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大昌程卓伯侄二人南宋時都曾出守泉州；程大昌的《禹貢·山川地理圖》有泉郡刻本，程卓推動郡志的編纂，為地方文獻留下寶貴資料
《禹貢·山川地理圖》內有程大昌的自序。
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禹貢·山川地理圖》在泉州州學儀顧堂刊刻而成，這部曾獲孝宗帝大加讚賞的名著的撰、繪者為大名鼎鼎的儒臣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在泉州的刊刻發行，也使它成為世界上最早有確定刊印年代的第一部印刷地圖冊，在地學史上佔據重要地位。而程大昌及其侄子程卓在出知泉州時，同樣留有值得稱道的宦跡……
《演繁露》（又名《程氏演蕃露》）最早亦是刊刻於泉州，此為其內頁複印件
講學授徒 儒風浩蕩
休寧縣是中國古縣，為漢建縣之一，現今隸屬安徽省黃山市。該縣古時曾以舉業聞名於世，由宋嘉定十年（1217年）至清光緒六年（1880年），休寧共出了文武狀元19名，彪炳志乘。休寧程氏乃該地望族，其流衍可上溯至東晉新安太守程元譚。南宋時期，程氏家族更踴躍地投身於科舉仕宦的時代潮流，累世科第，顯宦輩出，其中有兩位傑出代表便是程大昌、程卓。
據文獻載，程大昌的祖父程士彥“尚志氣，富而仁”，十分重視家族子弟的教育，他“延禮名儒，訓迪弟子，士有來就學，皆館粲無倦，由其家塾而成名者甚眾”。大昌的父親程畎“通文史，能繼父志”，繼續興辦家塾，使得程氏儒學家風更加根深蒂固。程畎有六子，大昌為長子，其餘五子為淑昌、全昌、世昌、道昌和文昌。
程大昌生於宋宣和五年（1123年），天資聰穎，十歲即能寫文章。《新安文獻志》卷首《先賢事略上》載曰：“程文簡公大昌，字泰之，休寧會里人。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進士。”在中進士後，大昌出為浙東提點刑獄、江西轉運副使。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召為秘書少監。三年後，權刑部侍郎。而後累遷權吏部尚書。
程大昌以品德學問蜚聲士林，“為時儒宗”。早年他曾借返鄉探親之際在休寧修建西山書院，作為講學授徒的場所，當地不少學士皆拜入其門下，其中就包括自己弟弟世昌的兒子程卓。程卓少時在伯父大昌的悉心調教下，“潛心經術”，盡得精要，於淳熙十一年（1184年）試禮部第一，道光《晉江縣誌》載稱：“程卓，字從元，休寧人。淳熙中廷對首乙科（即試禮部第一）。”《宋詩紀事》載其：“歷官同知樞密院事，封新安郡侯，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諡正惠，有集。”程卓學術精湛，名聞一時，當他初登第而歸時，四方學子即不遠千里而來，執經席下，“師友淵源，特盛於江左”。可見，程大昌、程卓二人對於休寧地區文風盛行，是功不可沒的。
元妙觀為泉州古道觀之一，宋時元妙觀前有程卓為尚書楊炳所立的耆德坊。圖為今元妙觀內一隅。
考察地理 重繪圖冊
程大昌可以說是一位“通才”，既擅經學，又識地理考古，精通易學，對軍防邊備也頗有見地。《宋史·程大昌》載：“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易老通言》《考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大昌與泉州結緣還得從一套著述說起，那就是《禹貢·山川地理圖》。
《禹貢》是中國古代名著，屬於《尚書》中的一篇，其地理記載囊括了各地山川、地形、土壤、物產等情況。《禹貢》雖然託名為大禹所作，其實卻是戰國後的作品，撰著者不詳。《禹貢》借大禹治水、巡行天下的故事，用他走過的地方來講解地理，該書以地理為徑，分當時天下為九州，這九個州分別是：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和雍州。這是撰著者理想中的政治區劃。此外兼載山脈、河流、土壤、田地、物產、道路，以及各地的部落，無不詳加論列。
但是，到了南宋，程大昌在研究地理學並實地到各州考察的基礎上，對《禹貢》提出了質疑，認為其描述的山川地理位置有所偏差。為此，他著手編撰《禹貢·山川地理圖》，取前人舊說繪圖，從而辨證其誤，復繪新圖。如考辨三江，繪有“孔安國三江圖”“班固三江圖”“韋昭三江圖”，後有“今定三江圖”。對於水道改易，除在敘說中具述，還在圖中加以標註。程大昌編撰的《禹貢·山川地理圖》於淳熙四年（1177年）完成，原書五卷（含禹貢論二卷、山川地理圖二卷、後論一卷），書成之後上表進呈。孝宗帝趙眘見了此書喜出望外，大加讚賞，“稱其精博，詔付秘書庋藏，以垂後世”。地理圖的原稿被藏入皇宮館閣，導致民間無傳本，“天下學者欲見而不可得”，大眾沒有機會見識這一典籍的真面目。幸運的是，淳熙七年（1180年），程大昌以敷文閣學士身份出守泉州，為該書面世帶來了轉機。
萬安橋（亦稱洛陽橋）自古以來天下聞名，程大昌有詩詞吟詠該橋。
珍貴典籍 泉郡刊刻
程大昌淳熙七年出任泉州知州時，正好莆田人彭椿年在擔任提舉福建路市舶司一職，也居於泉州。程、彭二人有“同舍之舊”，老友相會泉州，自然格外高興。彭椿年早就聽聞程大昌有《禹貢·山川地理圖》，立即向他打聽該典籍的下落。程大昌如實相告，末了還透露自己留有副本。彭椿年興奮地一拍大腿：“咱們把它刊刻發行吧！”程大昌點頭如搗蒜：“行啊，行啊！”
在稟告皇帝獲得首肯後，宋淳熙八年（1181年），彭椿年指示泉州州學教授陳應行對《禹貢·山川地理圖》的全部五捲進行雕版刊刻。陳應行辦事也毫不含糊，馬上邀來泉郡名工，精心刻印此書。由於鐫刻精絕，書一出版，聲名鵲起，被稱為“紙墨精瑩，如初榻黃庭，光彩照人，洵為宋刻本中之傑作”。據文獻載，此書宋刻本每半頁12行，一行22字，白口，左右雙邊，框高19.1釐米，廣12.1釐米。版心下有龔遂、陳禾、葉志、張寸等刻工姓名。原圖共31幅，以青色為水，黃色為河，古今州道郡縣疆界皆畫以紅色，“舊說之末安今皆識之”者以雌黃線標出。泉州州學刊刻之時，儘管尚無套色工藝，但此書已是世界上最早有確定刊印年代的第一部印刷地圖冊。《文獻通考·經籍考》雲：“（《禹貢·山川地理圖》）圖三十一，淳熙四年詔付秘閣。舶使彭椿年刊於泉州學宮儀顧堂，三十一圖完具，誠可寶也。”《四庫全書總目》亦贊此書：“援據釐訂，實為博洽，今注《禹貢》者，終不能廢其書也。”
後世學者評論稱，儘管《禹貢·山川地理圖》的地圖非實測得來，圖中有許多方位、分率都不太準確，但已世所罕得。據悉，現今僅中國國家圖書館珍藏有宋泉州初刻原印本，是價值連城的絕代“孤本”。該書是研究地理學史的重要文獻，也是研究福建印刷史、科技史的珍貴實物資料。
宋淳熙八年（1181年），泉州州學還刊刻了程大昌的《演繁露》（又名《程氏演蕃露》）16卷、《續演繁露》6卷。
泉州的“母親山”清源山上摩崖石刻眾多，程卓曾請推官李方子纂《清源文集》。
守土愛民 入祀官祠
程大昌在泉州的任期僅有兩年，淳熙九年（1182年）即離開泉州遷知建寧府，後徙知明州。儘管在泉的任期不長，但程大昌卻頗有政聲。
道光《晉江縣誌》載曰：“淳熙七年，方行中外迭更之制，（程大昌）力請出外，遂知泉州，有惠政。江州賊沈師作亂，戍將蕭統領戰死，閩部大震。大昌趣統制裴師武討之，賊遂遁去。”南宋時，閩粵贛地區“山賊海寇”猖獗，這些盜寇中有不少人早年從事食鹽走私，聚而盜販，“捕之急則起而為盜賊”。程大昌在泉州剛上任時，恰遇“汀州賊”沈師之亂。沈師率賊軍初遊蕩於閩粵贛邊的山谷之中，後來潮州知州朱江組織剿伐，殺死及生擒其部下近百人。但這一次剿伐非但沒有撲滅賊軍，反而激怒了沈師，他旋即“攻潮圍汀”，閩廣震動。沈師圍汀州（今福建長汀）時，“官軍合閩廣之人不能捕”，戍將蕭統領還在此役戰死，泉州也面臨被賊軍攻打的危險。福建路轉運使見情況不妙，忙發文請泉州統制裴師武出兵討伐沈師。不料裴師武卻以未接到帥符為由，拒不發兵。
《宋史·程大昌傳》載：“汀州賊沈師作亂，戍將蕭統領與戰死，閩部大震。漕檄統制裴師武討之。師武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當是時，賊謀攻城，而先使諜者裹甲縱火為內應。會師武軍至，復得諜者，賊遂散去。”城池危在旦夕，將領卻還在糾結沒有得到令符。不難看出，大昌當時也是被裴師武的迂腐給氣樂了，沒辦法他只得親筆致信催促並安慰裴師武說:“事情很急，如果將帥責怪你，你可以拿我的信去給自己辯解。”展現了一位地方長官該有的擔當。當時，賊兵謀劃攻打汀州，先派遣間諜披上官兵鎧甲放火作為內應，正趕上師武的軍隊到來，抓住了間諜，於是賊兵散去。程大昌給師武的這封信，可以說是救了汀州百姓，同時也保全了泉州。
宋時，在泉州府治東邊有先賢祠。嘉定己卯(1219年)真德秀首知泉州時，以蔡襄、王十朋、程大昌、顏思魯、林枅“有教士愛民之德，修舊起廢之功”，準備將他們與其他15位名人一起奉祀於先賢祠。可惜，恰巧趕上真德秀調任，祠堂未能完工。南宋紹定年間，教授鄭璜更立新祠於文廟之東，增祀至23人，其中就包括了程大昌。
南宋紹定年間，泉州文廟之東有先賢祠，程大昌亦被奉於祠內。圖為今文廟內景。
為政簡靜 修輯郡志
在程大昌離開泉州後的第33年，他的侄子程卓也於嘉定八年（1215年）出知泉州。此前的嘉定四年（1211年），程卓曾以刑部員外郎的身份與忠州防禦使趙師巖一道出使金國。在途中，程卓將“山川道里及所見古蹟”都記載了下來，後來編撰成《使金錄》一卷。在整個出使過程中，程卓忠誠履職、不辱使命，回國後獲得朝廷賞封，名聲大振。
程卓在泉州上任後，乾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修輯郡志。據明萬曆《泉州府志》中收錄的一篇名宦黃鳳翔所撰序文稱：“吾郡志不知何昉，所可知者宋嘉定、淳祐。我朝嘉靖、隆慶各有志其書之行於世，隨古今為代謝，而一郡千秋故實如火之傳薪、車之接軌，亦以永續不磨……”這裡提及的嘉定泉州郡志，就是知州程卓所修。清道光《晉江縣誌·卷34》載：“（程卓）修輯郡志，請推官李方子纂《清源文集》，凡國史、家集與碑碣、楹壁，遍加搜採，勒為成書。”從這段描述不難看出，當時程卓委託李方子纂修的這部泉州郡志，取名為《清源文集》，該志書囊括了國史、家集、碑碣、楹壁等文獻資料及實物的信息。惜此志古已佚失。
程卓素來關心民間疾苦。他知泉州事時，發現泉州多地銀坑閉廢，當地民眾生計日蹙，於是主動向朝廷申請豁免供銀，緩解了銀坑工人的燃眉之急。泉州名儒傅伯成評價程卓稱：“期年政成，民以大和，詠謠四起。於是士祠公於學，商賈父老祠公於衢，緇黃之流祠公於梵剎。尚書楊公炳、侍郎李公諶，皆先朝耆德寓是邦，敬服公曰‘古君子’也。”道光《晉江縣誌》則稱程卓“為政簡靜不擾，士民安之”。泉州城內原有兩座牌坊是程卓所立，一為“耆德坊”，是郡守程卓為尚書楊炳立，故址在今元妙觀前；二為獻規坊，程卓為傅伯成立，原址在“鼎甲坊，南抵通淮門街”處。此二坊早年已廢。
程大昌、程卓伯侄在離任泉州之後，皆被奉祀於祠。由於詩集大量佚失，程大昌、程卓的詩詞存世較少。但在現有詩詞文獻中，筆者發現有一篇程大昌的《水調歌頭（上巳日領客往洛陽橋）》，正是他帶著客人遊賞泉州洛陽橋時所作。詩曰：“坐上羽觴釂，水際洧衣褰。適茲勝賞，風輕雲薄有情天。不用船舷悲唱，真俯闌干小海，樂事可忘年。莫向歌珠裡，卻嘆鬢霜鮮。送朝潮，迎夕汐，思茫然。知他禊飲，此地過了幾千千。既有相催春夏，自解轉成今古，誰後更誰前。堪笑興懷客，不似詠歸川。”
回首歷史的深處，休寧“二程”留於泉州的斑駁印跡，不也頗有詩中所云“風輕雲薄有情天”的味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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