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追国军和西方军队一长制的风，或者为了否定“党指挥枪”的人民军队本质，最近很多文艺作品中，八路的师长、团长、连长等军事主官，都塑造的跟传说中的巴顿、韩复榘似的，个个霸气十足，一手遮天，说一不二，而与其相对应的政委、指导员等，则要么跟穷酸的孔乙己似的，要么跟受气的小媳妇似的。比如《雪白血红》中演义的“中国巴顿”钟伟师长，面对与他意见相左的政委，便颇具巴顿风格地吼道：“我是师长，我说了算，哪个再说走，我就毙了他娘卖X的。”《亮剑》中的李云龙，则被刻画成一个家长式人物，带兵打仗老子我一个人说了算，而政委却更像是个只负责生活的司务长或主内的媳妇儿。《集结号》中的谷子地，更是将一个听见枪响吓的尿了裤子的逃兵拉来做了指导员，还说什么指导员吗，反正能当个人用就行。
这样的刻画很新颖，很颠覆，很让那些无知的读者与观众大呼好看，连说过瘾！还有不少的少男少女对如此充满巴顿式霸气的“钟伟”（是《雪白血红》中演绎的钟伟，不是历史上真实的钟伟）、李云龙等顶礼膜拜，佩服的五体投地，认为这样的男人才是真男人，才配做军人，才真实再现了八路的铁胆军魂等等。
图1 红军时期长期担任政工干部的王震
历史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这只是无聊的意淫而已。这还不仅仅是失真的问题，而是一百八十度的满拧了。因为从中共建军那天起，一直到1947年2月甚至更晚时候，不管是一个师一个团一个连，不管军事的政治的，当军政主官意见不一致时，得由政治主官最后拍板。政工干部也绝不个个都是窝囊废。
1927年9月三湾改编后，首次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1928年6、7月间，红四军制定了《红军党代表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党代表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工作的；是所属部队士兵与官长的领导，是负责部队管理与教育的首长”。看到这句话没有，“是所属部队士兵与官长的领导”，那也就是说，连的党代表不仅可以领导所属的士兵，也可以代表党领导连长，团的党代表、师的党代表同样也可以代表党领导团长、师长。1930年冬，《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颁布实施，该《条例(草案〉》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 从这里能看出，这时的政工干部已经完全凌驾于军事主官之上。就是从这个《条例（草案）》开始，战争年代长期执行的“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被确立下来。
1931年11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中，更进一步突出了政治委员的权力，规定如果军事指挥员与政委发生争执，在未得上级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须依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更加牢固地树立了“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回忆与政委陈昌浩的关系时曾说过，“当时，政治委员是决定一切的，能擅自逮捕人、处罚人，对同级军事指挥员有监督权，搬的是苏联红军的一套做法，权力大的吓人哪！”在当年，可不仅仅是徐帅与陈昌浩之间是如此，一方面军的朱老总与毛政委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天王老子都不怕的贺老总与政委夏曦之间、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与政委乐少华之间、闽浙军区司令员粟裕与政委刘英之间、红25军军长吴焕先与政委戴季英之间、闽东独立师师长冯品泰与政委叶飞之间，又有哪一个不是政委说了算的？
图2 红军时期长期担任政工干部的杨勇
到了抗战时期，这一规定有了部分的修改，但军事指挥员相比于同级的政治委员，权力与地位仍然略低。1938年12月颁布的《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中规定：“在军事行政和作战指挥上军事指挥员负更重大的责任，但在军事指挥员有违犯了党的路线或不执行上级命令情况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你看看，政委仍然可以有权力停止军事指挥员的命令，你说谁能说了算？
应该承认，这样的规定，在保证了党指挥枪的同时，也造成政委权力过大和当其军事造诣与指挥能力不足时处置失当，导致作战行动失败的恶果。皖南事变突围时不是叶挺说了算而是项英说了算，冀中五一大扫荡八分区突围时不是常德善说了算而是王远音说了算，都导致了失败。就是因为这些教训，十八集团军于1942年10月，又一次将《政治委员工作条例》进行了修改，“政冶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除属于作战方面的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也就是说，在具体的作战指挥问题上，是由军事主官负责，其他的所有大小事情，不论军事的政治的，还是由政委拍板，明显的政治委员的权力仍然高于同级军事指挥员。
到了1947年2月，军队党委制开始逐渐在全军执行，这个时候，凡是军中大事必须得经党委研究才能决定，而党委书记一般是由政委兼任的。在当时，有一项特别关键的、特别与旧军队中不一样的地方，即当一项命令颁布时，必须有军事主官与政委同时签字才能生效，特别是在遇到有关部队开动、上级命令的贯彻执行、军队干部的调整、部队兵员的扩充与裁撤等敏感问题时，没有经过政委的同意是无效的，下边也是不会执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军的万毅、孔从周等倒戈时可以把部队整师整军的拉出来，而共军的龚楚、邢仁甫等倒戈时一兵一卒也带不走的原因。
图3 红军时期长期担任政工干部的陈锡联
当然这也不是说战争年代的军事指挥员就是政委的副手，不是说既然政委说了算军事指挥员就可有可无。不是的。至少多数情况下不是的。不错，在十年内战和抗战时期游击状态下，确有政委一手遮天而弄的军事指挥员无事可做的情况，但这不是普遍现象。到了以运动战为主的解放战争时期，这一现象已根本杜绝。根据分工，在有关作战问题上，诸如部队开进与展开的实施、兵力和兵器的区分、主攻方向及突破口的选定、协同动作的组织、炮火的准备、通路的开辟、预备队的使用等问题上，是以师长、旅长等为主说了就算的。在以打仗为主的战争年代，军事指挥员也是有很多很出彩的重头戏的。可惜的是，这些年的所谓军事题材影视作品，要么就是满屏的脂粉，要么就是冗长的扯淡，亦或是“给我往死里打”、“老子跟你拼了”等军盲词汇以及旧石器时代打群架似的冲锋阵形，却极少甚至从没看到有关战术战法的运用与矛盾冲突，使得本该军事指挥员出彩的戏份完全没能得到应有的表现。
战争年代，政工主官的权力一直略大于同级军事指挥员（军事指挥员同时兼任政委或有上一级党的职务者如彭德怀、林彪等除外），这也是我们在一些老电影中看到的为什么《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大队长、《回民支队》中的马本斋司令员等在关键的时刻要听政委的，为什么娘子军连中是洪常青说了算而不是连长说了算。这都是有根据的。
部队中同一级的军政主官什么时候开始平起平坐了呢？是在解放后，1954年4月15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工作条例》中，才第一次明确规定：政委“和同级军事指挥员共同负责制定部队作战、训练、动员、供应和一切军事建设的计划，并在颁布的命令上签字；在紧急情况下遇有争执时，属于作战行动和军事工作的问题，由军事指挥员决定，属于政策性质和政治工作的问题，由政治委员决定，但均须同时报告上级首长。”直到这时，部队（分队）中的军政领导才算一般高了。
图4 红军、八路军时期一直担任政工干部的邓华
战争年代的政工干部，是不是真如影视中表现的那样，都是只会念教条的穷酸或一闻枪响就吓的尿裤子的懦夫呢？当然不是！和国军中的政工干部全部出身文学校截然不同，中共军队中的政工干部几乎全部起于卒伍，是枪林弹雨里成长起来的，小到连指导员，大到师、团的政委，哪一个不是把带兵打仗作为第一职责？哪一个会在战斗中比同级指挥员靠后半步？特别是最基层的指导员，全部是从优秀的排长中提拔和从连长的岗位转任，怎么可能会出现连枪都不会使的情况？怎么可能会听见枪响就吓的尿裤子？从红军时期到最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指导员代行牺牲的连长指挥并致胜的例子比比皆是，又怎么可能对战术一无所知？如果有兴趣，了解一下战斗英雄周文江、张明、胡绪清等不同时期指导员的事迹，看看他们和《集结号》中的指导员是不是一回事。
抗战时期的华北敌后，曾组建有多支特种小部队——敌后武工队。武工队的威名与战绩众所周知，用不着我多说，但可能有许多人并不知道，武工队的队长和骨干队员，几乎全部是由部队中的政工干部抽调的。如果真的像《集结号》中表现的指导员那个怂样儿，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令敌伪闻风丧胆的武工队？我军历史上，造就出众多能征惯战的名将，其中如邓华、杨勇、王震、陈锡联、叶飞、王建安、傅秋涛、钟伟、丁盛等，相信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但可能有好多人不知道，他们在红军时期，长期甚至一直担任的就是政工领导职务。如果真像《亮剑》中表现的政委那样只念念教条管管生活，我们又该如何认识这一大批沿着指导员、政委等政工岗位成长起来的赫赫战将？
（本文接受并欢迎反驳，但反驳必须要有依据，否则删帖。对不起，我的地盘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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