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發佈《長三角地區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水平研究報告（2018年）》。報告分別從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進程、存在問題等維度深入剖析，為深入推進長三角地區高質量一體化發展建言獻策。
今天，澎湃新聞刊髮長三角地區高質量一體化發展進程部分，以饗讀者。
（一）長三角地區空間一體化發展進程
長三角是我國綜合經濟實力最強的地區之一。以2018年為例，長三角三省一市以佔全國不到4%的土地面積，集聚了全國約16%的常住人口，產出了全國約23.5%的經濟總量。從人均GDP來看，長三角地區省際梯度差異明顯。2018年，上海市人均GDP超過12萬元，江蘇省人均GDP超過11萬元，浙江省人均GDP接近10萬元，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安徽省人均GDP不足5萬元，尚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如圖1所示，從基尼係數來看，2000-2018年，長三角地區內部經濟規模差距呈縮小趨勢。進一步觀察發現，2000-2012年長三角地區基尼係數呈現逐年遞減的走勢，經濟差距持續縮小。但是，2013年以來，長三角地區基尼係數總體呈現小幅上揚的走勢，地區差距緩慢擴大。
圖1 長三角地區基尼係數的演變趨勢
如表1所示，就經濟聯繫強度來看，安徽對江蘇的經濟聯繫量和經濟隸屬度要遠遠高於對上海和浙江的經濟聯繫量和經濟隸屬度，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安徽尚未深度融入長三角地區。此外，江蘇、浙江、安徽對上海的經濟聯繫量均不高，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上海作為“龍頭”的擴散效應不足。
如圖2所示，從可達性指數來看，長三角地區可達性空間格局相對比較平衡。2018年江蘇省的加權平均出行時間最短，可達性最優，說明其與區域內其他地區具有更加緊密的聯繫。與之相對，2018年安徽省的加權平均出行時間最長，可達性最差，但其與江蘇也僅相差大約32分鐘。
圖2 2018年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的可達性指數
（二）長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化發展進程
商品和要素的流動主要取決於價格差或回報率變化，故而衡量市場一體化程度通常採用基於“一價定律”的相對價格方差法，衡量地區間價格或回報率（變化）是否趨於一致。本報告分別從消費品市場、資本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探究長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化發展進程。
從下圖3不難看出，消費品和資本品的市場分割指數的演變趨勢沒有顯著差異，均呈現出不斷震盪波動但波幅逐漸變小的穩定收斂趨勢。也就是說，長三角地區消費品和資本品市場的分割程度逐漸減弱，即消費品和資本品的市場一體化程度趨於增強。進一步觀察發現，勞動力市場的相對價格方差波動幅度較大，表明長三角地區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發展不夠穩定，處在不斷調整中。綜合來看，消費品市場的分割指數低於資本品和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指數，即商品市場一體化水平高於要素市場。由此可見，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階段，推進市場一體化發展，應更加註重要素市場化改革，深化市場準入、戶籍制度、金融體制、財政體制、投融資體制、價格、上市制度等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使市場在要素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圖3 長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化指數的演變趨勢
（三）長三角地區產業一體化發展進程
從2018年三次產業結構數據來看，長三角地區間產業結構存在明顯的梯度差異。其中，上海市第三產業比重較第二產業高40多個百分點，服務經濟主導型的“三二一”型產業結構特徵明顯；江蘇省和浙江省第三產業比重略高於第二產業，呈現服務業和工業基本並重的“三二一”型產業結構；安徽省第二產業比重略高於第三產業，形成“二三一”型產業結構，工業依然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部門（見表2）。由此可見，長三角地區產業發展具有較好的梯度差異性和時序銜接性，有利於產業一體化發展。
如圖4所示，從克魯格曼專業化指數來看，2010年以來，長三角地區克魯格曼專業化指數緩慢提升，產業結構層次上的差異開始逐漸顯現，地區間產業結構專業化分工趨於合理，產業一體化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長三角地區克魯格曼專業化指數基本保持在0.2左右，仍然偏低，地區間專業化分工水平不高。
圖4 長三角地區克魯格曼專業化指數的演變趨勢
進一步地，從結構相似性係數來看，上海與長三角其他省份之間的結構相似性係數相對較低，江蘇、浙江與安徽三省之間的結構相似性係數均相對較高，即江浙皖同構現象較為嚴重，地區間低水平同質化競爭較為激烈（見表3）。由此可見，長三角地區尚未充分發揮整體聯動效應，生產力佈局出現重複的盲目性，產業結構趨同化現象依然比較突出。
結合製造行業區位商指數，研究表明，上海、江蘇與浙江區位商大於1的行業主要集中於中高端製造業，安徽區位商大於1的行業主要集中於中低端製造業。可見，長三角地區產業佈局各有優勢，存在著一定的互補性。進一步觀察發現，長三角地區優勢產業重合度依然較高。比如，浙江省幾乎所有區位商大於1的製造業行業均與江蘇省重合，江蘇省幾乎所有區位商大於1的高端製造業行業均與上海重合。
從製造業來看，推進長三角產業一體化發展，就是要強化上海在食品製造業、專用設備製造業、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等；江蘇在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製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品機械製造業等；浙江在紡織業、造紙及紙製品業、化學纖維製造業、通用設備製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等；安徽在農副食品加工業、飲料製造業、菸草製造業、醫藥製造業、非金屬礦物製品業等行業的比較優勢，不斷提升產業一體化發展水平。
（四）長三角地區創新一體化發展進程
近年來，長三角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在R&D經費方面的投入快速增加，其佔GDP的比重也持續擴大。從圖5，我們不難看出，長三角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在R&D經費佔GDP比重的變異係數不斷下降，並降至0.1左右，這表明長三角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在R&D經費方面的投入差距不斷縮小。與之相對，長三角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R&D人員全時當量佔就業人員比重變異係數呈逐步上升的走勢，這表明長三角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在R&D人員全時當量方面的投入差距較大，且有緩慢擴大的趨勢。
圖5 長三角地區創新投入的變異係數
長三角是我國創新最活躍的地區之一，2017年長三角地區國內三種專利受理數已經接近120萬件，國內三種專利授權數超過57萬件，技術市場成交額超過2000億元。從圖6，我們發現，長三角地區國內三種專利人均受理數、國內三種專利人均授權數、技術市場成交額佔GDP比重的變異係數均呈明顯下降的走勢，即長三角地區創新產出的地區差距趨於不斷縮小。
圖6 長三角地區創新產出的變異係數
從資金往來的情況，可以對產學研協同創新的水平進行間接度量。如圖7所示，2007年之前，上海市、江蘇省和浙江省研究與開發機構和高等學校R&D經費中企業資金的比重遠遠高於安徽省。2007年以來，上海市研究與開發機構和高等學校R&D經費中企業資金的比重不斷降低，政府資金的比重持續提升。綜合來看，長三角地區研究與開發機構和高等學校R&D經費中企業資金的比重並不高，產學研協同創新潛力較大。
圖7 長三角地區研究與開發機構和高等學校R&D經費中企業資金比重的演變趨勢
科技成果的交易是創新成果合作交流的一種重要方式，也是創新一體化的重要內容。輸出技術和吸納技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區域創新的極化和擴散效應。如下表6所示，上海市和江蘇省是長三角地區乃至全國的重要創新極，輸出技術和吸納技術的合同數、成交額均遠遠高於浙江省和安徽省，反映其創新合作能力更強。浙江省輸出技術和吸納技術的增長速度較快，反映其創新合作的活力比較突出。
（五）長三角地區交通一體化發展進程
2000 年以來，長三角地區交通一體化發展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樞紐型機場、樞紐型港口、高鐵網絡和高速公路網絡等區域性快速交通骨幹網絡已經基本形成。從圖8，我們不難看出，鐵路交通網密度的變異係數總體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公路交通網密度的變異係數始終維持在較低水平，反映出長三角地區網絡化的交通運輸體系不斷健全，能夠更好地服務於地區間的人流和物流，為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的深入發展創造了便利條件。進一步觀察發現，鐵路交通網密度的變異係數遠遠高於公路交通網，長三角地區間鐵路交通網密度差異較大，應大力推進國家鐵路大通道建設，加快構建縱橫交錯、便捷發達的城際鐵路交通網。公路交通網密度的變異係數始終維持在0.2上下，進一步提升長三角地區省際公路運輸能力，可能還需要進一步打通省際斷頭路，不斷提升省際通達力。
圖8 長三角地區交通網密度的變異係數
（六）長三角地區信息一體化發展進程
加快長三角信息一體化發展進程，共同推進信息基礎設施協同發展和信息資源共同開發利用，對於長三角地區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由圖7，我們不難看出，長三角地區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化應用的內部差異不斷縮小，為信息一體化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技術支撐和方向引領。值得注意的是，推進信息基礎設施的更新升級、協同佈局可以為信息一體化創造條件，但是推進長三角地區信息一體化發展，更為重要的應該是緊抓物聯網、雲計算、移動通訊等新興信息技術帶來的產業機遇，創新構建工業互聯網平臺，明確重點、優勢互補、分工協作、群策群力，促進基於數據的跨區域、分佈式生產和運營；推動區域政務數據開放共享，大力提升社會領域信息化協同和融合發展水平，形成社會民生、航運交通、城市安全等重要領域信息化應用全面對接的良好局面，如加強醫療衛生、社會保障領域信息一體化建設、加強環境治理信息共享、完善交通智能化服務等。
圖9 長三角地區信息化發展的變異係數
（七）長三角地區貿易一體化發展進程
從省際貿易依存度來看，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中，上海和浙江的省際貿易依存度明顯高於江蘇和安徽，表明上海和浙江的省際貿易開放水平更高（見圖10）。因此，對於江蘇和安徽而言，應該更注意防止地方政府為了保護本地同類產業的發展而採取地方保護的措施來限制外省產品進入本地市場，或者優先購買本地產品的行為，這將會引起更為嚴重的地方保護和市場封鎖，不利於長三角地區貿易往來和一體化發展。
圖10 長三角地區省際貿易依存度的演變趨勢
我們可以看出，除上海市，江蘇、浙江和安徽貨物內部發送量佔較大比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蘇浙滬地方政府在相對封閉的條件下，推行自給自足，降低了省際間的貿易強度。
國際貿易一體化是緩解各個地區之間的經濟競爭，共同分享國際大市場的重要手段。從圖11，我們不難看出，長三角地區外貿依存度的區內差異較高，即對外貿易的地區發展水平差距較大。主要原因在於，改革開放以來，蘇浙滬對外貿易的“爆炸式”增長，導致外向化程度高的產業在蘇浙滬高度集聚，並加速了這些地區“世界工廠”、“國際製造基地”的形成，客觀上加大了其與安徽的差異。然而，現階段推進長三角地區對外貿易一體化發展，不是要促使安徽省對外貿易規模的加速發展，更應該注重建立以我為主的價值鏈分工體系，促使蘇浙滬皖合理分佈於價值鏈的不同環節，共同參與全球競爭。
進一步觀察圖11，長三角地區外資依存度的區內差異較低，即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分佈相對平衡。但也應該注意，地方政府在利用稅收優惠政策、土地政策或產業資助政策等手段進行招商引資過程中，防止對一些投資週期短，資金回收快的“短平快”項目“一哄而上”，避免為爭奪相對有限的市場和資源各自為戰，惡性競爭。
圖11 長三角地區國際貿易的變異係數
（八）長三角地區公共服務一體化發展進程
如圖12所示，長三角地區教育、醫療衛生的內部差異逐漸趨於收斂，即教育和醫療衛生的區內差異正緩慢縮小。城鎮常住人口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的變異係數增長較為明顯，表明長三角地區社會保障的內部差距呈現擴大的趨勢。未來長三角應致力於社會保障的互聯互通，提升跨區域社會保障服務便利化水平。此外，人均擁有公共圖書館藏量的變異係數明顯高於其他指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長三角地區文化基礎設施的內部差距較大，但是差距在不斷縮小。
圖12 長三角地區公共服務的變異係數
（九）長三角地區生態環境一體化發展進程
長三角地區生態環境相對脆弱，是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短板。如表8所示，2017年，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中，上海單位GDP 廢水排放量相對較高，江蘇單位GDP耗電量、固體廢物排放量相對較高，浙江省單位GDP 耗電量、廢水排放量相對較高，安徽省單位GDP耗電量、廢水排放量、固體廢物排放量均相對較高。進一步觀察發現，2017年，江蘇省和安徽省PM2.5、PM10年均濃度均遠高於《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二級評價標準，大氣汙染較為嚴重。上海市和浙江省的空氣質量優於江蘇省和安徽省，但是上海市和浙江省的PM2.5年均濃度也略高於或剛剛達到《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二級評價標準。且上海市和浙江省的酸雨發生率均遠遠高於江蘇省和安徽省，空氣質量也不容樂觀。
（十）長三角地區制度一體化發展進程
制度一體化主要反映地區制度和政策保障方面的一致性，很難選擇量化評價指標。經過多年努力，長三角政府層面的區域合作形成了“高層領導溝通協商、座談會明確任務、聯絡組綜合協調、專題組推進落實”的省（市）級政府合作機制。2011年以來，長三角地區陸續簽訂《關於開展人事爭議仲裁業務協助和工作交流協議》、《長三角地區跨界環境汙染糾紛處置的應急聯動工作方案》、《長三角跨界水體生態補償機制總體框架》、《長三角地區司法協作框架》、《長三角地區政法綜治協作交流框架協議》、《泛長三角地區勞動保障監察工作合作協議》等框架協議，議事協調與爭端解決機制不斷健全。為進一步完善常態長效體制機制，2018年2月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正式掛牌成立，並重點研究制定了《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行動計劃（2018-2020）》等，區域合作不斷走向縱深。
長三角在跨地區協調機制建設方面已經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但也面臨政策配套、立法和資金等保障機制不完善、利益協調機制不健全等現實挑戰。就政府行政管理而言，有兩種格局不同的政府力量：一是中央政府的地區政策所形成的地區差異，以及產業政策實施直接導致的不同市場主體之間的差異；二是地方發展政策創造出來的差異，如為了在整體投資環境欠佳的條件下吸收外來生產要素，各地區會紛紛創造局部優化的發展環境，以各種優惠政策舉辦各種形式的經濟技術開發區。這種創造政策“窪地”的行為，其實也是對非開發區內企業的政策歧視。上述現象是現實的轉軌經濟中政府常常行使的手段，它們的核心是區分對象，製造差別，形成政策重點，其實就是製造政策歧視，它們是時下中國製度非一體化的主要力量。
（作者孔令池系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劉志彪系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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