就從先“愛”的簡化，說簡化字不是不講理，而是漢字發展的必然。
虹縣帖局部
就筆者所讀，“愛”至遲在宋朝已經簡化（有學者指出在魏晉碑刻裡已簡化）。蔡襄(1012-1067)《虹縣帖》裡的“秋涼，伏惟愛重，不宣”句“愛”已由“愛”寫成了“愛”。蔡此帖，並非草書，而是與流沙河先生所說的正體字稍有區別的但很工整的行書。而把“愛”寫成“愛”，在蔡襄留存的帖中並非孤例。蔡襄的《安道帖》裡的“春暄，飲食加愛，不一一”的“愛”也寫作“愛”而非“愛”。愛把中間的“心”取掉，在一代大書法家蔡襄心中，依然有愛。這哪裡是像流沙河先生所說的“愛己無心如何戀”的打趣？從漢到魏晉500年間，漢字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即從隸到“草”、“行”、“楷”全方位地變易。這一變易，完全擺脫了象形、指事、會意特別是擺脫了象形造字的羈絆，或者說，漢代之後的漢字，幾乎再沒有過以象形一事所造的字（異體字除外）。到了唐宋，漢字的簡化加快了自己步伐。唐宋兩季，經濟和文化獲得了比秦漢更為寬闊的環境和更為發展的趨勢。或者說，由於經濟和文化在唐宋的大發展，促使漢字的傳播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即漢字的接受面獲得了極大的拓展。因此，漢字的傳播過程中，為了使更多人和更多層面接受，漢字的簡化便勢在必行。它們不再按部就班地依漢字的象形一法行事。
在一冊《唐人寫經》（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裡，“號/號”、“莊/莊”、“爾/爾”、“無/無”、“隱/隱”、“禮/禮”、“屬/屬”等字時而簡寫時而繁寫。這上面簡化了的漢字都如流沙河先所立言的“正體”字。可見簡化字在此的演化痕跡。同時也可以看到漢字由繁到簡，其實是漢字發展的規律之一，而且是極其重要的規律之一。這與流沙河先生所說的，將漢字的簡化復為漢字的繁體稱為“回家”，幾乎沒有什麼必然的關係。如果要回。回到哪兒去呢？回到“漢隸”，還是回到“秦篆”，抑或回到“大篆”？以至回到“甲骨文”？這種以所謂“回家”的理論，其實是一個臆想的理論。唐之前的漢，簡化字已經成為漢字發展過程中不可逆轉的事實。《甘肅敦煌漢簡》（文物出版社，2010）裡的漢字全為隸書（劉案，此漢簡真實反映了漢字於漢代的演變），已經出現了與今天大致相同的簡化字。譬如：“馬”。有時寫作“馬”有時寫作“馬”。寫作“馬”時，“馬”象形的頭與鬃發寫成了今天的“馬”之外，“馬”象形的四條腿的四點，全部寫成了一橫。在漢代那裡，取掉了“馬”字象形的“鬃發”和“四條腿”，馬還是馬，書寫者不會以為此“馬”不是該“馬”。就在這冊漢簡中，“貴/貴”、“門/門”、“當/當”、“麥/麥”、“與/與”、“軍/軍”、“師/師”等字已經簡化成今天我們熟悉的模樣（劉案，當然更多的時候還是繁寫）。徐無聞主編的《甲金篆隸大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2008），收字，上限為殷商，下限為魏晉。在這一漫長的歷史裡，漢字簡化史的印跡，也清晰可見。如髙/高、嶽/嶽、龜/龜等。
到了宋。在語言文字方面，宋在唐的基礎上，一是發揚了唐的白話（包括口語和書面語），二是拓展和加快了漢字的簡化進程。在《宋元明尺牘名品選/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西林昭一編，日本，株式會社/二玄社，2002，共六冊）裡，除了“師/師”、“當/當”、“於/於”、“勞/勞”、“門/門”、“軍/軍”等簡化字鞏固下來，包括前文所說的“愛/愛”，還有“數/數”等已經簡化。“門”、“言”、“絲”等作為偏旁部首，已經從“門”、“絲”、“言”簡化為“門”、“糹”、“訁”。蔡襄《離都帖》中的“當（當）”已簡化為“當”、“為（為）”簡化為“為”，“說（說）”簡化為“說”。蘇軾（1037 —1101年）《東武小邦帖》中的“萬（萬）”簡化為“萬”（劉案，河上本的《老子》，《道經》“萬”均作“萬”，《德經》“萬”多作“萬”）。蘇軾《致坐主久上人》尺牘中，“與（與）”已作“與”。宋徽宗（1082-1135）的《千字文》“傷（傷）”、“長（長）”、“門（門）”等字已作“傷”、“長”、“門”。虞允文（1110-1174）《允文病久氣嬴》尺牘裡，“禮（禮）”就非常工整地寫作“禮”（劉案，如前文，“禮”的簡化在漢就開始了的）。
宋之後的元明，漢字繼續它的簡化過程。趙孟頫(1254 -1322)的《關門帖》、《南還帖》、《瘡痍帖》、《付至紙素帖》等裡，“師（師）”、“歸（歸）”、“門（門）”已作“師”、“歸”、“門”。唐寅《致餘山大人》中，“勞（勞）”作“勞”。至清，在一個“小學”盛行的朝代，簡化字並沒有停下來，如“龜”字。《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該書出版說明，此影印版是曹雪芹生前的抄本）裡“龜”已經簡化。第六十二回“憨湘雲醉眠芍藥裀，呆香菱情解石榴裙”裡有多個“鬮”字，“鬮”不再寫作“鬮”而全部寫作“鬮”。“龜”的繁體字作“龜”。“鬮”的核心字根為“龜”，“龜”的筆劃16劃，“龜”7劃。在《甲金篆隸大字典》裡錄《居延簡》（劉案，《居延簡》生成時期為西漢末東漢初即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二世紀）“龜”字，其字大致與簡化字“龜”相近，筆劃為8劃。自今視為天書的“甲骨文”到秦（文字的統一）“小篆”以降，隸、草、行、真（楷）成為漢字的主要書寫樣式（儘管漢字因地域不同所造成的方言在讀音甚至在語法上有所不同，但漢字的字義卻在漢語區內一致）。
流沙河先生的100餘個漢字的所謂正體，幾乎建立在象形、指事主要建立在象形上。這種對漢字造字史和漢字發展史的認知方法，除了無視漢字的簡化史外，更重要的是，無視漢字的造字規律。由於象形和會意對漢字的造字和漢字的演變與發展有很大的侷限，因為，漢字早就超越了它的象形造字時期。隨著表達不斷擴張的需要，象形、指事都不能再為漢字造字提供原物（如“鳥”、如“竹”等）“象形”符碼，漢字“形聲”造字便成為漢字造字、演變和發展的主要動力。據《細說漢字——1000個漢字的起源與演變》（左民安著，陸宗達、李學勤序，中信出版社，2015）一書所講，據前人的統計和該書作者的統計：漢代的《說文解字》共收9353個，其中形聲字7679個，約佔總數的80%；宋代的《通志•六書略》共收字24235個，其中形聲字21343個，約佔總數的88%；清代的《康熙字典》共收47035個，其中形聲字42
300個，約佔總數的90%。這一統計表明漢字演變發展的如下事實：一、象形造字從開山工具的前臺退到了歷史的後臺；二、形聲造字代表了漢字造字的主流；三、形聲字成了漢字使用的主體。流沙河先生《正體字回家——細說簡化字失據》“回家的”的100餘個漢字，多為象形字。其一、它們不能代表漢字的造字史，其二、它們忽視了漢字的發展史。如流沙河先生把“貓”（還包括流沙河先生舉證的“豬”等）字作例，認為簡化字把“貓”的偏旁從原來的“貓”的“貓科”改為了“犬”科的“貓”，“違反了動物分科常識，誤導學子”（而“太不應該”）。這種看法，不僅反映了作者對漢字造字規律的誤解，同時也是對漢字發展史的誤讀。“貓”在《說文解字》裡，釋作“狸屬、從豸，苗聲”。“從豸”，“貓”字為象形；“苗聲”，“貓”字為形聲。因此從漢字擺脫象形一事造字外，形聲字成為了漢字的主體與主流。僅此一點，也可以看到漢字天生就具備了簡化字的基因。譬如“舊”，繁體作“舊”。《說文解字》裡，“舊”，字形偏旁從“鳥”，不從“草”，字義為“留”。今天我們所用“舊”的意義，正是“留”的轉義而得。它與“動物的分類”沒有絲毫關係。“舊（舊）”至遲在清已經簡化為“舊”（見影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可見非要把“貓”復繁為“貓”，把“舊”復繁為“舊”等，實為緣木求魚，毫無意義。這哪裡是為了回家，這是讓漢字簡化史以及習慣（“約定俗成”本是語言生成與發展的重要語境）了的簡化字的時代，退回到刀刻火燒骨頭的年代！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深刻影響至今並讓中國社會從古代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新文化運動的一種反動。文末順便說一說簡化字的優勢。“鬮”簡化字筆劃為10劃，繁體字“鬮”筆劃為27劃。源於二十世紀初中期的今天的簡化字，簡化字的於信息化的今天，其實有著先見之明。自王碼（1983）實現了漢字的筆劃輸入（非拼音輸入）以來，簡化字的優越性更為明顯。如本文涉及到的“鬮”、“舊”等字的簡化，“鬮”簡化字筆劃為10劃，繁體字“鬮”筆劃為27劃；“舊”簡化字筆劃為5劃、“舊”繁體字筆劃為18劃；“禮”簡化字筆劃為5劃、“寶”繁體字為20劃，簡化字“寶”8劃。三字簡化字分別比繁體字少了17劃、13劃與12劃。對於一個有3500—5000字的常用漢字（豈不說漢字的總數6萬字左右）、對於一個快節奏的時代，簡化字的識、讀、寫，尤其是寫，其優越性不是一目瞭然嗎？
棄簡復繁，或頌繁惡簡，與復興漢文化無關，倒是把（通過簡化字而獲得的）大眾文化納入到小數人能讀寫的時代。同時也與文化的前行與創造無關，倒與漢字發展的逆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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