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後，中日戰爭戰局已定，日軍佔據明顯優勢，清軍無力迴天。
在甲午戰爭敗局已定的情況下，之前一味主戰的清流派官員仍在繼續鼓譟，並亂出昏招，胡言亂語。
如御史安維峻即冒死上折，其中公開指責慈禧太后“既歸政我皇上矣，若猶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乎？”
此折既出，一時朝野震驚。
事後，因病未入朝的恭親王奕對同儕大為不滿，說：“這等奏摺，歸檔了事。何必理他？諸公是否欲成此人之名？！”
最終，安維峻被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而同黨士人爭送之，甚至有傳說稱“大刀王五”也為之護送前行的！
然而，世後只有評價公道者，如臺灣史家高陽即在《翁同龢傳》中譏評說：安維峻沽直買名，竟竊得大名而去！
高陽稱安維峻為“竊名”，可謂一針見血，大意也基本如此。而事實上，其實不止是安維峻如此，其他清流黨也是如此。
這種遺風，說白了就是明末的東林黨人遺傳所致。而明朝的覆滅，那些嘴炮東林黨人豈能無咎乎？
甲午戰敗後，李鴻章不願單獨承擔議和罵名而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日本，但遭到後者的堅決拒絕，其理由是：
“若餘曾辦過洋務，此行必不辭。今以生手辦重事，胡可哉？”
翁同龢的回覆可謂冠冕堂皇，亦可見其小人心智。戊戌年中，被罷回籍的翁同龢被追加處罰時，其中既有“用心險詐”一評價，這也算符合事實，不算汙衊。
更有甚者，在《馬關條約》簽訂後，帝黨清流們仍做慷慨陳詞，其交章諫劾，認為簽約“剜肉補瘡，飲鴆止渴”而要求拒和毀約，遷都再戰。
誠然，這些高談闊論雖貌似有理，但清流們對其中的風險性和不確定性卻完全不加考慮。事實上，如遷都再戰，清廷未必不崩潰，而中國無非更早的進入內亂而已。
赫德曾說，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根本無正義可言，正義完全在中國一邊。但單靠正義不足以成事，正如一根筷子不能吃飯，正義還需要第二根筷子——實力。
可惜的是，中國人以為自己有充分的正義並希望以此來制服日本的鐵拳，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清末義士唐才常也說，清流黨人“無論曲直強弱，勝負存亡，但一不主戰，天下共罪之。”
從這一層面上說，帝黨清流們不是考慮敵我雙方力量對比而是激於大義、按道德信條來決定是否戰爭，這無疑是一種清談誤國。
如辜鴻銘在《清流傳》中說的，“好大言，原是書生本色。蓋當時清流黨群彥之不滿意於李文忠（鴻章），猶如漢賈生之不滿意於絳候輩也”。
據說，恭親王奕臨死前，光緒帝曾親往探視。當問起“朝中人物，誰可大用”時，老皇叔堅決不提翁同龢。
光緒皇帝等不及，就問：“如今戶部尚書翁同龢如何？”
恭親王聽說後，其掙扎著起身，大聲道：“是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也！”
試想，恭親王老於世故，閱人無數，如此反應，似不無道理。
戊戌變法前，翁同龢被罷回籍，其臨終前也曾自詠一首：“六十年中事，傷心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
想必，翁師傅對後人之譏評早有預知矣。
這怪不得別人，而只能怪他自己。師傅如此，弟子亦如是，即所謂攪屎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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