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的身上似乎從不缺少標籤。只是能被立刻想起的，大多不是什麼好詞兒。

想到了什麼？“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啃老族”“文藝青年”，沒錯吧。

當下中國年輕人，身上貼著的，是“喪”“佛系”“廢柴”。對此，年輕人也樂於認同。

畢竟，這本就是他們自嘲的玩法。

“葛優躺”表情包是年輕人瘋轉起來的，“今天不開心沒關係，反正明天也不會好過”這種反轉雞湯是年輕人發明的，喪奶茶、喪日曆等“喪”主題商品在年輕人中很流行，更不必說拖延、熬夜、死宅，簡直年輕人標配。

這麼看，用“喪”來形容時下年輕人，挺合適。

但當拋開戲謔，認真向他們問出“你喪嗎？”不少人還是搖頭：“大多數人活得很積極”；有的迅速認同，並且認為身邊所見，皆是喪人；更多的則反問：“什麼是喪？”

對於這個的確意有所指但所指模糊的流行詞，年輕人自己也疑惑，對它更沒有共識。

什麼是喪？如果說，它僅僅是某段失意的悲傷、某次失敗的痛苦，又或者某時期的低落，就沒有了在此時深究的必要。因為古往今來，悲傷的情感人類共通。

真正讓人好奇的是，在這個時代，流行的“喪”意味著什麼？它和娛樂綜藝主持人馬東口中的“底色悲涼”，越來越被頻繁表達的“抑鬱”，有共性嗎？如果它是一種真實的狀態，深陷其中的年輕人，要怎麼才能止於沮喪，滿懷希望？

最後只好躺下來

社交媒體是觀察的好窗口。

有一個發現：一個人在某一種社交媒體上的形象基本上是一致的。比如朋友圈裡，有些人總是傾向積極，陽光明媚；有的人一向低落喪氣，很少正向表達。

這個分類比較粗疏，但還算有一點參考價值，而且它和我對一個人現實形象的認知大體吻合。

但最近，兩個熟識的人讓我感到意外，一個是博士生，一個是互聯網工作者。兩個人，代表了兩種“喪”。

博士生無論在朋友圈還是在生活中，都是嘻嘻哈哈的樂天派， 微信與人聊天時喜歡打出一長串“哈”。在我眼中，她是一個與喪無緣的人。

但某次我猛然看到她的朋友圈封面，是一張書頁的拍照，上面只印著杜拉斯的一句詩——我突然發現我老了，他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你累了。

我去詢問，原來那確是她的真實狀態：累而喪。至於朋友圈封面圖，她說上一張是馬男波傑克，一部知名美劇的主角，他嫉世、悲觀、孤獨，他自毀、自怨、自棄，活得頹喪至極。

為何如此？她似乎心知肚明，稱是“求不得焦慮症”。互聯網給她呈現了一幅精彩紛呈的圖景，但“熱鬧是別人的”，她自感什麼也沒有。

用她的話說，互聯網向所有人敞開了整個世界，她看到了別人的可能性，但想得又不可得，對比自己“像屎一樣的生活”，常常感到不如意。

“獲得感低

”，她強調了這點，讓我想起另一個年輕人，在國內某TOP2培訓機構做英語老師，整日像打雞血一樣地拼命，走起路來像朵綻放的花。但我同樣意外地得知了她的“喪”：總是不能滿足現狀，又畏懼於改變，甚至沒法說出新的慾望和期待。

她們有點像馬東，表象積極，內裡仍有不易被察覺但真實存在的“喪”。這是一種“隱性喪”。

而另一種喪，觀察自一個互聯網工作者發在社交媒體上的“自白”，姑且稱之為“抑鬱喪”吧。它的狀態和“隱性喪”不一樣。

我知道他的生活浸泡在一種無力的頹喪感之中，但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自我剖析，還是有些感傷。

在那篇“自白”裡，他說自己似乎失去了獲得深層幸福感的能力。尤其最近幾年，“喪”的狀態從意識層面蔓延到現實生活中，連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成為負擔。早上醒來，沒有動力起床，對於新的一天，沒有任何期待。生活中的一切，就連活著本身，都讓人不耐煩。

那種痛苦的感覺，像海浪，洶湧而來，讓人失去情緒，疲憊又倦怠，想逃避一切；又像深淵，無法逃脫，最後折騰得精疲力盡。總之，那是一種浸入軀體的頹敗，使人停止思考，也失去期望，慢慢被誘入麻木之境。

而我似乎感到，越來越多失眠、焦慮、迷茫、無力的現代人，正在排隊走向這種喪。

我試圖找出原因。

最直觀的認識來自數據。2017年6月，大數據媒體平臺UC出了一份“喪”文化報告。報告說，互聯網從業者、廣告從業者、學生，這三個群體“喪”得最多，而導致當代人喪的五大原因，分別是危機感、單身、高房價、996、加班。

這不難想到。它們是明顯可感的生活重壓，一拳拳砸在年輕人身上。但不是分別出拳，而是一套組合拳，合起來把人打趴下，打到黃立行那首《最後只好躺下來》裡唱的那樣：

“醒來刷牙，早晨來不及，塞車算什麼，扣薪水，老闆了不起，又是加班搞得好累，根本沒時間了只能睡……給我一分鐘的快樂吧，給我個辦法來發洩吧，給我自由，讓我生活不再沒有意義……看不到原來的出口，最後只好躺下來。”

這是當代大部分已走入社會的年輕人的喪，但僅止於以上層面的原因來解釋，還不足夠。因為我發現，身陷“抑鬱喪”，不一定有具體的緣由。因為這種喪在蔓延，年齡在提前。

培訓機構的那位老師告訴我，她所教過的中學生至少上千人，有一個令她沮喪的觀察，即無論成績如何，相當多學生表現得無慾無求，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務，似乎沒有什麼能真正激起他們的興趣。

更有說服力的信息來自《中國青年報》在今年報道的一項調查，參與調查的貴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心理科主任王藝明在專題報告中說，“大學生抑鬱症逐年攀升”，“在高校內建立大學生抑鬱症篩查機制十分必要”。

這些尚未被生活錘擊的年輕人，竟也患了“抑鬱喪”，開始有強烈的無意義感和孤獨感。或許他們從小都是最好的學生、最乖的學生，但是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活下去，活著的價值和意義是什麼。

到最後，“喪”就滑向了“佛系”，叫人只想躺下來，念一句“阿彌陀佛”。

兩重枷鎖

數據無法揭示深層，我們需要更銳利的分析工具。

先不必把喪看得過於負面。否定人生的念頭並不稀奇，古希臘人在神話裡告誡世人：人生最好的事是首先不要出生，其次是趕緊去死。

哲學家叔本華認定“人生從來就是在痛苦和無聊之間像鐘擺一樣地來回擺動”。

從生命動力的失去、生命價值的貶低這個意義上來說，現代的“喪”和其他時代的“悲觀主義”有相通之處，它源自向死的欲求。

弗洛伊德認為，向死如同求生，也是人的本能。這種毀滅自己的欲求，是一種想要回歸生命源頭的慾望，只能被壓抑，不能被消滅。

當它被壓抑進意識深處，會轉化為逃避生活的慾望。

試問，面對亂如麻、重如山的生活，誰不曾有過逃避的衝動？

但現代人的困境在於，逃無可逃。一旦逃避，就要承受來自社會和自我的譴責。

我們都知道盧梭的那句名言。現在仍然適用，只不過要改一下：在現代社會，每個人幻想自己是自由的，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現代年輕人的枷鎖是什麼？債務？996式工作？固化的社會結構？都不錯，但有些老生常談，而且也並非此時此地的專屬。

這裡，我們可以引入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在《倦怠社會》和《在群中》的分析，現代人的枷鎖有兩套，第一套是外部強制的社交枷鎖，第二套是自我強加的枷鎖。

外部枷鎖不難理解。現在，智能設備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將人與人聯繫起來，也給了我們更多的自由，但未被預料到的是，隨之伴生了強迫性的社交關係。

用韓炳哲的話說，“人們與數碼設備之間發展出一種近乎迷戀的、強制性的關係。在這裡，自由也化身強迫。”

為什麼？以工作為例，雖然我們擺脫了工業時代奴役和剝削人的機器，但是數碼設備讓工作變得不僅可以，甚至必須隨時隨地進行。還記得去年寧波的王姓孕婦嗎？因為沒有在10分鐘內回覆單位微信工作群的信息而被開除。

這種被工作支配的恐懼我們都熟悉，“它把每一個地點都變成一個工位，把每一段時間都變成工作時間，可移動性的自由變成一種可怕的強制，現代人不得不時刻工作。”

這種強制不止於工作，還浸透於各種人際關係之中。沉溺於互聯網又無法自拔的機會對每個人都平等，對大把閒散時光的學生更平等。

但悖謬的是，一方面我們被強制性地困進無處不在的社交、工作關係中，另一方面，新媒體和互聯網又在消除我們和他人之間的真實關聯。

在互聯網上，人與人之間的關聯變成一種點讚的關聯，點贊能維繫人際關係嗎？也能，但是這種關聯短暫又薄弱。想想看，微信通訊錄裡那麼多人，你敢隨心聯繫的有幾個？最後還不是孤獨和疏離。

比起外部枷鎖，自我枷鎖更可怕，它將以上模式積極化，並作為價值觀內化于越來越多人的頭腦中。

現代社會先告訴每一個人，“你是自由的”，然後讓每一個人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因而必須做自己，要不斷與自我賽跑，不停超越自身侷限，沒有休止點。在這個意義上，積極被變得絕對化，一切違背積極、違背高效的，都被打入“負能量”“喪”的冷宮。

正能量是什麼？雖然得時刻工作，但不要覺得自己是被剝削的，而是出於自覺、自願、自主、自動，要堅信“勞動創造幸福”“愛拼才會贏”，相信這不是在逃避健全的生活，而是積極實現自身的唯一途徑。

於是，不僅馬雲大談996是員工的福氣，越來越多的人也頭不回地扎進工作中，無法自拔。而一旦資本家和勞動者達成了共識，一起為996的正當與積極吶喊，剝削者和被壓迫者就實現了合體，於是“工作變成最高效的自我剝削，因為它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

同樣的邏輯，適用於被嵌入這個高速運轉的社會中的學生群體，對他們來說，積極指向了幾乎是唯一的社會上升途徑：考試。一切不利於考試的，要靠邊站。這套價值觀不僅作用於家長、學校，也作用於學生自身。

所以韓炳哲說，現代社會是一個“興奮劑社會”，現代人是一架架效能機器。

這和“喪”的關係是什麼？

在他看來，因為作為效能機器的現代人，必須是積極向上的，所以永遠在追逐理想化的積極自我，而真實的自我則被困在一個永遠無法達到的理想自我之中。在理想的自我面前，真實的自我是一個失敗者，淹沒在自怨自艾之中，不斷地進行自我攻擊、自我消耗，因此變得日益消沉疲憊。

分析至此，困在兩重枷鎖中不能自拔的人，看起來很像尼采口中只會勞作的“末人”，根本無力反抗命運。

尼采雖然沒有生活在此時，但他預言了這個時代。

他借查拉圖斯特拉之口說：“你們所有熱愛苦工的人，你們熱愛快速、新穎和陌生之物。你們無法承受自身，你們的辛勞是一種逃避，是意圖忘卻自我。如果你們更加相信人生，你們便不會拜倒在瞬間面前。然而你們的內在缺少足夠充實的內容去等待——甚至也不能偷懶。”

在尼采的預言裡，“末人”的怨恨將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情緒，虛無主義必將到來。而幻想自由的現代人，因為沒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人，最後只好躺下來。

“末人”的自救

尼采在肉體上是一個頹廢的人，他說：“36歲時我的生命降到了最低點——我還活著，但卻看不到離我三步遠的東西。”

他的視力非常差，不過這無妨於他的精神繁茂興旺。如果尼采還活著，或許會擔心，現代的“末人”，不得不躺下來的年輕人雖然身體健康，但在精神上已望不到三步遠。

可是，難道沉湎於“喪”的年輕人就沒有出路了嗎？

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時，我想起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和加拿大心理學家喬丹·彼得森，他們在今年4月舉行的《幸福：資本主義VS馬克思主義》的辯論，在當時引來了全世界的關注。

彼得森作為一個心理學家和臨床醫師，要面對並收治一個個活生生的“病人”，那些身陷頹喪、瀕臨崩潰的年輕人。他的治療經驗彙總為一本《人生十二法則》出版了，這本書很受歡迎，一度雄踞亞馬遜非虛構小說暢銷榜。

書中的建議也相當好操作，比如“挺起你的胸，背直起來”“把你自己當作一個‘需要幫助的人’來對待”“路上碰到一隻貓咪，要記得摸摸它”。

但這並不受到齊澤克的待見，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批評彼得森“治標不治本”：“他試圖重塑這些人，透過向他們灌輸一種基本的責任感來療愈他們。其過程類似於一個人告訴你他染上了毒癮，幾乎快要崩潰，而你只是告訴他你能行的，對方回答說我這個半死不活的樣子是沒法做事的，然後你讓他把下週的待辦事項寫在一張紙上……這種辦法太俗套了。他會讓你去吃頓大餐，這樣你就能找到出路，諸如此類……”

對於“末人”該怎麼辦？我猜齊澤克會說，要積極參與政治，改變產生“末人”的社會秩序。而彼得森可能會說，我們先不談社會變革，哪怕是“末人”也可以對自己負責，行動起來吧，先從改變自己開始，一味怨恨不解決問題。

對於一個希望有所行動、治療“喪”的個體來說，皮得森式療法當然是有用的。無論身處環境如何，每個人都無法逃避這個問題：他如何塑造自己，如何讓人生飽滿？

分享一項或許有用的研究。

哈佛大學醫學院麻省總醫院（MGH）精神科醫師羅伯特·瓦爾丁格教授曾參與一項“人生全程心理健康研究”。他的研究團隊在75年時間裡，跟蹤了724個人的一生，年復一年，瞭解他們的工作、家庭生活、健康狀況。

被調查者中，有哈佛的學生，也有貧民窟的小孩，這些年輕人長大成人，進入社會各個階層，成為了工人、律師、磚匠、醫生，還有一位成了美國總統。有人從社會最底層一路青雲直上，也有人恰相反，掉落雲端。

這項調查試圖找出，在人生中，是什麼讓人保持健康和幸福？結果不是財富、名望，或更加努力工作。瓦爾丁格教授說：“我們得到的最明確的結論是：良好的人際關係能讓人更加快樂和健康。而孤獨寂寞有害健康。”

這是一個不錯的啟發，走出喪，要從走出孤獨開始。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董可馨

排版 | GINNY

南風窗新媒體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