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財經國家週刊》記者王亭亭
兩次評級遭下調，主因均為核心指標突破監管紅線。
貴陽農商行再次因評級下調受到關注。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誠信國際”）近期發佈了對貴陽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貴陽農商行”）二級資本債券跟蹤評級報告，將該行的主體信用等級由AA-下調為A+，評級展望為穩定；並將其2015年7億元、2016年5億元二級資本債券的信用等級由A+下調為A。
2016年11月中誠信國際也曾將貴陽農商行的評級展望由穩定調整為負面。兩次評級遭下調，主因均為核心指標突破監管紅線。2016年末至2017年末，貴陽農商行的不良貸款率由4.13%劇增至19.54%，資本充足率由11.77%降至0.91%，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由161.25%驟降至34.15%。
貴陽農商行是貴州省的第一家股份制農商行，由原貴陽市雲巖、南明、小河、白雲四城區農村信用社（合行）合併成立，2011年底正式掛牌，註冊資本為18億元人民幣。
諸多專家評價，銀行業已經有近20年沒有出現過這麼糟糕的數據。 但貴行農商行並不是今年惟一一家遭遇評價下調的農商行。此前還有山東五蓮農商行、山東廣饒農商行、山東鄒平農商行的信用等級被下調，青島農商行、瑞豐銀行和山東壽光農商行被監管層或第三方機構“點名”，核心指標踩線的還有貴州烏當農商行。
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銀行研究中心主任曾剛認為，個案不能與行業現狀劃等號。貴陽農商行不具有行業代表性，其資產質量極差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包括較大的歷史包袱、管理層動盪、股權結構分散、經營區域受限和地方政府幹預等內外部因素。但對個案的分析有利於防止區域性風險的傳導。
內在病因
中國銀行業協會行業發展研究委員會副主任董希淼說，農商行有歷史包袱，其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尤其在經濟下行期，並且受當地經濟結構的影響，客戶群體也相對特殊。
以貴陽農商行為例，首先其歷史遺留問題較多。
“受限於改制前的資產狀況及業務結構，貴陽農商行的業務基礎略顯薄弱，難以在短期內有大幅改善。”有分析師說，加之管理架構不夠合理也不夠成熟，缺乏嚴謹的制度約束，容易積累風險。
貴陽農商行雖已構建“三會一層”的管理架構，但實際上形式重於實質——“改成‘四不像’了。”一西部地區城商行行長對記者表示，“權責歸屬不明確。”
其次，管理層不穩定。
2016年9月，貴陽農商行原董事長索美英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和公職，新董事長上任後，存量的問題貸款風險集中暴露。當年年末該行的逾期貸款率同比上升近15個百分點。
管理人員頻繁流動也是一大問題。前述城商行行長透露，由於缺乏上升通道，農商行管理人員的積極性普遍不高，通常在一家農商行工作3-5年就會轉去另一家。
第三，股權結構較為分散且自然人股東佔相當大比重。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管理、決策的效率。
根據銀保監會網站信息，截至2017年9月29日，貴陽農商行有股東13234戶，其中法人股東為145戶，貢獻了註冊資本的73.47%。其中持股5%以上的股東3戶，分別為貴陽金陽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貴州省金融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貴州輪胎股份有限公司，佔註冊資本的比例分別為10%、10%和8.82%。註冊資本剩下的26.53%全部來自自然人股東，多達13089戶。
“加強商業銀行的股東資質管理非常關鍵。”董希淼說。股東數量是一方面，明確股東的權益邊界更為重要。部分地區農商行特定股東過於強勢，某種程度上干擾整體經營。例如有些民營企業股東在農商行中佔股較高且往往以財務投資為主，因此更追求短期利益。“這些股東無視銀行的經營、資產狀況，只盯著分紅，給農商行造成很大壓力。”
客觀原因
外部因素亦不容忽視。首先，由於經營區域相對較小，貸款行業相對集中，這加劇了農商行的風控難度。
截至2017年末，貴行農商行超過26%的貸款都給了房地產業和建築業，近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對這兩個行業影響較大。
平安銀行東營分行行長宗繼科說，農商行的成立初衷是服務農戶及小微企業，但一批農商行的大客戶多為當地大中型企業，經濟下行期間難免受到宏觀環境的影響，進而影響資產質量。
不良率的驟增與農商行自身規模偏小也有關係。“資產規模這一‘分母’較小，不良率自然會被放大。”一位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說。
截至2017年末，貴陽農商行的資產規模為718億元，而山東鄒平農商和和河南修武農商行的資產規模分別為192億元和70億元，後兩者近期也因不良率高企而備受關注。
其次，有些地方政府的干預過多，也影響農商行經營治理。
“國內農商行普遍面臨這個問題。”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研究員董毅智說，一些地方政府對當地農商行的放款原則、口徑的行政干預較強，在治理機制上也有一定話語權。“有些農商行被動承載了過多超出金融屬性的責任。”
此外，一些農商行雖隸屬於省農信聯社，但公司治理不僅需要當地銀監局核准，往往還要徵求地方政府意見，多頭監管較為嚴重。
如何脫困
董希淼認為，前述因素和數據並不意味著農商行資產的普遍惡化，更多是不良和信用風險從隱性轉為顯性，農商行的資產質量更透明。“這並不是新增的風險，而是存量風險的暴露。”前述城商行行長也如是表示。
針對貴陽農商行等不樂觀的現狀，受訪人士給出諸多建議。
第一，對農商行存量風險資產進行清收，清理資產負債表，同時儘快補充資本金。除傳統處理方式外，銀行應多方借力，最大程度收回不良資產。
第二，嘗試推進農商行之間的兼併重組，構建長效機制。
宗繼科建議，應讓經驗豐富的股份制銀行、城商行或大型農商行重組經營困難的農商行。
在董希淼看來，中銀富登村鎮銀行的模式可為農商行所借鑑。去年，國家開發銀行掛牌出售的15家村鎮銀行股權，被中國銀行納入旗下中銀富登村鎮銀行，由後者進行集團化經營。
但這也需要兩個前提：“一是要做好研究和準備，二是還需頂層設計的支持和突破一些既有制度藩籬。”
第三，管理權限下沉，推進農商行迴歸本源。多位受訪人士均建議，應將農商行的管理權限下沉至其所屬市縣，並儘量理順股權關係。整合多、小、散的股權架構，強化大股東的專業能力和運營能力，幫助地方政府逐漸退出行政干預。一方面真正理清農商行的股權結構，另一方面迴歸為廣大農民、當地企業服務的本心，提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
但眼下誰能先推農商行一把？貴陽農商行正在做增資擴股，貴州銀監局於2017年12月22日批覆了該行面向企業法人定向募集不超過9億股的募股方案，但截至目前尚未更新進展。前述城商行人士說，農商行現狀導致其股份並不好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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