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建立大一統郡縣制度之後，這個制度反覆出現一個巨大的缺陷，就是汲取能力過度發達，很快就會超過社會的承受能力。
在秦代之後，幾乎中國每一王朝都宣稱要輕徭薄賦，減輕民眾負擔。但是事實上，幾乎每個王朝的後期，官員的橫徵暴斂都會導致農民揭竿而起。
這是為什麼呢？這當然主要是因為政府的收入不夠花，只能變著花樣加稅。那麼政府的收入為什麼不夠花呢？
第一個原因，是財政供養人員太多。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鮮明的規律，那就是每一個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數量比較精簡。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無不成倍增長。
比如唐代，初唐時釐定的京官定員只有640人。到了玄宗開元末期，京官人數達到2620人，外官人數則達到16185人。
明代也是這樣。世宗嘉靖年間（1522年~1566年），劉體健上疏指出，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天下文職官吏數目不過“五千四百八十員”，武職官數在國初也不過為28000員。“自憲宗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全文武官數蓋十餘萬。至武宗正德年間，文官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員，武官十萬。”
明代官員俸祿
第二個原因，隨著官僚系統人數的擴張而導致腐敗的加劇。
傳統時代的社會運轉機制是“權力決定一切”。傳統社會生產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在權力的直接支配之下進行的。在傳統社會，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力，就失去一切。
因此，每個王朝的中後期，腐敗無不迅速發展，甚至達到無孔不入的地步。由腐敗造成的民眾負擔加重，往往是官員俸祿的數倍、數十倍。而這種腐敗通常得不到有效治理，因為在腐敗導致王朝崩潰前，官僚集團是受益者，受損的只是老百姓而非政府。
腐敗使得稅收大量流失，發展到極端，到了王朝後期，有可能稅收最終到達中央的只有1/20，其他95%都流失在稅收過程當中，也就是說被各級官吏貪汙掉了。
貪官和珅
第三個原因，皇族給民眾造成的負擔。
官員人數增多、腐敗蔓延，只是導致財政負擔加重的一個原因，傳統社會還有其他既得利益群體，比如皇族，也給民眾造成了沉重的負擔。
大明弘治五年（1492年）年底，山西巡撫楊澄籌向皇帝彙報了一個消息：居住在山西的慶成王朱鍾鎰又一次刷新了生育紀錄，截至這一年的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人。
朱鍾鎰“生育冠軍”的稱號不久之後就被他的一位後代，也就是另一位慶成王所奪取。這位慶成王光兒子就多達100餘人，以致出現了這樣的尷尬場面：每次節慶家庭聚餐，同胞兄弟們見面，都要先由人介紹一番，否則彼此都不認識。這就是史書上所謂的“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
慶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長，僅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個縮影。
朱元璋建國之初，分封皇族於各地，不過49人。180多年後，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至19611人，增長了400倍。而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又增至8萬多人。這僅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級皇族數目，不包括數量更多的底層皇族。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孫已經繁衍到近100萬人之多。明代皇族人口增長率是全國平均人口增長率的10倍。
為什麼皇族人口增長如此之快呢？這是制度決定的。朱元璋為了讓他的子孫後代們充分享受幸福，特意規定皇族不能從事任何職業。每一個皇族後代都由國家養起來。由於不能從事任何社會職業，皇族們增加收入只有一個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每多生一個孩子，國家就按等級多發放一份俸祿。所謂“宗室年生十歲即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將軍，即得祿千石；生十將軍，即得祿萬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俸祿如此豐厚，刺激著各地皇族拼命娶妾，拼命生孩子。
皇族們的俸祿都來自百姓的稅收。從明代中期開始，各省的長官發現，他們全省的財政收入，已經不夠供養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比如山西省全省地方財政收入為152萬石，而山西王爺們每年消耗的俸祿是312萬石。河南年財政收入為84萬石，而需要供應給王爺的是192萬石。“借令全輸，已不足供祿米之半。”因此，這些皇族的存在，對百姓來說是不折不扣的災難。
“生育冠軍”朱鍾鎰的孩子們
第四個原因，皇帝的“多欲好動”，導致民眾負擔急劇上升
比如漢武帝在位53年間，共發動戰爭達26次之多。其中很多次戰爭毫不慎重，沒有必要。比如武帝后期在北方的軍事行動，經常在敵情不明、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盲目勞師遠征，深入絕域，帶有某種賭博色彩。所以後期戰爭，錢基本都是白花了。此外他還“篤信幽冥，有神必祭，大禮盛典，幾無虛歲”。
漢武帝
縱觀漢武一朝，花起錢來真是隨心所欲，非常瀟灑。這自然就大大加重了民眾的負擔。
綜上所述，雖然很多王朝開國都宣稱輕徭薄賦，但是不久都會變成沉重盤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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