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網龍巖12月9日訊（通訊員 洪武子 李杭英 黃思琪 文/圖）從1929年毛澤東和鄧子恢在古田蘇家坡的“洞前對”，再到1945年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的“窯洞對”，前者對話“什麼是領導”，形象闡明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後者對話“如何改變歷史週期率”，深刻闡明瞭人民監督、人民民主的意義。這兩次對話，共同體現了這個政黨和人民的血肉關係，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不變的人民立場、人民初心。
兩個革命聖地兩個“坡”
在中國革命史上，有兩個革命聖地很出名，一個是召開古田會議、點燃革命星火的閩西古田，一個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央在農村的最後一站西柏坡。很巧的是，古田也有一個以“坡”為名的紅色小山村——蘇家坡，古田會議前這裡不僅是閩西特委所在地，還是偉人毛澤東在閩西療養、辦學的一個據點。這兩個以“坡”命名的革命之地，承載著偉人毛澤東和中國革命一段永恆的記憶，從1929年福建上杭縣古田的蘇家坡，再到1949年河北平山縣的西柏坡，中國革命如同偉人毛澤東在古田寫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樣，繞了大半個中國，從東南到了西北，再從西北進入北京，實現了星火燎原。
那一年毛委員來到蘇家坡
古田鎮的蘇家坡村群山環抱，幾十座農舍錯落山間，一彎清澈的溪水潺潺流遠。村子中央那座土木結構的客家建築尤為起眼，那就是“樹槐堂”。樹槐堂建於明末，相傳是參加過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軍的蘇家坡人雷迸坤回家隱居時所建。
1929年7月中共閩西“一大”後，至1930年3月閩西蘇維埃政府成立，閩西黨組織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共閩西特委就設在“樹槐堂”。1929年10月，毛澤東化名為楊先生（楊子任）隨同特委機關來到蘇家坡，居住在樹槐堂。當時身患瘧疾的他一邊養病，一邊代表紅四軍前委指導閩西特委工作，在這裡工作和生活了40多天。
蘇家坡曾流傳著這樣一段歌謠，“蘇家坡窮山窩，地瘦人窮石頭多；三餐稀粥地瓜飯，出門三步就爬坡。難見騎馬扛過橋，世代無個讀書哥”。毛澤東瞭解到蘇家坡人民世世代代都是文盲，且沒有錢請老師後，便謀劃起創辦學校，讓孩子們上學讀書。他將此想法與特委書記鄧子恢交談後，決定將“樹槐堂”的後廳作為課堂，招收農民子女入學。很快，“蘇家坡平民小學”就辦起來了。小學創辦後，毛澤東還特地為孩子們上了生動形象的第一堂課，併發給孩子們每人一支“公雞牌”鉛筆，鼓勵他們為革命努力學好文化知識。
毛澤東切合當地實際，經常深入農村開展調查研究，與當地百姓拉家常，關心群眾生活，瞭解群眾困難。召開各種調查會、座談會，切實解決群眾的“心頭事”。
有一天清晨，毛澤東經過老貧農雷選如家，和他攀談了起來。毛澤東問，“老鄉，蘇維埃政府的工作還有哪些做得不夠？”雷選如起初還有些許顧慮，不敢輕易開口，經過毛澤東的開導，還是敞開心扉，說道：“我們這人多田少，收到稻穀只夠半年，一些糧食販子在收穫季節，趁谷價便宜就大量囤積。等到來年青黃不接時，高價賣出讓我們吃貴米。而大部分人家沒錢買米，就將還未成熟的即將收成的稻子賤價賣給他們，我們叫做‘賣青苗’。年年如此，家家一般，窮人都餓肚皮。要是蘇維埃政府能管管這事，定個章程來就好了”。毛澤東回去後便與特委同志分析情況，提出解決辦法，在各區成立糧食調劑局，平抑糧價，安定民心，解決貧困農民的吃飯問題。
時間久了，毛澤東幫助蘇家坡人民解決的一件件事，老百姓都記在心裡，他們也深切的感受到特委、蘇維埃幹部心裡裝著老百姓，能幫助大家解決實際問題。如此一來，相互的情義也越來越深厚。
圳背巖洞前的歷史對話
在蘇家坡期間，毛澤東經常到“樹槐堂”右側小山上的圳背巖洞思考問題。這是一個天然巖洞。洞口四周被野草、樹木所掩蓋，只通了一條羊腸小道，洞口有一塊廳堂寬的空地，毛澤東很喜歡這裡，經常到這裡學習、休息。
有一天傍晚，毛澤東和鄧子恢來到曲徑通幽的圳背巖洞前散步。毛澤東問鄧子恢，“你認為領導者的任務是什麼？”鄧子恢一時回答不上來。毛澤東耐心地說：“依我看，領導者不應有什麼特殊性，領導者的任務就是當群眾的‘傳達員’”。接著說道：“當好傳達員也不容易，必須把大多數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及時地反映到黨和政權機關裡去，然後加以總結、分析，作出相應的決定，並將決定傳達到群眾中貫徹執行。”
毛澤東這幾句話言簡意賅，鄧子恢聽了不禁點頭稱好。雖然是幾句很簡單的話，但是鄧子恢深刻明白這幾句話的份量。這裡面體現的正是後來我黨始逐漸形成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在中共閩西特委會議上，鄧子恢特意把這次與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傳達給大家，要求大家在實際工作中按照這一思想努力實踐自己的使命。特委將這一精神以《特委通告第十四號》的文件形式迅速下發到閩西各縣黨政部門，要求“政府工作人員應有很好分工，各明責任，各級應儘量裁汰冗員，節省開支，辦事要敏速，防止官僚習氣之發展”，要求“各級政府工作應針對群眾要求，為群眾解除痛苦”，進一步養成群眾路線和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這種工作作風體現了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切實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此後，1929年9月，中共中央給紅四軍的指示信“九月來信”中，比較明確提出了“群眾路線”的概念，專門用了“紅軍與群眾”一節的篇幅，論述了黨和群眾的關係問題，並且強調，“關於籌款工作，亦要經過群眾路線，不要由紅軍單獨去幹。”“沒收地主豪紳財產是紅軍給養的主要來源，但一定要經過群眾路線”，“對於需用品可漸次做到由群眾路線去找出路”。
九月來信
同年12月，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古田曙光小學勝利召開。會上通過了由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等多項決議案。決議明確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任務，並指出“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並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開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且“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後，再經過群眾路線去執行。”這是毛澤東在深入群眾的基礎上對群眾的正確意見和觀點做出的科學總結，為黨的群眾路線形成完備的科學理論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如果說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是人民監督、人民民主的開篇之作的話，那麼毛澤東與鄧子恢在古田蘇家坡的“洞前對”，可以說是堅持群眾路線的重要開端了。斗轉星移，如今90年過去了，但是我們仍能在蘇家坡“主席洞”（當地人以毛主席命名了圳背巖洞），找回共產黨人的“初心”。無論是蘇家坡“洞前對”，還是《古田會議決議》，歷史告訴我們，共產黨來自於人民，為人民而生，為人民而興。只有矢志不渝地密切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生活、時刻把群眾的冷暖放在心頭，才能贏得了廣大群眾真誠愛戴和衷心擁護，才能共同構築中國革命堅不可摧的“銅牆鐵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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