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博洲 1960年生於臺灣苗栗，1983年開始創作小說，1987年加入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報告文學隊伍，從此展開迄今仍在進行的臺灣民眾史調查、研究與寫作。出版有《臺共黨人的悲歌》《尋找祖國三千里》《幌馬車之歌》等二十餘部相關著作。現任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主席。
《幌馬車之歌》（增訂版）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年3月
本書在尋訪倖存者及其親友並蒐集查閱大量文獻檔案的基礎上，以報告文學的形式，描繪了客家籍臺灣革命青年鍾浩東短暫而熾熱的一生。
《尋找祖國三千里》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8年5月
關於臺灣青年思慕祖國大陸，輾轉回國參加抗日或地下黨，戰後卻倒在白色恐怖的槍口下的一部報告文學作品。
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劇照。
1988年9月，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發表於臺灣《人間》雜誌。那一年，藍博洲28歲。這部三萬字的報告文學作品，根據不同歷史人物的口述，結合歷史材料剪裁編織而成，記錄了臺灣客家籍青年鍾浩東和妻子蔣碧玉（蔣渭水之女）跨越海峽，九死一生奔赴中國大陸抗日，抗戰勝利後回到臺灣投身教育事業，任基隆中學校長，從事地下工作，最終於1950年“白色恐怖”中被槍決的真實歷史。
《幌馬車之歌》將一段被政治話語湮沒的臺灣民眾史呈現在讀者面前，一經發表，便在臺灣引發轟動。導演侯孝賢讀過後感慨“真的是先驅”，翌年以《幌馬車之歌》的主角鍾浩東為原型，創作並拍攝了《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1995年，侯孝賢又以《幌馬車之歌》為題材，重新處理了壓縮在《悲情城市》故事結局裡的時空，拍攝了《好男好女》，獲當年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提名。
30年來，藍博洲致力於挖掘上世紀50年代臺灣“白色恐怖”時期被塵封的歷史，就像意外陷入一方泥潭，“我被歷史選擇去書寫、去記錄，不曉得這是幸還是不幸”；又如同開啟了一片新天地，透過個體的命運軌跡，挖掘整個臺灣社會在戰後經歷的創傷和哀痛、遺忘和記憶。
文學之路開啟
重新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
1960年，藍博洲出生於臺灣中北部的一個叫苗栗的客家小鎮，父親是工人，母親是地地道道的農民，不識字。家中九個孩子，藍博洲排行第八。因為家境貧寒，家裡除了上學用的教科書之外沒有一本書，有限的幾本教科書也是從姐姐傳給弟弟，再傳給藍博洲。
1975年，因為調皮搗蛋而失學在家的藍博洲，做過綁鐵條的建築鐵工、聖誕節燈飾工廠的工人，送過報紙，更多閒散時間則是和幾個準備重讀的同學在街頭晃盪，“覺得自己的人生像小鎮裡面的垃圾紙屑，山風一吹就隨風飄動，可是你也不曉得怎麼辦”。就在這時，閒極無聊的藍博洲從家中翻出了一本封面已脫落、書頁發黃的言情小說——《北極風情畫》。
捧著這本做女工的姐姐留下的書，藍博洲爬上後山，躺在日本神社的供桌上，在秋天的山風中讀完了。書中傳奇愛情故事讓他神迷，從此，他愛上了文字。文學向少年藍博洲勾畫出一個諱莫如深的世界，“整天在找人生的解答，可是人終究難免一死，沒辦法解答，就不斷看小說”。三年時間，他留在鄉下的高中，每天書包裡背一本小說、一份便當，如此進入了大學。
1979年夏秋之交，藍博洲到臺北讀大學。大學期間，任文學社社長的他組織邀請楊逵、陳映真等日據以來的臺灣鄉土文學作家來校演講，以文學為窗口，接觸到一段不為人所知的臺灣近現代史。8年後，藍博洲到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從事報告文學的工作，做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關於臺灣民眾史的採訪”。
咬住歷史不鬆口
從《美好的世紀》到《幌馬車之歌》
藍博洲第一次真正意義的臺灣民眾史採訪，其實先於廣為人知的《幌馬車之歌》。他在《人間》雜誌工作時，偶然間聽說了一位臺灣醫生郭琇琮的傳奇人生。出身臺北望族的郭琇琮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因成立反日學生組織被捕判刑，1950年11月慘遭殺害。通過“白色恐怖”時期被捕的“政治犯”林書揚，藍博洲找到了郭琇琮的遺孀，通過採訪得知在郭琇琮被槍決前，曾偷偷傳遞信息給妻子，說如果她能活下來，一定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故事的題目都想好了，就叫《美好的世紀》。
老人說到郭琇琮的遺言：“……請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撒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藍博洲被“徹底征服”了，這段採訪也改寫了他的人生軌跡。“之前找不到出路的困惑不見了，我確定了安身立命之所。”藍博洲當下決定，他的人生將不再做別的事，就把像郭琇琮這樣的臺灣人的生命故事一個個挖出來，講給更多的人聽。
藍博洲替生命終止於32歲的郭琇琮完成了遺願，《美好的世紀——尋找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發表。至此，藍博洲一頭扎進上世紀50年代的臺灣歷史現場，將那些戛然而止的年輕生命的軌跡復原。《臺共黨人的悲歌》中在黑暗歷史時期仍懷有信仰的張志忠夫婦；《尋找祖國三千里》中不惜放棄學業，隻身穿越朝鮮半島，過鴨綠江，進入東北、華北淪陷區，最後抵達重慶只為參軍抗日的吳思漢，一個個熱血青年的短暫一生在他筆下復活，他急於去採訪、調查、出入檔案館，對著字跡模糊的史料苦讀。
“我要和時間賽跑，因為我知道，再過一段時間，等這些人都不在了，就沒人去講這段故事了。”從第一次偶然得知鍾理和的兄弟鍾浩東這個名字，《幌馬車之歌》先後修訂三版，從三萬字擴充到六萬字，再到今天的九萬字。歷史調查、口述史採集工作沒有盡頭。從前沒人敢講的事，現在出來講，他要記下來；以前查不到的檔案材料，因為檔案館重新開放，要去修正訂補，“看不到也就算了，既然看到了，作為一個寫作者，你有責任去看，去了解”。
“尋找鍾浩東”之旅並沒有因為《幌馬車之歌》的發表停止，藍博洲穿越海峽，繼續踏訪廣東惠陽、梅縣、蕉嶺、韶關、南雄、始興、羅浮山區，以及桂林、北京等地，繼續現場核實和史料採集工作。
安身立命的寄託
從被遺忘的個體中打撈一個時代
15歲起就想做小說家的理想慢慢被另外的現實所取代。30年來，藍博洲從沒停下來過。儘管《幌馬車之歌》為他贏得了文壇的聲譽，但他從不認為那是獨屬於他自己的作品：“這不是我個人的創作，這是歷史的真實。”
他清楚，“自己的身份和立場不過是一個客觀記錄歷史的人而已”，就像面對各式食材的廚師，除了盡力發揮食物本身的特長和香氣外，他沒有資格去過多評說和批判。他選擇退到後面去。“我是偶然碰到這段歷史的，好像是我被歷史選擇去書寫、去記錄，不曉得這是幸還是不幸。”但更深刻的原因是，歷史人物本身和一個個人物背後的理想主義，在無形之中召喚著他，讓他找到“安身立命的寄託”。
“我不是為了成為作家而寫，我想寫也是因為我在閱讀過程中，曾經從別的作家的作品裡得到一種安慰，一種力量。我也希望我的作品可以給讀者一種安慰和力量。”藍博洲知道很多人曾質疑他的寫作，認為每個故事都大同小異：“既然每個人在1950年都會死，還有什麼好說的呢？”也有人質疑他推崇英雄主義，只寫英雄不寫凡人，只寫精英不寫大眾，只寫革命者不寫背叛者。藍博洲說，每個人都會死，沒有錯，不同的是中間的過程，而他只想從一個個被歷史遺忘的個體中打撈起一個時代。
正如他所說：“歷史的真相雖然不一定能完全還原，但是，基於歷史不能任其失落的認識，我們就得要時時去拾回，並且通過寫作，把被淹沒的挖掘出來，把被扭曲顛倒的倒正過來，共同克服民族分裂的歷史悲劇帶給人們的痛苦。”就這樣，為了找回那些失落的理想主義，藍博洲在“尋訪被湮沒的臺灣史與臺灣人”的寂寞之路上，一路走下去，腳步不停。
採寫/新京報記者 張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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