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
戴笠嗅覺敏銳，心思縝密，膽大心細，為天生的特工人才。早在1928年，戴笠就為蔣介石進行情報工作，他不顧艱險，深入敵境，收集情報，策反敵軍將領，為蔣介石的北伐立下汗馬功勞。
1932年，國民黨成立復興社，其中有一個專門負責諜報活動的特務處，戴笠任處長，這也是軍統的前身。早在1934年，戴笠就在西北地區建立了第一個省級特務站點——陝西站。站點建立之初，陝西站並不受重視。但長征期間，紅軍大部隊向西北地區遷移，老蔣為了內戰勝利，要求戴笠加強對華北、西北地區的特務力量。華北、西北，這兩地方恰好是紅軍、張學良（西北剿總副司令）、楊虎臣（陝西省主席）所部的活動範圍。
張學良的東北軍進入陝西時，由於兵強力壯，與楊虎城的西北軍多有摩擦，張楊之間一度也有誤會。後來在中共以及多方調節下，雙方摒棄前嫌，團結一致，共同促進蔣介石抗日。為了瞞過戴笠的耳目，他們採取“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方法，有時甚至故意製造一些矛盾進行對立。這樣上面暗通款曲，下面吵翻天，把蔣介石也瞞了過去。
蔣介石赴西安前夕，戴笠接到西北區區長江雄風發來的“西北軍心不穩，張學良、楊虎城有異動”的緊急情報，他即刻將情報轉呈蔣介石，但不被蔣介石重視，依然按計劃前去西安。畢竟模糊不明的“有異動”三個字，是不可能阻止蔣介石的剿共大計的。
張學良 蔣介石
1936年12月12日5時，張學良派兵扣押蔣介石，西安事變正式爆發。之後，西安與南京之間的通信設備全部中斷，直到下午3時，戴笠才接到樊崧甫發來的電報：“西安發生兵變，委員長消息不明。”獲知這一消息，戴笠如坐針氈，頻頻向西安秘密電臺呼叫，均如泥牛入海。
戴笠獲得蔣介石被扣押的準確消息是在13日，而此時公告報紙已經出了新聞，張學良已經電告宋美齡前去西安進行談判。主管情報工作的戴笠，不僅沒能提前獲得西安事變的情報，而且在事變發生後，依然一無所知，情報系統全部失靈。這不僅僅是失職這麼簡單，如果蔣介石出事，國民黨必將大亂，沒有蔣介石做靠山的戴笠鬥得過誰，他的仕途也就到此為止了。在那段日子裡，戴笠一改往日的沉著冷靜，他哭喪著臉，繞屋嚎叫，卻一籌莫展。
正當戴笠茫然無措的時候，宋子文給了他一個機會。12月21日，宋子文從西安返京，即邀戴跟他一起去西安營救委員長。戴笠萬分感激，宋子文在這個時候沒有忘記他。次日中午，戴笠隨宋氏兄妹、蔣鼎文、端納、郭增愷同乘一架飛機經洛陽轉至西安，抵達時，已是傍晚。從史料記載，戴笠此次隨行並沒有大的用處，他在西安待了不到2天，24日不告而別，這讓宋子文身為惱火。
蔣介石 戴笠
雖然戴笠待的時間短，對營救蔣介石也沒有什麼功勞，但是這2日對他未來的仕途加分不少。戴笠抵達西安後，被安排在張學良公寓休息。張、楊也沒有為難戴笠，反而給他很高的禮遇、自由的行動。此時，蔣介石已經被扣押了10餘日，形勢漸漸明朗，和平解決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蔣介石以後依然會是委員長，怎麼彌補此前的嚴重失職，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才是戴笠最需要考慮的。城府深厚的戴笠急中生計，在張學良公館寫下了一份“遺囑”：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領袖蒙難後十二日，戴笠於西安張(學良)寓地下室。”
這份“遺囑”寫的是真的好，不僅體現出戴笠對蔣介石的一片忠心，而且塑造出戴笠身處險境與領袖共生死同患難的場景。拳拳忠心連事後的我們都能感覺到，蔣介石看了能不為之感動。西安事變後，戴笠不僅沒有受到懲處，反而官運暢通，深得蔣介石信任，這份遺囑應該起了不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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