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3 明清四部《富平縣誌》版本之比較

富平固無志。其始草創明弘治間(1488—1050),首刊於萬曆甲申(1584)。先後編纂共六部,即《富平縣誌》呂子固本、孫丕揚本、韓文本、喬履信本、吳六鰲本、樊增祥本;而付梓者計四部,則簡稱《孫志》、《喬志》、《吳志》、《樊志》。

孫、喬、吳、樊四部《富平縣誌》,分別面世於明萬曆十二年(1584)、清乾隆五年(1740)、乾隆四十三年(1778)、光緒十七年(1891)。首部與第四部彼此跨越307年,而各部之間又分別相隔156年、38年及113年。

乾隆四十三年吳六鰲付梓第三部《富平縣誌》時,鑑於當吋《孫志》存世已顯罕稀,吳故主持將《孫志》重刻,史稱《孫志》“重刻本”。後有賢者某姓又刻本手抄傳世,所以世謂《孫志》重刻“手抄本”。

明清四部《富平縣誌》,是古代先哲們留給後世富平人的最有價值、最為珍貴的文化遺產。保護好它, 熟識好它, 研究好它, 運用好它, 是歷史賦於當代富平人的高尚政治責任和鄭重時代使命。

(一)《孫志》從邑人孫丕揚萬曆十一年(癸未,1583)六月受邀,到次年(甲申,1584)正月成稿刊印,費時僅僅八月。其撰稿也“不三月而成”。

《喬志》系河南西亳喬履信於雍正八年(庚戌,1730)蒞任富平知縣伊始,就著手對縣誌進行重修。到乾隆五年(庚申,1740)秋七月成書題序時,前後歷時十年。

《吳志》由江西宜黃人吳六鰲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二月奉調富平著手, 於次年(戊戌,1778)刊稿成書,計時兩年。

《樊志》經湖北恩施人樊增祥之手,將十年十任知縣主纂之志稿,整理刊鐫, 於光緒十七年(辛卯,1981)印製成冊。

單就成書時間而論,《孫志》費時最短, 《吳志》次之,惟《喬志》《樊志》費時最長。

(二)《孫志》共分十卷,約字5萬。其名曰《圖考》、《地理》、《建置》、《祠祀》、《官守》、《鄉彥》、《選舉》、《田賦》、《習俗》、《溝洫》。而《鄉彥》卷內且專列孝行、割股、隱士、輸財、貞操、方技6目;《田賦》卷分為戶口、田賦、徭役、土物4目;《習俗》卷囊括春節、夏節、秋節、冬節、士習、農習、商習共計7目。

《喬志》計8卷,分14目,字14萬。首卷有星野、建置(分疆域、城池、署廨、治革、形勝、古蹟)2目;二卷有山川(附陵墓)、河渠(附橋樑)、賦役(分糧額、稅課、俸給、驛鋪、物產)3目;卷三鄉甲(附風俗)、學校、典禮(分祀典、政典、寺觀) 3目;卷七人物(分鄉賢、節列、流寓、仙釋) 4目;卷八有祥異、藝文2目。而卷四職官、卷五選舉、卷六名宦、卷七人物(分鄉賢、節列、流寓、仙釋)則各僅1目。

《吳志》亦共分8卷,字15萬。其中卷一《地理》分星野、疆域、山川、風俗、祥異5目;卷二《建置》分城池、公署、倉局、學校、壇遺、祠廟、陵墓、古蹟、橋樑、驛傳、鄉甲11目;卷三《貢賦》分田賦、驛鋪、屯衛、課稅、倉儲、物產6目;卷四《水利》僅河渠1目;卷五《職官》分知縣、縣丞、典史、教諭、訓導、守備、都司、農官、陰陽官、醫官、僧官及道官計12目;卷六《選舉》分徵薦、諸科2目;卷七《人物》分名宦、鄉彥、節烈、僑寓、仙釋5目;卷八《藝文》分詩、文(傳、狀、記、墓表、墓、序、書、引、辯、志)2目。

《樊志》卷數與《孫志》相同,字30萬, 卷目更為明細。其中卷一《地理》, 含疆域、形勝、圖經、裡鎮、晷度、沿革表、山川、古蹟8目;卷二《建置》,含城池、衙署、學校(書院、義學)、倉廒、壇廟、祠祀、寺觀、陵墓、橋樑、堡寨10目;卷三《風土》,含戶口、物產、風俗3目;卷四《經政》,含水利、田賦、墾荒、倉儲、驛鋪、營汛、屯衛、稅課、差役、鹽法、保甲11目;卷五《人物上》,含名臣、孝行、忠節、名宦、鄉賢、儒學、友悌、義行、耆德、方技、流寓10目;卷六《人物下》,含科目表(進士、舉人、武進士、武舉)、選舉表(孝廉科、資康方正科、經明行修科、人材科、孝廉方正科、博學鴻詞科、徵薦) 2目;卷七有仕宦表(五貢、例員、封蔭、軍功)、職官表(知縣、縣丞、教諭、訓導、主簿、典史、武職)2目;卷八《節孝上》,含節孝、烈女、節烈3目;卷九《節孝下》,含節孝表1目;卷十《故事志》,含蠶桑、荒政、賑蠲、兵事、故事表(兵事、祥異、雜記)5目。各卷立篇設目較詳。

僅就篇幅而言,《孫志》文字最少, 《喬志》《吳志》繁之, 《樊志》最繁。就設卷列目論, 《樊志》最細, 《吳志》《喬志》次之,而《孫志》最簡。大凡簡繁、略細,故然編纂者主觀緣由很重,但時空積澱則為決定因素。

(三)好的域圖與列表,往往勝過長篇累牘的文字描寫與記述。志書中的圖表的規範及精準,首先,給讀者以空間直覺。同時,也為後考者提供了千秋萬代值得遵循、值得研究、值得借鑑的信史圖表。

明清以來的四部《富平縣誌》,正是以其各自特色,通過域圖繪製、表格設計,給後輩的廣大讀者和史家提供了一幅幅翔實準確、耐人幽思的歷史畫面。

這四部富平古志, 均有富平疆域、山川、縣城略圖,所不同的是:

《孫志》專門將圖考列為首卷,將全境當時的40個裡(古代行政單位), 按村堡方位而逐一成圖。僅此一舉,均為《喬志》《吳志》《樊志》所不及。

《喬志》獨闢蹊徑,不僅將富平史話濃縮八景,逐景繪圖,附之贊詠。而且首開《沿革》列表之先河。

《吳志》承前志之優,在對當時縣城的縣署、學宮、南湖書院的格局立體描繪的同時,還將是時美原丞署佈局的實景,第一次展現給讀者,實在難得。

《樊志》雖然刊於困時,但製圖列表尤為講究。它不僅將富平全域分東南、東北、西南、四鄉分圖作繪, 首添沿革、政區、溝渠、城池、美原、三尺嶺6幅專圖, 還在疆域等圖的輪廓勾勒上,也分外考究。特別是全志的仕宦、職官、節孝、故事四塊巨幅表格更使令人覺之琳瑯,讀之明快。

(四)方誌中的藝文,是歷史所處時代鄉邑文化的積澱與精華,是所處地域後輩的榮光和驕傲。《富平縣誌》中的藝文收錄,肇始《喬志》, 《吳志》《樊志》延襲。所異者在於《樊志》將所輯藝文,按卷目內容隨散附之, 而未獨設專卷。

《喬志》輯文由北周始, 至清初康雍時。計155篇。其中詩詞125首,文敘31篇。

《吳志》輯文上起《史記》, 下至清中葉乾隆後期。計173篇。其中詩詞132首,文敘41篇。

《樊志》輯文上起北周, 下至光緒初年。計83篇。其中詩詞25首,文敘58篇。雖篇數少於喬、吳兩志,但能輯錄158冊歷代書名、88通古今古碑及其存處,其功至莫大。

同喬、吳、樊三志相此,《孫志》錄存,惜闕藝文!

(五)存優汰劣,世之常態。志書版式及刻工,亦通此律。精美的版式及刻工,對於閱讀和存藏影響極大。

明清四部《富平縣誌》, 均為豎排整版直雕,非活字排。喬、吳、樊三志全為宋體,而唯孫志獨為楷書。後者字跡與同年即明萬曆十二年(1584)刊成的《頻陽四先生集》,實系一人筆跡。

《孫志》頁共10行,行字20, 全志共頁342頁;

《喬志》頁亦10行,行字20, 全志計832頁;

《吳志》頁又10行,行字20, 全志計880頁;

《樊志》頁共10行,行字23, 全志計1344頁。唯該志附文首開2行並1,行字23,其體形統一,筆畫窄細。

就文字容量講, 四志中《樊志》最巨,次吳、喬二志足中, 《孫志》最短;

就刻藝裝幀講, 孫、樊志二志堪稱一流, 而吳、喬二志相對次之。

(六)明清的四部《富平縣誌》,唯孫丕揚的《孫志》最富個性:

其一, 他運用第一人稱記文述事, 給人以強烈的親臨真切之感。全志多處用“吾”“予”相冠,散見於全書26處的“頻陽人曰”,但凡人們閱讀,作者與讀者的距離瞬間會被攏近。卷首“頻陽人曰”,側重申明編纂旨義;卷中、卷尾的“頻陽人曰”, 則著力表達作者評判。《孫志》風追《史記》,“頻陽人曰”恰似“太史公曰”,充分彰顯了孫丕揚治史之個性。

其二, 他揮動神來之筆, 從東至西,由北廵南,精妙地對富平山川進行了描述。通篇《地形》, 記似志文, 讀若遊記,每每催人心往神馳,眷綿萬千。故而,遂後的三志凡關地形, 幾乎將《孫志》原文照搬,囫圇其中。

其三,他取材尤為講究,考據精準,不失史家之嚴謹。人數統計精確至個,長度精確至分(1/100尺),重量精確至微(1/1000000斤),容量精確至圭(1/1000000鬥),面積精確至釐(1/100畝)。如此寫史,令人歎絕!

其四,他秉筆記實,敢臧敢否。王翦的千秋勳功,胡珦旳剖決明斷,楊朝列的勸農興教,梁甫的清約孝廉,朱爾欽的敬天勤民,梁榮的力全大節,孫義的躬行儉約,張本的質直好義,陳潤的公廉近民,劉藻的風力為政,楊滋的寬和守紀,楊時泰的勁直修節,劉希簡的剛毅梃執,趙桐旳宏闊不羈;楊爵的孤介忠耿,李宗樞的擔當治嚴,史燦的守執持禮等,孫公皆飽蘸筆墨,載之於史,大為讚頌。而對凌雲行政無措,王鐘的不檢孟浪,段雲魁的和而過流,楊玳的言大利贖,劉怡的才淺平庸,程解的不解官體,楊士廉的盲目興水等,則錄之於志,以儆後來。

其五,他生於農家,長於農村,深知富平貧水之苦。在他心中總是把開渠利灌作為興富之要務。在《地理》《溝洫》諸卷,孫公傾情地表這了開發西三尺嶺引水惠澤通川的建言。又以諸多篇章,記錄了歷代官員帶民利灌的宏大業績。《農習》中富平“地狹人眾,賦厚役繁。縣則膏沃鮮十畝之家,鄉則蓋藏無數鍾之粟,資身之計甚艱。比觀裡俗,田一井者,衣不掩膝;家數口者,肉不知味。又貧而分畝者,桔槔鹿盧,胼胝至同於婦子,以求數秉之粟。租逼則石粟不易錢金,稱貸則歲入不盈償數。故水旱少逢,即啼飢號寒立見也”之一段,既是明代中後期富平縣情及農村的生計維艱炃寒難度的真實與照,又是作者知農、憫貧的心底自白。一位當朝高官能惜民於如此,實在難得!

其六,他在詳細記錄富平節日、習俗的同時,還以“富平為豐鎬北地,其民有先王遺風。勳業節義,接踵前修,敦厚力本,遍滿境內”等語,有史以來第一次概括了富平精神。接之又以“尚忠義而樂恬退,躬孝友而敦樸實”、“仕者居鄉,不貴驕人。學者取友,恥不若己,見人不善,望望而去之”略作銓釋。凡此種種,這對當今後世的富平人來說,都是值得傳承、值得驕傲和值得弘揚光大的。

其七,他的志文語言凝練,評詞超群。大凡志書,在語言上最講究平實、簡練、準確、流暢。縱觀萬曆《富平縣誌》,孫公無論記人,還是論事,通俗真實,不誇張,不渲染。他注重濃縮語言,不囉嗦,不冗繁,言簡意賅,詳略有度,文約事豐。無多一字顯繁、少一字則殘之憾。

孫丕揚秉承太史風範,以獨有的文筆和風格,成就了被史學界譽為陝西名志、方誌奇葩的明萬曆甲申本首部《富平縣誌》。在432年後的今天,所有讚譽,言不為過,皆稱中肯。

(七)富平方位居何?《孫志》曾以與周邊縣域距離在《建置志》中僅作平面比照。但自《喬志》起,專置《星野》,以星辰與地球之間的動態變化為參照,製圖列宿,測量經緯,確定“富平地當渭北,應屬井二”。這比平面比照又顯進步。

《吳志》繪圖《東井》,繼測富平“其井初二度中之一分”,東北距京師“二千六百里”、蒲城“九十里”;正北距同官“一百二十里”;西北距耀州“六十里”;西南距西安府“一百二十里”、三原“六十里”;正南至臨潼“九十里”。“編戶四十里,廣八十五里,袤八十里,周圍三百三十里”。

至《樊志》,又布《晷度圖》,迮制《量天景尺圖》《富平緯度圖》。按“咸豐四年(1854)西安節署測定,平地二百五十里為一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富平距省一耳三十五里”。“四月朔,太陽在赤道南十四度十四分”、“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四十六分”、“午時太陽距地七十度九分”。

同題所載,益加精準,足顯斗轉星移之速。

(八)《孫志》出自萬曆,儘管朝廷傾軋,邊患蜂起,民不聊生,卻國體尚固。治史外部環境尚可。

喬、吳二志,均出乾隆,相間僅38年。雖資料後者有補,章節有增,但宏而觀之,略顯雷同。其編修尚處社會穩定狀態。

《樊志》編刊於同治之後。雖然發於統治者一手挑動的民族仇殺大體平息,但鄉村頹破荒蕪、集市蕭疏冷落之慘狀,實讓生靈寒心。在此特困年代,樊增祥、劉錕、焦雲龍等有識之士,在全力撫平瘡痍、移民拓荒、復甦和發展經濟的同時,尚能劈荊斬棘,義無反顧,聘士納賢,披星戴月,輯稿成書,實屬義舉。斯志平實詳盡地紀錄了這場長達十年血腥仇殺的全過程,為前三志所不涉。它昭示後世:中華民族之間若仇則衰,凡和則興。各個民族之間,唯有互相團結,才能共興共榮。(惠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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