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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客，是中國自古以來為人們所敬佩憧憬卻又害怕的一類人，他們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不斷髮展，成為了

“義”的代表。春秋戰國時期，遊俠興盛，重義輕利，為一諾言敢於將生死置之度外，因此被人們所推崇。但是俠客不尊法令，行事放縱，則又成了政府的心頭大患。在唐宋以後，俠客亦逐漸不再像初期那樣純粹，不少人趨近於“盜賊”,所謂“俠盜”正是如此，這些俠客們以武犯禁，嚴重擾亂社會秩序，但是俠客之中的義，卻讓明代文人們頗為推崇，因而自明代開始，不少儒生參與進了遊俠活動之中，成為了“儒俠”。

雖然俠義之風為人敬仰，但不得不說，俠即是“盜”，他們一般是橫行鄉里的縣霸，藐視權貴，又或是落草為寇的綠林盜賊，幹著攔路搶劫的買賣，在北方還有一種“響馬”，流動於華北地區，劫掠郡縣，可以說所作所為和“俠義”根本沾不上邊。韓非子有言：“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將儒與俠最本質的區別揭示了出來，那就是儒生修文，俠客憑勇，但是在後來的歷史演變中，儒家逐漸將“義”字的準則頒發給了俠客，以唐人論俠開始，到明代時期，俠客之義已經為明代文人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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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明代文人的任俠之風，不得不說這和明代文人的尚武是分不開的，明代文人上至朝廷官員，下至普通文人，都將俠客之氣視為一種風尚，比如崇禎年間的明代文人陳組綬擔任兵部職方司郎中時就喜歡結交江湖豪俠，結交壯士千餘人，全都是“漁陽大俠，時勞以金帛”，身為朝廷命官與俠盜為伍，這在一般人看來時無法想象的，不過在明朝這卻是十分平常的事情。

又有大理寺評事常倫，多力善射，數次和崇尚俠客之風公侯子弟出城比試騎射，可見明代文官崇尚俠風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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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些擔任官員的文人，明代底層文人也對俠客之風頗為崇尚，據《玉光劍氣集》記載，當時嘉靖年間基層有一文人名叫王寅，自小嚮往俠客，於是就前往少林寺向少林僧人學習武藝，東南沿海倭亂爆發，王寅前往胡宗憲幕府投靠，希望能夠施展一身本領保境安民，奈何不得任用，鬱郁而歸。

還有底層文人康從理，行事亦有俠風，東南倭患爆發，投入將領劉子高帳下前往沿海地區平亂，康從理在平定倭亂中親自作戰，數次瀕臨死亡，連劉子高都看不下去了，希望他作為文人不要親自上戰 場，但還是拗不過康從理，“聞關兵革間, 瀕死數四 。子高謝遣之, 終不肯去”，直到倭亂平定，劉子高因平定倭亂有功而高升，康從理卻不慕名利，離開了劉子高。

劉子高最後臨死之前欲與康從理再相見一面，康從理義無反顧到劉子高身邊和他訣別，再親自護送他的靈柩回到家鄉，可以說將俠客之中的一個“義”字體現的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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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明代文人任俠之風盛行，但是儒生崇俠並不是從明朝開始的，早在唐朝時期，就有先賢韓愈懷念春秋戰國時期的“仗義屠狗輩”，也曾專門寫文祭奠寧死不屈的田橫五百壯士，稱頌他們的高義，這都充分說明了儒生並不迂腐只知死讀書，而是積極交遊。

明代文人俠義之風的興起，不得不提到當時的大儒王陽明，王陽明本人年少就頗具俠氣，年輕之時就敢單騎出居庸關，探查邊關形勢，追擊蒙古健兒，後來王陽明雖然逐漸致力於研究學問，但其騎射功夫，軍事謀略仍然未曾落下，用兵江西收復積年巨寇，平定寧王朱宸濠之亂，都可以看出王陽明不減當年俠客豪情，李贄亦是評價王陽明“是一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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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陽明的弟子們也深深的受王陽明影響，和一般迂腐的文人完全不同，都喜歡任俠。比如王艮與王畿二人在拜入王門之前就頗喜俠行，王畿年少時不喜學問，每天在酒館賭場廝混，於是王陽明派一個弟子陪他一起賭博喝酒，王畿看不起文人，直接毫不客氣的說：

“腐儒也會賭博？”王陽明弟子回答：“我在我老師門下天天賭博。”給王畿整懵了，他不信於是就去拜見王陽明，一見就為王陽明所折服，當即執弟子禮，可見王畿自然是也感受到了王陽明身上那種“俠客”的氣質，所以才心甘情願拜入門下。

王世貞後來記述到明朝中後期之時不少文人借講學之事聚集豪俠，行事放縱，不少貪橫之輩為其黨羽，簡直就是古時候的“黃巾軍”和“五斗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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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綠林賊寇，江湖豪俠的聚集和當時文人任俠，與其交遊的關係密不可分。王門子弟在其中功不可沒，王門弟子顏鈞就好為講學，任俠放縱，多行俠義，曾經幫助朋友找回戰死的骸骨，歸葬鄉里。

又有邵芳，擅長劍術，經常與四方劍客交往，曾經為了高珙復出而遊說江淮之間，頗有戰國縱橫家之風采。

何心隱的弟子呂光午曾經奉師命遊覽天下，施展俠行，最厲害的是呂光午曾經打算劫獄救出一名盜賊，華亭知縣害怕呂光午，來不及審問就提前將大盜斬殺。可見當時儒生俠行，以義相結，不懼生死的行為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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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除了與盜賊交往，推行俠義之舉之外，更是親身為盜，參與到盜賊的劫掠活動中去，其中以名臣高珙的兄長高捷最為知名。

高捷自幼渾身紅毛，成年後滿臉鬍髭，被稱為“高大鬍子”，年少就武功高強，據《玉光劍氣集》記載，考中舉人之後的高捷還經常和群盜一起剽掠商旅，簡直讓人不敢相信

。

後來這些盜賊被捕之後，因為義氣都沒有說出高捷的名字，高捷後來當官之後才沒有再去做這些江湖草莽之事，不過後來高捷退休後曾遭遇一群盜賊前來搶劫，高捷讓府門大開自己持刀獨坐園庭之中，群盜見而為之嘆服，俯首稱臣，高捷大笑讓他們入府大吃一頓酒肉隨後離去，群盜之中有幾人則願意留下來終身服侍高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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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間的左都御史劉燾亦有俠名，他也喜任俠，善騎射，因為參加會試沒有路費，就同一群惡少賭博，贏了十兩銀子買馬，一開始沒錢，到了北京時行囊就裝滿了銀兩，說出來可能沒人敢相信，這是劉燾沿途結交的盜賊所贈予的銀兩，後來劉燾擔任山東地方官的時候，不少的盜賊首領前去投奔他。

任俠為盜，儒俠合流，可以說是明朝中晚期來的一種趨勢，一方面，盜賊在“俠義”驅使下逐漸洗白，將自己多年非法所得用於經商救困，學習儒家經典，向儒者化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儒生這一群體對“俠盜”“俠義”的推崇，使得他們不在乎與盜賊為伍，亦對自己的各種違法犯罪行為看得不是很重，只要意氣相投生死相托，那麼不管是再怎麼危害社會的事，儒生也不會推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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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不少文人士大夫家族，都庇護本地的盜賊，使得官府無法動手，而一些文人士大夫更是委身於賊，充任謀士，不少明朝府州縣學校生員就經常與賊相連，為盜賊出謀劃。

儒生和俠盜幾近一體，在晚明國家形勢危急的時候，甚至有高官提出重用盜寇之中所謂的“俠士”，讓盜賊中謀略過人，勇力絕倫的豪傑為朝廷所用，可見當時盜賊數量之龐大，不過這都是因為晚明社會秩序的崩壞才出現的特殊情況，到清朝建立後，對於儒生的“俠客化”大力打擊，最終使得儒生文人再無尚武任俠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