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建立大一统郡县制度之后，这个制度反复出现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汲取能力过度发达，很快就会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
在秦代之后，几乎中国每一王朝都宣称要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但是事实上，几乎每个王朝的后期，官员的横征暴敛都会导致农民揭竿而起。
这是为什么呢？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政府的收入不够花，只能变着花样加税。那么政府的收入为什么不够花呢？
第一个原因，是财政供养人员太多。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不成倍增长。
比如唐代，初唐时厘定的京官定员只有640人。到了玄宗开元末期，京官人数达到2620人，外官人数则达到16185人。
明代也是这样。世宗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刘体健上疏指出，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天下文职官吏数目不过“五千四百八十员”，武职官数在国初也不过为28000员。“自宪宗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全文武官数盖十余万。至武宗正德年间，文官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员，武官十万。”
明代官员俸禄
第二个原因，随着官僚系统人数的扩张而导致腐败的加剧。
传统时代的社会运转机制是“权力决定一切”。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的。在传统社会，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就失去一切。
因此，每个王朝的中后期，腐败无不迅速发展，甚至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由腐败造成的民众负担加重，往往是官员俸禄的数倍、数十倍。而这种腐败通常得不到有效治理，因为在腐败导致王朝崩溃前，官僚集团是受益者，受损的只是老百姓而非政府。
腐败使得税收大量流失，发展到极端，到了王朝后期，有可能税收最终到达中央的只有1/20，其他95%都流失在税收过程当中，也就是说被各级官吏贪污掉了。
贪官和珅
第三个原因，皇族给民众造成的负担。
官员人数增多、腐败蔓延，只是导致财政负担加重的一个原因，传统社会还有其他既得利益群体，比如皇族，也给民众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大明弘治五年（1492年）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了一个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生育纪录，截至这一年的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人。
朱钟镒“生育冠军”的称号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后代，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夺取。这位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100余人，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尴尬场面：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
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皇族于各地，不过49人。180多年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至19611人，增长了400倍。而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又增至8万多人。这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100万人之多。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
为什么皇族人口增长如此之快呢？这是制度决定的。朱元璋为了让他的子孙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特意规定皇族不能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都由国家养起来。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皇族们增加收入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每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俸禄如此丰厚，刺激着各地皇族拼命娶妾，拼命生孩子。
皇族们的俸禄都来自百姓的税收。从明代中期开始，各省的长官发现，他们全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比如山西省全省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是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应给王爷的是192万石。“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因此，这些皇族的存在，对百姓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灾难。
“生育冠军”朱钟镒的孩子们
第四个原因，皇帝的“多欲好动”，导致民众负担急剧上升
比如汉武帝在位53年间，共发动战争达26次之多。其中很多次战争毫不慎重，没有必要。比如武帝后期在北方的军事行动，经常在敌情不明、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劳师远征，深入绝域，带有某种赌博色彩。所以后期战争，钱基本都是白花了。此外他还“笃信幽冥，有神必祭，大礼盛典，几无虚岁”。
汉武帝
纵观汉武一朝，花起钱来真是随心所欲，非常潇洒。这自然就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综上所述，虽然很多王朝开国都宣称轻徭薄赋，但是不久都会变成沉重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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