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平固无志。其始草创明弘治间（1488—1050），首刊于万历甲申（1584）。先后编纂共六部，即《富平县志》吕子固本、孙丕扬本、韩文本、乔履信本、吴六鳌本、樊增祥本；而付梓者计四部，则简称《孙志》、《乔志》、《吴志》、《樊志》。
孙、乔、吴、樊四部《富平县志》，分别面世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清乾隆五年（1740）、乾隆四十三年（1778）、光绪十七年（1891）。首部与第四部彼此跨越307年，而各部之间又分别相隔156年、38年及113年。
乾隆四十三年吴六鳌付梓第三部《富平县志》时，鉴于当吋《孙志》存世已显罕稀，吴故主持将《孙志》重刻，史称《孙志》“重刻本”。后有贤者某姓又刻本手抄传世，所以世谓《孙志》重刻“手抄本”。
明清四部《富平县志》，是古代先哲们留给后世富平人的最有价值、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它, 熟识好它, 研究好它, 运用好它, 是历史赋于当代富平人的高尚政治责任和郑重时代使命。
（一）《孙志》从邑人孙丕扬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六月受邀,到次年（甲申，1584）正月成稿刊印，费时仅仅八月。其撰稿也“不三月而成”。
《乔志》系河南西亳乔履信于雍正八年（庚戌，1730）莅任富平知县伊始，就着手对县志进行重修。到乾隆五年（庚申，1740）秋七月成书题序时，前后历时十年。
《吴志》由江西宜黄人吴六鳌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二月奉调富平着手, 于次年（戊戌，1778）刊稿成书,计时两年。
《樊志》经湖北恩施人樊增祥之手,将十年十任知县主纂之志稿,整理刊镌, 于光绪十七年（辛卯，1981）印制成册。
单就成书时间而论，《孙志》费时最短, 《吴志》次之,惟《乔志》《樊志》费时最长。
（二）《孙志》共分十卷，约字5万。其名曰《图考》、《地理》、《建置》、《祠祀》、《官守》、《乡彦》、《选举》、《田赋》、《习俗》、《沟洫》。而《乡彦》卷内且专列孝行、割股、隐士、输财、贞操、方技6目；《田赋》卷分为户口、田赋、徭役、土物4目；《习俗》卷囊括春节、夏节、秋节、冬节、士习、农习、商习共计7目。
《乔志》计8卷，分14目,字14万。首卷有星野、建置(分疆域、城池、署廨、治革、形胜、古迹)2目；二卷有山川(附陵墓)、河渠(附桥梁)、赋役(分粮额、税课、俸给、驿铺、物产)3目；卷三乡甲(附风俗)、学校、典礼(分祀典、政典、寺观) 3目；卷七人物(分乡贤、节列、流寓、仙释) 4目；卷八有祥异、艺文2目。而卷四职官、卷五选举、卷六名宦、卷七人物(分乡贤、节列、流寓、仙释)则各仅1目。
《吴志》亦共分8卷，字15万。其中卷一《地理》分星野、疆域、山川、风俗、祥异5目；卷二《建置》分城池、公署、仓局、学校、坛遗、祠庙、陵墓、古迹、桥梁、驿传、乡甲11目；卷三《贡赋》分田赋、驿铺、屯卫、课稅、仓储、物产6目；卷四《水利》仅河渠1目；卷五《职官》分知县、县丞、典史、教谕、训导、守备、都司、农官、阴阳官、医官、僧官及道官计12目；卷六《选举》分征荐、诸科2目；卷七《人物》分名宦、乡彦、节烈、侨寓、仙释5目；卷八《艺文》分诗、文（传、状、记、墓表、墓、序、书、引、辩、志）2目。
《樊志》卷数与《孙志》相同,字30万, 卷目更为明细。其中卷一《地理》, 含疆域、形胜、图经、里镇、晷度、沿革表、山川、古迹8目；卷二《建置》,含城池、衙署、学校（书院、义学）、仓廒、坛庙、祠祀、寺观、陵墓、桥梁、堡寨10目；卷三《风土》,含户口、物产、风俗3目；卷四《经政》,含水利、田赋、垦荒、仓储、驿铺、营汛、屯卫、税课、差役、盐法、保甲11目；卷五《人物上》,含名臣、孝行、忠节、名宦、乡贤、儒学、友悌、义行、耆德、方技、流寓10目；卷六《人物下》，含科目表(进士、举人、武进士、武举)、选举表(孝廉科、资康方正科、经明行修科、人材科、孝廉方正科、博学鸿词科、征荐) 2目；卷七有仕宦表(五贡、例员、封荫、军功)、职官表(知县、县丞、教谕、训导、主簿、典史、武职)2目；卷八《节孝上》,含节孝、烈女、节烈3目；卷九《节孝下》,含节孝表1目；卷十《故事志》,含蚕桑、荒政、赈蠲、兵事、故事表（兵事、祥异、杂记）5目。各卷立篇设目较详。
仅就篇幅而言,《孙志》文字最少, 《乔志》《吴志》繁之, 《樊志》最繁。就设卷列目论, 《樊志》最细, 《吴志》《乔志》次之,而《孙志》最简。大凡简繁、略细,故然编纂者主观缘由很重,但时空积淀则为决定因素。
（三）好的域图与列表,往往胜过长篇累牍的文字描写与记述。志书中的图表的规范及精准,首先,给读者以空间直觉。同时,也为后考者提供了千秋万代值得遵循、值得研究、值得借鉴的信史图表。
明清以来的四部《富平县志》,正是以其各自特色,通过域图绘制、表格设计,给后辈的广大读者和史家提供了一幅幅翔实准确、耐人幽思的历史画面。
这四部富平古志, 均有富平疆域、山川、县城略图,所不同的是:
《孙志》专门将图考列为首卷,将全境当时的40个里(古代行政单位), 按村堡方位而逐一成图。仅此一举,均为《乔志》《吴志》《樊志》所不及。
《乔志》独辟蹊径,不仅将富平史话浓缩八景,逐景绘图,附之赞咏。而且首开《沿革》列表之先河。
《吴志》承前志之优,在对当时县城的县署、学宫、南湖书院的格局立体描绘的同时,还将是时美原丞署布局的实景,第一次展现给读者,实在难得。
《樊志》虽然刊于困时,但制图列表尤为讲究。它不仅将富平全域分东南、东北、西南、四乡分图作绘, 首添沿革、政区、沟渠、城池、美原、三尺岭6幅专图, 还在疆域等图的轮廓勾勒上,也分外考究。特别是全志的仕宦、职官、节孝、故事四块巨幅表格更使令人觉之琳瑯,读之明快。
（四）方志中的艺文,是历史所处时代乡邑文化的积淀与精华,是所处地域后辈的荣光和骄傲。《富平县志》中的艺文收录,肇始《乔志》, 《吴志》《樊志》延袭。所异者在于《樊志》将所辑艺文,按卷目内容随散附之, 而未独设专卷。
《乔志》辑文由北周始, 至清初康雍时。计155篇。其中诗词125首,文叙31篇。
《吴志》辑文上起《史记》, 下至清中叶乾隆后期。计173篇。其中诗词132首,文叙41篇。
《樊志》辑文上起北周, 下至光绪初年。计83篇。其中诗词25首,文叙58篇。虽篇数少于乔、吴两志,但能辑录158册历代书名、88通古今古碑及其存处,其功至莫大。
同乔、吴、樊三志相此,《孙志》录存,惜阙艺文!
（五）存优汰劣,世之常态。志书版式及刻工,亦通此律。精美的版式及刻工,对于阅读和存藏影响极大。
明清四部《富平县志》, 均为竖排整版直雕,非活字排。乔、吴、樊三志全为宋体,而唯孙志独为楷书。后者字迹与同年即明万历十二年（1584）刊成的《频阳四先生集》,实系一人笔迹。
《孙志》页共10行,行字20, 全志共页342页；
《乔志》页亦10行,行字20, 全志计832页；
《吴志》页又10行,行字20, 全志计880页；
《樊志》页共10行,行字23, 全志计1344页。唯该志附文首开2行并1,行字23,其体形统一,笔画窄细。
就文字容量讲, 四志中《樊志》最巨,次吴、乔二志足中, 《孙志》最短；
就刻艺装帧讲, 孙、樊志二志堪称一流, 而吴、乔二志相对次之。
（六）明清的四部《富平县志》,唯孙丕扬的《孙志》最富个性:
其一, 他运用第一人称记文述事, 给人以强烈的亲临真切之感。全志多处用“吾”“予”相冠,散见于全书26处的“频阳人曰”,但凡人们阅读，作者与读者的距离瞬间会被拢近。卷首“频阳人曰”,侧重申明编纂旨义；卷中、卷尾的“频阳人曰”, 则着力表达作者评判。《孙志》风追《史记》,“频阳人曰”恰似“太史公曰”,充分彰显了孙丕扬治史之个性。
其二, 他挥动神来之笔, 从东至西,由北廵南,精妙地对富平山川进行了描述。通篇《地形》, 记似志文, 读若游记,每每催人心往神驰,眷绵万千。故而,遂后的三志凡关地形, 几乎将《孙志》原文照搬,囫囵其中。
其三,他取材尤为讲究,考据精准,不失史家之严谨。人数统计精确至个，长度精确至分（1/100尺），重量精确至微（1/1000000斤），容量精确至圭（1/1000000斗），面积精确至厘（1/100亩）。如此写史，令人叹绝！
其四，他秉笔记实，敢臧敢否。王翦的千秋勋功，胡珦旳剖决明断，杨朝列的劝农兴教，梁甫的清约孝廉，朱尔钦的敬天勤民，梁荣的力全大节，孙义的躬行俭约，张本的质直好义，陈润的公廉近民，刘藻的风力为政，杨滋的宽和守纪，杨时泰的劲直修节，刘希简的刚毅梃执，赵桐旳宏阔不羁；杨爵的孤介忠耿，李宗枢的担当治严，史灿的守执持礼等，孙公皆饱蘸笔墨，载之于史，大为赞颂。而对凌云行政无措，王钟的不检孟浪，段云魁的和而过流，杨玳的言大利赎，刘怡的才浅平庸，程解的不解官体，杨士廉的盲目兴水等，则录之于志，以儆后来。
其五，他生于农家，长于农村，深知富平贫水之苦。在他心中总是把开渠利灌作为兴富之要务。在《地理》《沟洫》诸卷，孙公倾情地表这了开发西三尺岭引水惠泽通川的建言。又以诸多篇章，记录了历代官员带民利灌的宏大业绩。《农习》中富平“地狭人众，赋厚役繁。县则膏沃鲜十亩之家，乡则盖藏无数钟之粟，资身之计甚艰。比观里俗，田一井者，衣不掩膝；家数口者，肉不知味。又贫而分亩者，桔槔鹿卢，胼胝至同于妇子，以求数秉之粟。租逼则石粟不易钱金，称贷则岁入不盈偿数。故水旱少逢，即啼饥号寒立见也”之一段，既是明代中后期富平县情及农村的生计维艰炃寒难度的真实与照，又是作者知农、悯贫的心底自白。一位当朝高官能惜民于如此，实在难得！
其六，他在详细记录富平节日、习俗的同时，还以“富平为丰镐北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勋业节义，接踵前修，敦厚力本，遍满境内”等语，有史以来第一次概括了富平精神。接之又以“尚忠义而乐恬退，躬孝友而敦朴实”、“仕者居乡，不贵骄人。学者取友，耻不若己，见人不善，望望而去之”略作铨释。凡此种种,这对当今后世的富平人来说，都是值得传承、值得骄傲和值得弘扬光大的。
其七，他的志文语言凝练，评词超群。大凡志书，在语言上最讲究平实、简练、准确、流畅。纵观万历《富平县志》，孙公无论记人，还是论事，通俗真实，不夸张，不渲染。他注重浓缩语言，不啰嗦，不冗繁，言简意赅，详略有度，文约事丰。无多一字显繁、少一字则残之憾。
孙丕扬秉承太史风范，以独有的文笔和风格，成就了被史学界誉为陕西名志、方志奇葩的明万历甲申本首部《富平县志》。在432年后的今天，所有赞誉，言不为过，皆称中肯。
（七）富平方位居何？《孙志》曾以与周边县域距离在《建置志》中仅作平面比照。但自《乔志》起，专置《星野》，以星辰与地球之间的动态变化为参照，制图列宿，测量经纬，确定“富平地当渭北，应属井二”。这比平面比照又显进步。
《吴志》绘图《东井》，继测富平“其井初二度中之一分”，东北距京师“二千六百里”、蒲城“九十里”；正北距同官“一百二十里”；西北距耀州“六十里”；西南距西安府“一百二十里”、三原“六十里”；正南至临潼“九十里”。“编户四十里，广八十五里，袤八十里，周围三百三十里”。
至《樊志》，又布《晷度图》，迮制《量天景尺图》《富平纬度图》。按“咸丰四年（1854）西安节署测定，平地二百五十里为一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富平距省一耳三十五里”。“四月朔，太阳在赤道南十四度十四分”、“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四十六分”、“午时太阳距地七十度九分”。
同题所载，益加精准，足显斗转星移之速。
（八）《孙志》出自万历，尽管朝廷倾轧，边患蜂起，民不聊生,却国体尚固。治史外部环境尚可。
乔、吴二志，均出乾隆，相间仅38年。虽资料后者有补，章节有增，但宏而观之，略显雷同。其编修尚处社会稳定状态。
《樊志》编刊于同治之后。虽然发于统治者一手挑动的民族仇杀大体平息，但乡村颓破荒芜、集市萧疏冷落之惨状，实让生灵寒心。在此特困年代，樊增祥、刘锟、焦云龙等有识之士，在全力抚平疮痍、移民拓荒、复苏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尚能劈荆斩棘，义无反顾，聘士纳贤，披星戴月，辑稿成书，实属义举。斯志平实详尽地纪录了这场长达十年血腥仇杀的全过程，为前三志所不涉。它昭示后世：中华民族之间若仇则衰，凡和则兴。各个民族之间，唯有互相团结，才能共兴共荣。(惠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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