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前期，“前方魯藝”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的倡導與支持下，於1940年1月5日，在武鄉縣下北漳村正式成立，當時校址就設在我家院裡。
我家居於下北漳村南段窯科，所在院名叫“舊去處”。顧名思義，有舊即有新，新舊是相對而言。我家祖輩兄弟三人，爺爺排行老三。大家原都居住在“舊去處”。後來，因繁衍生息人丁增多，原居所難以滿足，兄弟三人就分了家。分家後，大爺爺、二爺爺兩家人口少、負擔輕，相對過的寬裕。他們後來還修建了磚窯院，稱為“新去處”。留居舊院的爺爺，在羨慕之餘有點不甘落後。然而爺爺膝下有子三人，負擔重，想要趕上兩位兄長卻是有些力不從心。後來，爺爺為了爭口氣，硬是省吃儉用、自己動手，將原來土壞房前牆掛了一層磚面，改造成為“七包三”的青磚四合院。
所謂“七包三”，即南北各七間、東西各三間，院落共計房屋二十間。那時，我的伯父暴興治擔任下北漳村抗日村長，為了開展黨的秘密活動也為了方便工作，故居於院外另處；三嬸早逝，三叔帶著年幼孩子生活無著落，跟著爺爺住在了壺溝（爺爺看果子樹）；唯有我家留居本院上小正房，而其餘房子均由“魯藝”駐紮。
我記得，當時正房是李伯釗校長工作室；下小正房是音樂系，為張林伊、常蘇民等老師工作室；小東南房是戲劇表演系，為阮章竟、龍韻老師等工作室；東房、大南房為教室；西小南房為伙房；西北小房為工作人員宿舍。
當時，我正上小學二年級。曾記得，學校常請“魯藝”老師教我們唱歌，歌曲有《我們在太行山上》《義勇軍進行曲》《在松花江上》《好男兒要當兵》等等，大多是抗日救亡歌曲。同時，我們還經常聽到“魯藝”學員唱校歌：“一群藝術新兵，祖國優秀子孫，繼承魯迅遺志，發揚民族光榮……”我在小學唸書時，學習成績尚可，後來還擔任了學生幹部“連長”，任錫林老師為了鼓勵我，獎給我一塊小石板，並在兩邊木框上各寫了四個字：“努力學習，爭取模範”。獎品雖微薄，卻令我至今都難以忘懷。
在“魯藝”駐紮的日子裡，最讓我難忘的是美術畫藝。有一天上午，楊角老師坐在門外樹下寫生，我上前觀看。她突然轉身喊道：小朋友，過來我給你畫個像！然後我就規規矩矩地坐在一塊石頭上，楊老師僅用了幾分鐘時間，就拿鉛筆給我畫了一張素描像。我高興地拿回家貼在牆上，這可是我人生中第一張肖像畫啊！
“魯藝”學員來自全國各地，其中大部分來自晉冀魯豫邊區。他們大多是十五六歲的小青年，還有不少是女孩子。其中，從河北來的女同學，到達山西需要通過敵人封鎖線，她們為了安全起見，有的剃成了光頭、女扮男裝。這群熱血青年為了抗日，革命意志是何等堅強！
當年，“魯藝”以“緊張、嚴肅、刻苦、虛心”為校訓，學校辦得有聲有色。在辦學實踐中，師生們刻苦鑽研的精神與求實存真的態度，給我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影響。比如，龍韻老師在給學生上表演課時，曾表演過多種“笑技”：微笑、大笑、強笑、苦笑、奸笑以及狂笑等等，學生們看了不由得哈哈大笑，就連在課堂外的我也都忍不住笑了。經過長期的耳濡目染，我也學會了一些“戲技”。後來我參加了抗日村劇團，成為一名小演員。每逢開戲前，總要由我先說一段快板，有“八路軍攻打襄垣城”，“開展大生產”，“人人講衛生”等等。那時，我還曾隨團赴抗日區公所、抗日縣政府等地參加演出並受到了獎勵。要說有點“戲藝”，這得歸功於“魯藝”。
1940年夏季，日本鬼子佔領了武鄉段村，不時對周邊地區進行“掃蕩”，嚴重干擾了“魯藝”正常辦學。為保證師生安全，學校一度轉移到襄垣城底、果煙腦等地。待敵人撤退後，形勢稍穩，“魯藝”又回到下北漳繼續辦學。
撫今追昔，感慨萬千。當年，“魯藝”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的支持與關愛下，歷經兩年多時間，以艱苦奮鬥和求藝育人的精神，給抗日革命根據地培養了大批音樂、戲劇、美術等專業人才，為黨的文藝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今天，我們再度追憶這段歷史，為的就是將“魯藝”留下的紅色基因代代相傳、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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