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副省級官員，仇和的落馬在這場反腐風暴裡本不算顯眼。但作為一名曾經的明星官員，他又賺足了眼球。雖然是在雲南任上被查，但讓仇和真正出名的，是他在江蘇的那段日子。環球人物記者曾深入江蘇鹽城、宿遷，探訪仇和成長和升遷軌跡。
困難戶中的困難戶
從江蘇鹽城市區到濱海縣，要走60多公里。從濱海縣城到五汛鎮，要走30多公里。從五汛鎮再到張圩（音同圍）村，又要走10多公里。仇和人生的前20年，就是在這裡度過的。
我還記得，2011年12月去五汛鎮採訪時，這裡一家小吃店的老闆說，這裡“沒有不認識他的”，接著又警惕地問我：“你們是要寫他好還是寫他壞啊？寫他壞可不行，我們這好不容易出一個名人，不能寫壞了。”如今看到仇和落馬的新聞，不知這位老闆和鎮上的居民都作何感想。
從五汛鎮開車到張圩村，路不難走。仇和家的老宅子還在那裡，已經無人居住，由鄰居幫忙看管著。村民們告訴我：過去村裡一直是土路，直到前幾年才鋪成水泥路。仇和的家並不在村裡的主幹道上，按說是不應該給鋪的。但想到仇和已經當了大官，村裡就把他家到主幹道的路也鋪成了水泥的。
“仇”姓在全國很少見，但在鹽城市卻是個大姓，路上隨便找個人問問，他一定有幾個姓仇的同學或同事。在網上還能查到鹽城仇姓的字輩排序：“念加錦高玉廣明。”不過，仇和的名字並沒有按照這個字輩排序，因為他們家實在是太窮了。仇和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仇和1957年1月出生，家中排行老四，上面是三個姐姐，童年遇上了“三年自然災害”。據當地人回憶，“當時誰家要是有3、4個孩子，肯定都餓得揭不開鍋”，可仇和的父母卻生了9個，可謂困難戶中的困難戶。
仇和能讀書，是犧牲了三個姐姐上學的機會換來的。小學畢業後，他考上了鎮上的五汛中學，在那裡上了初中和高中。在五汛中學的校史陳列館裡，我看到一個名為“桃李馥郁”的板塊，專門介紹優秀校友。第一張大照片就是仇和。
仇和1971年入學，當時正值“文革”時期。在五汛中學的校史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十年浩劫中，壓倒一切的階級鬥爭，在教書育人的五中校園裡流下了累累創傷……在動盪曲折的‘文革’中，五中人沒有因此而消沉……一批批優秀的學子脫穎而出，後來在社會各界成為傑出的人才：仇和……等校友便是其中的代表。”
仇和的舅舅陳乃躍曾在五汛中學當美術老師，我去的時候他仍然住在中學旁邊低矮破舊的平房裡。在他的眼中，仇和是個好學生，有時候也是個“刺頭”：“他那個時候身上就有很強的政治性，遇到什麼不平之事都敢出頭，甚至直接去找校長理論。”
1975年，仇和高中畢業，但國家還沒有恢復高考。仇和的叔叔當時是村長，便安排他在生產隊工作。仇和先後當過生產隊計工員、副隊長、隊長、村團支書。1977年底，高考恢復了，仇和馬上報名參加。1978年2月，仇和開始在南京農學院（今南京農業大學）植物保護學系植物保護專業學習。
1982年1月畢業後，仇和進入江蘇省農業科學研究院工作，後擔任該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1990年9月，他進入江蘇省科委，後成為農村科技處處長。1995年，他參加江蘇省首期高級管理人才經濟研究班，赴美國馬里蘭大學學習了近一年。1996年7月，仇和成為了江蘇省宿遷市籌建領導小組成員，開始為宿遷建市做準備。兩個月後宿遷市建立，他擔任副市長，開始了他最富爭議的10年。
宿遷10年
在宿遷市中心，最醒目的當屬那座“霸王舉鼎”雕像。這裡有一條項王路，還有一條楚街。種種這些都在告訴人們：雖然建市只有15年，但宿遷絕不缺少歷史底蘊——這裡是“西楚霸王”項羽的故鄉。
1996年12月，宿遷市剛剛成立不久，時任宿遷市副市長的仇和被派到轄下的沭陽縣兼任縣委書記。當時宿遷下轄沭陽、泗陽、泗洪三縣，數沭陽最窮。蘇北號稱江蘇的“經濟窪地”，新成立的宿遷則是“窪地中的窪地”，沭陽的經濟地位可想而知。在沭陽當過縣令的清朝文學家袁枚為《沭陽縣誌》作過序，第一句便是“沭陽民好訴訟，性懶惰，思賭博，好爭鬥”，這樣的性格一直保留到了現代。沭陽人喜歡上訪，動不動就將官司打到省裡和北京，一位在國務院信訪辦工作的沭陽人甚至感慨“我家鄉的土特產就是告狀信”。
仇和在沭陽的政績中最值得寫入歷史的，是1997年試行的幹部任前公示制，這一做法得到了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的長篇批示。現在，幹部公示制已被寫進《幹部任免條例》，在全國推廣。
沭陽百姓對仇和的政績評價最高的，是修通了縣裡的路。而對他的爭議記得最清的，是拆遷。“仇和望一望，拆到南關蕩，仇和手一揮，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別哭，沒拆你別笑，那是仇和沒看到”……現在，人們還沒忘記這些順口溜。當時很多拆遷戶意見很大，愛上訪的沭陽人又寫起了告狀信，但都被市裡安撫下來了。
仇和在沭陽另一個備受爭議的做法，是讓政府官員和教師背上了招商引資的任務。這在當時引得怨聲載道，不少教師因為壓力大而辭職。
曾有媒體報道過，一位中年婦女翻越護欄過馬路，仇和剛好經過，讓司機掉過車頭追趕，婦女嚇得撒腿就跑，結果一直追得這位婦女躲進了廁所。仇和打電話叫來領導班子成員中的一位女同志：“叫她出來，我就是要讓她印象深刻，以後不要再翻護欄。”
不過我在採訪時，聽到了這個故事的另一個版本：有一次仇和看到一個人違規翻越欄杆，便叫這個人來回翻了幾十次，自己站在旁邊看。
2000年12月，仇和離開沭陽，回到宿遷擔任市委副書記、副市長。2001年2月任市長，8月又升任市委書記。直到2006年1月調到省裡，他在這裡幹了5年多時間。仇和在宿遷最富爭議的一項舉措，就是賣掉了醫院、學校、幼兒園。據媒體報道，他曾說過一句話讓全國譁然：“宿遷515萬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變現的資源或資產，都可以進入市場交易。”
泗洪縣幼兒園的老師們，在市委門前靜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將出售的幼兒園收回公辦，就罷課”；沭陽縣中醫院數百位職工用大鐵鎖，將門診部大樓鎖了3天，“不答應改回公辦，就到北京去上訪”；2003年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一個半月時間，被很多官員視為“政治殺傷力極大”的《焦點訪談》，三次質疑宿遷教改醫改……
但仇和並沒有停下。有媒體報道，他說過這樣一句話：“我不辦窮人醫院、窮人學校。政府包辦的後果，事實上窮人受損、富人得益、官僚得利，這種情況，其實只有讓市場來發揮功能，政府的作用應該是直接給窮人發補貼。”
仇和迎難而上的背後，還有來自高層的支持。2003年召開的江蘇省委十屆五次全會決議中明確寫著“允許和扶持宿遷市在不違反國家政策法規的前提下，採取更靈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發展的新路子”。
2007年底，仇和調任雲南，出任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一職。從此開始了他在雲南的爭議執政路。
我在採訪結束後離開宿遷時，曾在稿子裡寫：“項羽的命運是悲劇的，但仇和的命運不是。”現在看來，我的結論似乎為時尚早。（記者 孫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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