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6 鄒芙都 馬超：西周金文所見佚記古國及相關問題討論

“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爭霸和兼併戰爭，終歸一秦。兩週之世究竟有多少古國，如今已無法確知，不少古國在傳世文獻中僅是一鱗半爪，相關記載更不乏齟齬之處。隨著兩週金文材料的不斷面世，一批文獻失記的古國也隨之“重見天日”，具體有兩種情況：一是傳世文獻中從未出現，僅通過金文資料為人所知的古國；二是在傳世文獻中以城邑名、郡縣名等非國名形式出現，在金文中以國名形式出現的古國。我們將上述文獻失記的古國統稱為“佚記古國”。佚記古國的發現及相關研究，不僅具有“補史”作用，還可以通過考辨其地望、族姓、婚姻、禮俗等，為探究周代分封制度、邦國關係、社會經濟、民族融合等問題提供線索。

從目前來看，西周佚記古國的相關討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共識。然而，由於在國名考釋、史料解讀、線索系聯等方面的分歧和差異，對部分佚記古國的判定及其族姓、地望等問題的認識仍存有較多爭議和誤解，使佚記古國在“補史”方面的重要價值未能充分發揮，相關研究亟待深化和理清。本文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系統梳理西周金文資料，通過綜合考慮人物稱謂、銘文史實、墓葬信息等各項內容，鑑別典籍與金文國名用字間的通假、代稱等現象，對西周金文所見“佚記古國”及相關問題進行考證與辨析，以期引起學界的進一步

一、討論相對充分的佚記古國

通過對先行研究及相關史料的爬梳，有關鄳、緐、霸、

、相、散、

、

的討論相對較為充分，但因國名用字缺乏字義、字音上的線索，銘文內容的理解又往往因人而異，而不同史料中的古國信息又難以直接對應，因而學界在其國名釋讀、是否為古國、與文獻國名對應關係及其族姓、地望等問題上仍有較多爭議。隨著出土文獻、考古資料的日益增加以及古文字考釋相關研究的不斷深入，為解決這些佚記古國的史實分歧提供了契機。

（一）鄳

鄳國之名見中觶（《銘圖》10658）：“王大省公族於庚（唐），振旅，王賜中馬自侯。”據“侯”之稱，知為國名。太保玉戈（《銘圖》19764）載：“六月丙寅，王在豐，令太保省南國，帥（率）漢，造（肇）殷南，令侯闢用鼄走百人。”學界一致認為“”與“”為同字，所指為一國。陳夢家釋其為“厲”，徐錫臺、李自智、陳鵬宇等釋為“濮”。

中觶僅有摹本傳世，字形存有訛變，不可信據。陳鵬宇公佈的太保玉戈銘文照片和拓本，可供核對字形。由戈銘來看，字形左側為阜、右側為攴，中間部分為上甾下。徐錫臺、李自智將旁與上部甾旁看作一字，遂誤釋為“菐”。而主張釋“厲”的學者則是將看作“萬”。“萬”本為蠍之象形，甲骨金文習見，字形下部應有長尾之形，戈銘旁未見，故釋“萬”之說實難成立。古文字中有象青蛙之形的“黽”字，在甲骨文中作

中觶屬於“安州六器”之一，鄳國的地望需要結合“安州六器”所載昭王南巡路線來考慮。李學勤指出，中觶銘文中的“庚”即是唐國，在今湖北省隨州市隨縣西北。近年來曾、鄂兩國西周早期遺址的發現，證明曾即是隨，曾、鄂二國西周早期均在隨州，昭王南巡應是自成周出發經南陽盆地各國到達漢東的曾、鄂。

中觶載周昭王在唐地省視公族，整頓軍隊，賜給中四匹來自鄳國的馬。鄳國的位置應距唐國不遠且與南陽盆地以及曾、鄂諸國接近。結合字音來考慮，鄳地應即戰國時期楚之冥阨。《說文解字·邑部》：“鄳，江夏縣，從邑黽聲。”段玉裁注：“今河南信陽州、湖北德安府應山縣之間。縣蓋以黽阨得名也……《呂氏春秋》、《淮南鴻烈》皆雲：‘天下九塞，冥阨其一。’《戰國策》、《史記》二書或雲黽阨，或雲黽塞，或雲黽阨之塞，或雲鄳隘，或雲冥阨之塞，其實黽、冥、鄳一字，阨、隘一字。”《新蔡葛陵楚墓》甲三193號簡有人名“鄳尹羕”，乙四141號簡有人名“黽尹丹”，何琳儀指出《漢書·地理志》江夏郡有鄳地，在今河南羅山縣附近，簡文中的鄳應即此地，晏昌貴亦有相近之說。

黽、冥、鄳音近相通，阨、隘、塞均為形容此地險要之詞，“天下九塞，冥阨其一”，道出鄳之重要地位。據方勇研究，“冥阨”還見於雲夢睡虎地秦簡。金文、玉戈、楚簡、秦簡之鄳均在冥阨（黽塞）附近，其地位於今河南省信陽市與湖北廣水市交界處，為豫鄂交通要道，距曾、鄂、唐均不遠，符合上文對太保玉戈、中觶銘文的分析。鄳國族姓未詳。

（二）緐

班簋（《銘圖》5401）載周王令班“作四方極，秉緐（繁）、蜀、巢”。“緐”與蜀、巢二國並列，應同為國名。已有學者指出“緐”地有三：一見於《史記·趙世家》“廉頗將，攻繁陽”，在今河南安陽市內黃縣；二見於《三國志·魏志》“文帝為壇於繁陽，受漢帝之禪”，在今河南省漯河市臨潁縣；三見於《左傳·襄公四年》“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在今河南駐馬店市新蔡縣。

甗（《銘圖》3363）稱：

唯十又一年王令南宮伐虎方之年……王在宗周，王□□使於緐，賜貝五［朋］……

銘文所載的伐虎方之事可與“安州六器”對應，其中又出現了緐國之名。孫慶偉指出甗銘所載與昭王南征有關，周王命晉侯出使緐國是為南征作前期準備。可推知緐國在南土，緐對於南伐當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昭王才會在南征之前專命晉侯前往打點。郭沫若曾認為班簋之“緐”與晉姜鼎（《銘圖》2491）“徵緐湯（陽）□，取厥吉金”，以及曾伯

簠（《銘圖》5979）“克狄淮夷，印燮緐湯（陽），金道錫行”之“緐陽”為同一地名，大率在南國，允為卓識。後來郭先生另出新解，認為“緐”即澶淵，在今河北境內，不如前說。

繁陽亦見於鄂君啟車節（《銘圖》19178）：“自鄂市，就陽丘，就方城，就象禾，就梄焚，就緐（繁）陽，就高丘，就下蔡，就居鄵（巢），就郢。”其中“繁陽”是鄂君啟貨運通行的重要地點，與西周、春秋金文中事關“金道錫行”的緐（繁）、緐（繁）陽當為一地。經過諸多學者研究，車節路線中的部分地名目前已基本明確，其中“方城”是楚之方城關，在今平頂山市葉縣保安鎮附近；“象禾”是象河關，在今河南沁陽縣北象河鄉。近來李家浩申論舊說，認為“象禾”當釋為“兔禾”，即陝西商縣（今商洛市商州區）之菟和山。菟和山與車節地名鄂、方城、下蔡等距離過遠，難以排入其行駛路線當中。“梄焚”應即《左傳》宣公九年“鄭伯敗楚師於柳棼”的“柳棼”，惜歷來註解無說，姚漢源曾認為“柳棼”當讀為“汝墳”，可供參考；“下蔡”即蔡昭侯所遷之都城——州來，在今安徽省鳳臺縣。

車節記載的行駛路線為推測繁陽地望提供了重要線索。自方城關向東南方向沿山谷行進，即可到達象河關；出象河關則可以直達今駐馬店等地。如此，鄂君啟車隊從方城到達象禾之後，接下來的目的地——梄焚、繁陽不會在河南平頂山、許昌、漯河一帶，而應在今駐馬店附近。梄焚、繁陽若在前列諸地，鄂君車隊直接自方城關北上即可到達，不應再繞道象河關。據易德生擬定的周代南方銅料向北運輸線路圖，銅料運輸線路在臨潁附近交叉較多（4條），而在新蔡附近較少（2條），所以易先生更傾向於繁湯（陽）在臨潁，但同時也提及新蔡附近也是銅料運輸的重要交匯點，繁湯也有可能在新蔡北。事實上，銅料運輸線路僅能反映出銅料北運的經由地點，卻無法解決每條線路運輸銅料的運量問題，也就難以用來衡量諸條線路孰輕孰重。僅依據線路的疏密情況來推測繁陽的所在，尚顯不足。綜合前述各方面線索來看，繁陽在新蔡北仍應是最合理的推測。

出土於安徽宿州的緐伯武君鬲（《銘圖》2944）銘文載：“

（緐）伯武君媵告以（姒）寶鬲。”李國樑採用李學勤觀點，釋“”為“緐”，據此說，由鬲銘知該器乃是緐伯武君為其女“告以（姒）”出嫁所作，告即郜國，為姬姓，那麼“姒”應即緐國之姓。

《路史·國名紀·商氏後》有緐國，雲：“緐，澶之清豐有繁淵、繁陽故城，而臨河有繁泉，漢強佔為繁侯者。亦音皤。一在汝陰。”西周至春秋早期，汝陰（新蔡）存在一個姒姓緐國是可以確定的，至於清豐之地是否另有一商氏後的緐國，尚不得而知。

（三）霸

2007年山西翼城大河口發現了西周霸氏墓地，年代自西周早期延續至春秋初年。部分學者認為霸不是國名，僅是族氏名，或主張是晉國的懷姓九宗之一，或晉國卿大夫的采邑等，依據主要有：其一，大河口墓地與橫水朋氏墓地葬俗、文化內涵相近，故族屬也應一致，已知朋為“媿”姓，霸氏也當為“媿”姓，“媿”“懷”音近相通，正與懷姓九宗相合；其二，大河口墓地與懷姓九宗存在的時代相符；其三，大河口墓地距晉國都城較近。

針對上述觀點，謝堯亭、李建生均曾著文反駁，認為霸當為諸侯國，理由有六：其一，據大河口墓地銘文知霸氏有獨立的對外關係和軍隊，可以和周王室及其他諸侯國直接交往，未見有晉國參與；其二，晉國的非姬姓采邑出現時代較晚，在晉武公、獻公之時，此時霸已不存；其三，霸伯豆銘文顯示霸氏有太廟；其四，霸氏墓地M1、M1017隨葬大量的青銅禮器、玉器、兵器，其數量、質量均超過同時期的晉侯墓地；其五，文獻記載中的懷姓九宗居住在晉國翼都，不會在遠離晉都的霸地；其六，晉國始封面積不大，《史記·晉世家》載僅為“方百里”，周圍完全可以存在不少小國。

我們注意到，在大河口M1、M1017的陪葬品中均有成組的編鐘，西周時期編鐘的使用有著較為規範的禮制等級，常懷穎指出西周中期非姬姓使用編鐘鎛的人群身份地位非常高。王世民在研究芮國、虢國墓地的隨葬品制度後指出，享有“金石之樂”是國君與其他低等級墓葬的區別之一。馮時、朱繼平以為“霸”即傳世文獻中的柏國。黃錦前、張新俊、謝堯亭則將“霸”與朋生簋、晉侯銅人中的“格”聯繫起來，黃錦前、張新俊還進一步認為“霸”即文獻中的“潞國”。

將霸等同於文獻記載中的柏國，其理由除了霸、柏音近以外，尚沒有其他可靠證據，韓巍、黃錦前均已辨明。大河口墓地霸國銘文中的國名用字除作“霸”外，尚有格、

、

、

等寫法，多以“各”為聲符，因此將“霸”與“格”聯繫起來，確實有著可靠的字形依據。但是問題並非如此簡單。晉侯銅人（《銘圖》19343）雲：“唯五月，淮夷伐格，晉侯搏戎。獲厥君師，侯揚王於茲。”“格”是淮夷侵伐的對象，李學勤將銅人與敔簋（《銘圖》5380）相系聯，指出兩器所載的淮夷入侵乃是同一次事件，銅人“格”即戰國韓國的格氏地，在今河南滎陽，敔簋中的叄泉、冪、上洛等地，經考證也是在今河南滎陽、伊洛一帶。馮時亦贊同銅人之“格”在河南滎陽。大河口墓地在成周西北，距滎陽、伊洛尚遠，淮夷不太可能逾過黃河，繞至成周北部侵伐霸國，銅人中的格應與霸無關。

朋生簋（《銘圖》5307）銘文末尾有族氏銘文“

”。據董珊研究，此族氏即妘姓之琱（周）族，商代居於周原，後被商王朝伐滅，古公亶父遷居岐山之後，妘姓琱（周）人作為當地的土著居民可能仍留居其地。格伯與朋生買賣土地，格地當與朋生之地接近。朋生為琱（周）族之人，而西周琱（周）族的分佈情況，現在還不明瞭，極有可能仍在周原，故無法將朋生簋中的“格”與霸國聯繫起來。由上可見，霸國之名雖然有時會寫作“格”以及其他從“各”得聲之字，但並不是所有的“格”氏銅器均屬於霸國。

“霸”與“潞”為一國的觀點，同樣難以成立。首先，潞國的族姓有隗、妘、姜、姬多種說法，尚不能與媿姓霸國建立起必然聯繫。其次，春秋時期的潞地在今山西潞城，距大河口尚有一定距離，黃錦前、張新俊認為“潞”乃是霸國自翼城遷徙而來，但是《水經·濁漳水注》雲：“（潞）縣，故赤翟潞子國也……有潞水，為冀州浸，即漳水也。”潞地應由潞水得名，此字從水即可為證。若依潞是霸遷徙而來之說，則“潞”之得名就應源於“霸”（二字音近）。

經以上考辨，筆者認為，大河口墓地的霸氏既不是傳世文獻中的柏國、潞國，也不等同於金文中的格氏，而應是一個佚記古國，地處翼城。不少學者據霸之墓地文化與朋國墓地文化內涵接近，認為二者應屬同一族群，當為媿姓。

（四）

金文兩見侯之名，一為士山盤（《銘圖》14536）：

王乎作冊尹冊令山，曰：於入（納）侯，誕徵鄀、荊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蠻服。侯、鄀方賓（儐）貝、金。

另一為侯簋（《銘圖》4346）：

侯作登寶簋。

兩件銅器中的“

”寫法一致，均從茻從中。古文字中，茻與艹作意符時本可通用，因此應即“”。君自稱“侯”，可知為國名。西周國銅器尚有同人所作的中伯壺（《銘圖》12361）與兩件中伯簋（《銘圖》4775、4903）。

1980年湖北省隨縣均川公社劉家崖發掘一座春秋古墓，所出銅器器主自稱“盅”（盅鼎《銘圖》1842）、“泈叔”（泈叔鼎《銘圖》1841）、“叔”（叔壺《銘圖》12287）。傳世東周金文中另有以盅、沖、中為氏名者，張亞初認為盅、、沖諸字音近，故將其全部歸入國（原文稱“中國”）。事實上，國在春秋早期已為楚所滅，春秋中後期的“中”應是楚之縣邑。春秋早期的中子化盤（《銘圖》14476）雲：“中子化用保楚王，用正（徵）梠（莒）”。“中子”自稱“保楚王”，身份應為楚國之臣，東周時期盅、泈、、沖諸器未有自稱“侯”者，應有深層原因。

的地望有三條線索：其一，士山盤銘文謂：“入（納）侯，誕徵鄀、荊方服”，說明的地望距鄀、荊（楚）兩地不遠，士山在奉王命納中侯以後，才能順接著去鄀、楚兩國徵職貢。西周時期的鄀國就是上鄀，其地在湖北省宜城市附近。其二，中甗（《銘圖》3364）載：“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藝（設）在曾……在噩（鄂）師次，伯買父廼以厥人戍漢、中、州”。“漢”即漢水，“中”即國，“州”暫不詳。其三，從上文提到過的均川所出盅、泈、諸器可知，楚地確實有一個“中”地，西周國應為其前身。綜合這些線索來看，認為西周國在隨州市均川鎮附近，應是有道理的。

楚簡文字中有一個“”地，見於清華簡《系年》“秦晉焉始會好，穆（勠）力同心。二邦伐鄀，徙之城，圍商密”；又見曾侯乙墓竹簡“城子之騮為左服”。“伐鄀”之“鄀”即下鄀，地在秦、楚交界之商密附近，“城”也應在此附近，這與我們所論述的西周國為兩地。郭濤曾據中、析、內意近相通，考證“（中）城”可能在春秋楚之析邑，也即秦之中陽縣、隋之內鄉縣，其地在今河南省南陽市西峽縣，值得重視。此外，《仰天湖楚簡》簡2另記有“中君之一

衣”，此“中君”或言在湖南境內，或言不詳，與國關係不明。

張亞初曾據辛中姬皇母鼎（《銘圖》2173）銘文“辛中姬皇母作尊鼎”，指出“辛中姬皇母”即國之女“皇母”嫁於辛氏者，為姬姓，為“漢陽諸姬”之一。中伯壺雲 “中伯作親（辛）姬

人朕（媵）壺”，這是中伯為其女所作的媵器，“辛姬人”之“姬”，只能是國的族姓，足證張先生之說。

（五）相

傳世的及簋（《銘圖》5112）、作冊析諸器（《銘圖》11800、13542、13665）中均有“相侯”之名。簋銘雲：“相侯休於厥臣及，賜帛、金，及揚侯休。”作冊析諸器載：“令作冊析兄（貺）聖土於相侯，賜金、賜臣，揚王休”。“相侯”即相地之君，相是國名。

有關相國的資料還見於藏於日本出光美術館的靜鼎（《銘圖》2461）：

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師中眔靜省南國相，藝（設）

，八月初吉庚申至，告於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靜曰：“卑汝司在曾、噩（鄂）師。”

靜鼎銘文殘泐較為嚴重，“南國相”的“相”或有學者缺釋，徐天進曾目驗原器，從其原文所公佈的銘文照片和拓片來看，釋為“相”應可信。或有學者將銘文斷讀為“省南國，相埶居”，筆者認為不妥。金文中“”辭例出現多次，其釋讀雖存爭議，但意為王之行宮則是學界共識，金文或言“藝（設）”（中甗），或言“藝（設）王”（中鼎《銘圖》2383），卻從未見“藝（設）”前還有其他動詞者。此外

鍾（《銘圖》15633）有“南國服蠻”一語，鼎銘斷讀為“南國相”正與之辭例相同。

靜鼎銘文一經刊佈，張懋鎔即指出周王“令師中眔靜省南國相”，明顯與中甗、中鼎“王令中先省南國”相關，均為昭王時器。馬承源認為相有數地：一在河南內黃，即《史記·殷本紀》“河亶甲居相”之“相”；二是春秋宋邑，見《水經注·睢水》：“又東經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故城在今安徽宿縣西北。馬先生認為作冊析觥與昭王十九年伐楚相關，銘文中的“相”或是春秋宋邑之“相”。李學勤則認為南國相的距離頗為遙遠，不是南巡首站，而是終點，相應是鄂國以南的湘，也就是今湖南湘水流域。除上述“相”地外，春秋時期楚國境內（今河南省鹿邑縣東十五里），也有一個相地。

靜鼎稱相為南國，而朱鳳瀚認為，西周時期的南國與南土有別，南土是周王國南方的國土，南國則大致在今淮水流域、南陽盆地南部與漢淮間平原一帶。准此，上述幾處“相”地均不符合“南國”的地理範圍，相國地望需要另作考證。李學勤據靜鼎歷日認為，相地應路途較遠，在鄂國之南。而鄂在湖北隨州，“南國”所指也大致在隨州之南和漢水之北，因此我們認為相國最可能是在隨州南至漢水一帶，具體位置暫不詳。

西周晚期的相姬鬲（《銘續》241、242）載：“相姬作齍鬲。”“相”應指相國，“相姬”作為女名，有可能是嫁入相國的姬姓女子，也有可能是姬姓相國的外嫁之女，因此尚不能確定相國是否為姬姓。

（六）散

散國之名見散氏盤（《銘圖》14542），盤銘記載了散與胡（虞）國之間的一次土地轉讓，胡（虞）舊釋為“夨”，陳劍指出當改釋為“胡”。張筱衡早已說明舊稱“夨人”、“夨王”的“夨”應讀為“吳”，李學勤又指出其即文獻中的西吳、西虞，劉啟益則認為其國乃太伯、仲雍之後所立。新刊佈的胡叔銅匜載：“

（胡）叔□父媵孟姬元女匜盤”。胡叔之女名為“孟姬”，證實了（胡）為姬姓。散氏盤開頭言“用胡（虞）

（踐）散邑”。“邑”本指城市和居民，由於古代國家一般規模較小，國家往往同時即是城市，因此“邑”又引申出“國家”的意思，如卜辭與典籍所見的“大邑商”、“天邑商”之類。《說文解字·邑部》：“邑，國也。”段玉裁注云：“古國、邑通稱…… 《尚書》曰西邑夏，曰天邑商，曰作新大邑於東國雒，皆是。”另外在散、胡（虞）雙方勘察田界時提到散氏一方參與的人員有：“司徒屰寅、司馬單、人司工君、宰德父，散人小子履田，戎微父、效欋父、襄之有司橐、周就、焂選瓚，凡散有司十夫”。這些人並非周王朝之臣，而是屬於散氏的官吏，從銘文提到的官名來看，散氏的職官有著較為完整的體系。因此，散很有可能是一個古國。

有關散之地望，王國維認為與大散關、大散嶺有關。散、胡（虞）兩國進行土地轉讓，必然相鄰，散氏盤在講述勘察田界時提到了多個地名：

履自瀗涉以南，至於大湖，一封，以涉二封，至於邊柳，復涉瀗……封於敝城……以西至於莫，履井邑田，自桹木道，左至於井邑。

盧連成、尹盛平據考古發現的胡（虞，原文稱“夨”）國遺址和墓地指出，胡（虞）比較確切的地望應在今隴縣、千陽、寶雞縣賈村一帶，汧水是其境內的一條重要河流。散氏盤銘文中多次提到的“瀗”即是汧水。可據此推測，散或在胡（虞）國之東，即今寶雞縣、鳳翔縣汧、渭二水相會之地。

散國曾和姬、姜、姞三姓聯姻。散國與姬姓通婚可證之於散伯匜（《銘圖》14875）：“散伯作胡（虞）姬寶彝”。前文已述胡（虞）為姬姓，“胡（虞）姬”就應是“父國+父姓”。散與姜姓通婚可證之於散車父壺（《銘圖》12359）：“散車父作姜尊壺，用逆姞氏”，以及散季簋（《銘圖》5120）“散季肇作朕王（皇）母叔姜寶簋”。“

姜”、“叔姜”均為嫁入散國的姜姓之女。此外，金文中還有散與姞姓通婚的證據，如散伯車父鼎（《銘圖》2297）、散伯車父簋（《銘圖》4838）中的

姞、

姞二人，也是嫁入散國的姞姓之女。依據同姓不婚的原則，散當非姬、姜、姞三姓，過去有不少學者認為散屬姬姓，當非。

（七）

金文有人名“侯”（侯鼎《銘圖》142）與“侯”（善鼎《銘圖》2487）。從從五從酉，從從泉。此外，金文中尚有從從史的，以及從從五從酉從泉的

字（《銘圖》8793）。金文鍾鎛類銘文中常見 “

”一語，在士父鍾（《銘圖》15496）裡又作“

”，有人名井季（《銘圖》13102），同人之器又作季（《銘圖》4924）。郭沫若據此指出、、應讀音接近，均從“”聲，而、則分別為、

的繁體。侯鼎之“侯”與善鼎之“侯”應出自同國，下文徑稱其為國。此外西周晚期的遣小子簋（《銘圖》4728）載：“遣小子以（與）其友作男、王姬肆彝”。男也應是一位國之君。國之名文獻佚記。

的地望可以依據師酉諸器、詢簋以及卜辭中的地來推求。師酉簋（《銘圖》5346）和詢簋（《銘圖》5378）銘文記載，王命師酉、詢管理西門夷、夷、秦夷、京夷、弁瓜夷等，“夷”是地之夷，銘文將其與西門、秦、京、弁瓜諸地並列，位置當近。據《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秋，築臺於秦”，此處“秦”應為魯地。秦地亦見小邾國墓地所出“秦妊”諸器和

羌鍾（《銘圖》15425），地在山東範縣一帶。京地已見於卜辭和山東地區的出土金文，孫亞冰、林歡認為在河南東部或山東西部；胡嘉麟、趙慶淼認為大致在今山東境內。至於弁瓜之地，陳絜以為與《春秋》經傳中的“魯卞”有關。

作地名也見於黃組卜旬卜辭(《英國所藏甲骨集》2532):

癸卯卜，［在］，［貞］：王旬［無憂］。

癸丑卜，在上，貞：王旬無憂。

癸酉卜，在，貞：王旬無憂。

癸未卜，在

，貞：王旬無憂。

癸巳卜，在缶，貞：王旬無憂。

在這組卜辭中，距離

、缶兩地分別有一旬、兩旬的路程，而缶地在山東定陶，既然秦、京、弁瓜、缶都在山東，那麼與之相關的地也應在此附近，或距定陶不遠。鍾柏生與陳絜曾據“”從五得聲立論，認為其地應即見於《春秋經》的山東地名“郚”。前文已述國國名的諸多異體應是以“”為聲，而字上古音應有宵部與鐸部兩讀，所以“五”（魚部）、“酉”（幽部，與宵部旁轉）是否為疊加音符，暫不可知，鍾、陳兩先生的意見僅可備一說。

遣小子簋中的“男”為國之君，“王姬”當是周王室之女嫁於國者，二人為夫妻關係，則非姬姓之國。伯鼎（《銘圖》2356、2357）又載“伯作楚叔妊、樂姬媵盂鼎”。已知楚為羋姓，非姬姓，那麼楚叔妊只能是伯之女嫁於楚者，樂姬為其陪媵，則知妊為國之姓。朱鳳瀚曾推測遣小子簋中的男、王姬是之父母。若此，則應出自遣氏。韓巍據遣叔吉父盨（《銘圖》5602—5604）“遣叔吉父作虢王姞旅盨”，指出遣氏屬姞姓。新見的衍簋（《銘續》455）記載，身為鄭井氏之人的器主衍與遣姞共同作器，井氏屬姬姓，衍與遣姞為夫妻，亦可證遣氏為姞姓。筆者前論為妊姓，則當非出自遣氏，男、王姬與的關係，或仍有待於進一步討論。

（八）

1974—1981年發掘的寶雞茹家莊、竹園溝、紙坊頭等西周墓地，所出銅器器主自稱“伯”（伯簋《銘圖》4293）、“季”（季卣《銘圖》13101）或簡稱“”（鼎《銘圖》1536）、“季”（季盤《銘圖》14352）、“伯”（伯簋《銘圖》4177）。僅從稱謂上來說尚不足以斷定為國名。田仁孝指出，氏部族的所有墓葬均沒有超過五鼎四簋制，按照周代禮儀，墓主最高等級應為大夫級，因此紙坊頭、竹園溝、茹家莊墓地不是國君墓地，伯亦不是國君，氏部族只是散國範圍內的一支部族，尚沒有成為一個方國。

筆者認為，西周、春秋時期，五鼎四簋的諸侯國君墓葬不乏其例。陝西韓城梁帶村M28，帶有一條墓道，隨葬五鼎四簋，同時還有編鐘八件與編磬十件，其身份為一代芮公；天馬—曲村晉侯墓地中，晉侯墓的隨葬禮器也是以五鼎四簋為常，並且常伴有整套編鐘等樂器。氏墓葬雖最多不過五鼎四簋，但是帶有墓道（茹家莊M1），且隨葬有編鐘（竹園溝M7、茹家莊M1），仍不能排除其為方國的可能。

據考古發現可知，國中心區域應在渭水以南、清姜河兩岸臺地。其興盛階段，勢力越過渭水北岸，擴及到吳山以南，金陵河以西（今寶雞市區陵塬一帶），北與夨國界臨，南界可越過秦嶺，至陝西鳳縣、甘肅兩當一帶。

茹家莊M1與M2為夫妻異穴合葬墓，M2出土有多件伯為井姬所作之器。“井姬”為伯之妻，是井伯或井叔之女。井伯、井叔為周公後裔。此外，從國墓地所體現的考古學文化類型上說，也透露出了其與氐羌文化的關聯， 從“同姓不婚”以及文化類型的角度，均可說明非姬姓。

此外，尹盛平認為，國即吳太伯所奔之“句吳”，此說立論的基礎乃是將“”拆解為“弓魚”，而“弓魚”與“句吳”乃一聲之轉。至於“”增加“自”旁的異體“

”（伯簋《銘圖》4293），則與吳太伯“自號句吳”相關，“自”為“自號”之意。國之名有多種寫法，弓旁實可省略（

卣《銘圖》13179），唯獨魚旁不省，當為聲符。金文所見國名已多達二百餘，從未有將字形拆開才能與文獻記載相對應的先例。而且可以確定非姬姓，這也說明其非吳太伯之“句吳”。

二、討論相對不足的佚記古國

西周金文中還有部分資料非常匱乏的佚記古國或疑似古國的字例，僅憑目前資料，難以對其是否為古國及地望、族姓等信息作出相對準確的推測。為便於進一步討論，現對相關研究進行如下整理和辨析。

（一）

西周早期的王尊（《銘圖》11684）言：“王作胡（虞）姬寶尊彝。”吳鎮烽將此器與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所出伯諸器聯繫起來，指出二者應屬於同一國族，甚是。“”原作“

”形，左從阜，右側暫不可識，姑且隸定為。白草坡墓地銅器器主自稱為“伯”（《銘圖》1592）或簡稱“伯”（《銘圖》7674），發掘者已指出“伯”應是一邦之長。而李學勤則認為是密國的卿大夫。王尊的發現表明氏還可稱王，證實了發掘者的意見。

伯諸器出土於甘肅靈臺，指明瞭其地望。伯墓有腰坑且殉狗，葬俗與商人相類似，且王尊載其曾與胡（虞）國通婚，胡（虞）現已確知為姬姓，依據同姓不婚的原則，故可推測應為非姬姓之國。

（二）

山東龍口市韓欒村村民在平整土地時掘得一件西周早期銅鼎（《銘圖》1617），銘文為：“監作寶尊彝。”朱鳳瀚認為，監的身份與周初之三監同，是周王朝派到下屬侯國或其他地區代表朝廷進行監管的官吏。韓欒村出土鼎所銘監，當是地之監，而有可能屬於本地服屬於周的一個小方國，未見史載。雖稱“監”，但西周時期諸監與諸侯地位相近。因此，可能是一個佚記古國。

“”不見於後世字書。監鼎雖出土自山東龍口，但是並非科學發掘得來。田率言其為偶得，可能非本地所有，是比較審慎的意見。還有學者從字音的角度推測地在菏澤北面的“句瀆”一帶，劉雨：《西周的監察制度》，《古文字研究》第25輯，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71頁。或認為此鼎反映了周王朝對東夷的征伐與掌控，恐失於武斷。之地望應以存疑為是。

（三）

伯晨鼎（《銘圖》2480）載：

王命

侯伯晨曰：“嗣乃祖考侯於，賜女秬鬯一卣……用夙夜事，勿廢朕令。” 晨稽首，敢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瀕公宮尊鼎，子孫其萬年永寶用。

器主自稱“侯伯晨”，“”或釋為“垣”，可為一說。為國名，侯為官爵，伯為排行，晨為私名。後文載周王之命辭“嗣乃祖考侯於”，即“繼承你祖先的職位在地為侯”，伯晨接受冊命繼位為侯，為國名可以坐實。伯晨鼎非發掘器，銘文暫無地望、族姓信息。銘文“”或是從“亙”為聲，亙即古文恆（恆）字。古有恆山，見《爾雅·釋山》“恆山為北嶽”，秦又置有恆山郡，未詳是否與此侯有關。

（四）僰

西周中期的史密簋（《銘圖》5327）載：“史密右，率族人、釐（萊）伯、僰殿，周（敦）伐長必”。“僰”還見於西周晚期的師

簋（《銘圖》5366）：“今餘肇令汝率齊師、（紀）、釐（萊）、僰殿左右虎臣，徵淮夷”。兩處銘文中的“殿”字舊不識，從而導致了文意理解上的困難，後由劉釗釋出，遂知僰是與釐（萊）、齊、（紀）並列的一個古國，在兩次軍事行動中均作為殿軍。

上述銘文中僰與釐（萊）、齊、（紀）共同參與軍事行動，地望應相近。釐（萊）、齊、（紀）皆在今山東，僰應距此不遠。《金文形義通解》認為此“僰”為西南部族，不符合這一前提。陳秉新、李立芳錯釋“僰”為“

”，遂誤認其為古鬲國。而李學勤則認為，“僰”應讀為偪陽之“偪”。此外，還有學者從僰、棘音近相通的角度出發，認為僰當即見於《春秋》經傳的齊、魯之棘邑。偪陽和棘邑兩說符合“僰”在山東的討論前提，有其合理性。朱繼平認為，西周時期的偪陽尚在關中；僰、棘二字聲紐差距較大，不應音近；從金文資料來看，作為人名“晉侯僰馬”的“僰”，對應典籍之“輻（福）”，作為賞賜物品“牙僰”之“僰”，又知讀為“幅”，可證“僰”之讀音當與“畐”相近。又據史密簋所載相關地名，此次戰鬥應發生在魯北淄濰流域及相鄰地區，這一地區內恰有一重要城邑即齊國博邑，博、畐二字音近，僰即當在此。博邑，秦稱博陽，漢為博縣，在今泰安市邱家店鎮舊縣村西。僰在博邑之說符合相關銘文反映的僰國地望信息，較為合理，但目前仍缺乏將僰國與博地聯繫起來的直接證據，此說有待進一步證明。僰之族姓，尚無線索。

（五）量

量侯簋（《銘圖》4837）曰：“量侯

柞（作）寶尊簋，子子孫萬年永寶，斷勿喪。”量國之君既稱“侯”，則量為古國。“量”作國名又見於西周中期的量伯丞父爵（《銘圖》8555），兩器均非發掘所得，銘文內容也未涉及量之族姓、地望方面的問題。

西周重器大克鼎（《銘圖》2513）記載周王賞賜克：

錫汝田於埜，賜汝田於渒，賜汝井

繁田於峻，以厥臣妾，賜汝田於

，賜汝田於匽，賜汝田於陠原，賜汝田於寒山……賜汝井徵繁（？）人，兼賜汝井人奔於量。

馬承源指出此處“井人奔於量”的量即量侯之國，克鼎中王所賜諸地均在甘肅東部至涇水流域一帶，則量國地望也應在這附近。然而裘錫圭認為“井人奔於量”之“量”當讀為“糧”，是糧田的簡稱，而非地名，所謂“井人奔於量”，即周王將“井人”賜給克來服“奔於量”的勞役。裘錫圭：《古文字釋讀三則》，《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33頁；裘錫圭：《西周糧田考》，《裘錫圭學術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99頁。因此將大克鼎與量國聯繫起來，進而推測量之地望，尚有可疑。

（六）欲

黃錫全曾公佈一件西周早期的欲侯戈，戈銘僅“欲侯用戈”四字。黃先生指出“欲侯”不見文獻記載，又認為欲、郤音近，欲侯即郤侯，並推測其地在山西河津附近。欲（喻紐屋部）從谷聲，而郤（溪紐鐸部）則以訓為“口上阿也”的“

”為聲，二字古音並不相近。而且文獻中也無其直接相通之證，將欲侯釋為郤侯並不可信。“欲侯”僅此一見，在沒有更多證據之前，其地望當存疑為是。

（七）買

買國之名見於西周早期的買王眔卣（《銘圖》13090）：“買王眔作尊彝。”此外還有兩件買王眔觚（《銘圖》9810、9811）。買為國名，王為稱號，眔乃私名。西周中期的任鼎（《銘圖》2442）雲：

唯王正月，王在氐。任蔑，事（使）獻為於王，則

（畢）買。王事（使）孟聯父蔑

，賜脡牲大牢……

劉雨將銘文釋讀為“鼎

，買王使孟聯父蔑

”，將“買王”看作買國之王，從而認為該鼎又是一件買國之器，此說不可取。首先，從任鼎銘文照片看，所謂“鼎”字，右側從刀，實應為“則”，故“買”字屬上讀是很合適的。其次，銘文“則（畢）買”之前銘文已三次出現“王”，分別是：“唯王正月”、“王在氐”、“獻為於王”。“唯王正月”明顯是周王的紀年，該處的“王事（使）孟聯父”也正與前文呼應。若斷讀為“買王”，就會造成前後稱謂不一，故任鼎中既沒有諸侯稱王，也不屬於買國。已著錄的買國銅器均非發掘品，銘文簡略，目前僅知西周早期有一位私名為“眔”的買王。

（八）鼬

鼬國之名見於鼬侯鼎（《銘圖》1951）：“鼬侯隻（獲）巢，孚厥金胄，用作旅鼎。”鼬字原作

，陳秉新曾認為此字當釋為“貂”，作為國名即皋繇之後偃姓繇國。而有學者則指出此類字形應為鼬之象形，更為可信。器主稱“侯”，鼬當為國名。

由鼎銘知鑄作該器所用的青銅是鼬侯從巢國得到的戰利品，周人對巢國的征伐亦見於周原甲骨。李學勤認為鼬侯鼎與卜辭中的“徵巢”應同屬周朝初年，鼬侯的青銅當即此次戰鬥所得。張家坡墓地所出鼬侯銅器僅此一件，且尚不清楚是否為舶來品，鼬與繇除語音相近以外，也難以建立更多聯繫，僅以通假立論不能令人信服。目前僅能推知鼬侯曾參與周王征伐巢國的戰爭，其餘史實均未詳。

除上述諸國以外，西周金文還存有個別雖資料較少，但銘文敘述內容基本清楚，又有墓葬資料可為參證，史實較為明瞭的佚記古國，比如乖、軧：

乖見於乖伯簋（《銘圖》5385）：“王若曰：乖伯，朕丕顯祖玟、珷膺受大命，乃祖克弼先王，異（翼）自它邦，有功於大命……乖伯拜手稽首，天子休，弗望（忘）小裔邦……用作朕皇考武乖幾王尊簋。”器主自稱“小裔邦”，又稱其父為“武乖幾王”，知“乖”屬古國。乖伯祖先曾“有功於大命”，輔弼文王、武王，此處的“大命”即是前文的“玟、珷膺受大命”的“大命”，實指周人代商。何浩、羅運環曾據“乖叔作”銅鼎出自甘肅省靈臺縣西周墓葬方面的信息，指出乖國當在靈臺或其附近。乖伯簋言其先祖在文王、武王之世“異（翼）自它邦”，即從別國來輔弼周王，而周文王曾“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因此，乖當是一個降周的殷商舊國，乃異姓諸侯。

軧見叔

父卣（《銘圖》13341、13342）和臣諫簋（《銘圖》5288）。卣銘載：“餘貺為汝茲小鬱彝，汝其用饗乃闢軝侯、逆造出入使人”；簋銘載：“唯戎大出於軝，井（邢）侯搏戎，誕令臣諫□□亞旅處於軝”。“軝侯”之“軝”與“戎大出於軝”之“軝”，所指應為同一國。三件青銅器均出土於河北省元氏縣西張村。發掘者認為，“軝侯不見於文獻，在金文裡也是初次發現。軝國的位置很可能就在元氏一帶”。李學勤和唐雲明認為，元氏縣西張村的位置，正好在槐河即古泜水之濱，“軧”應讀為“泜”，軧國實因地處泜水流域而得名。此後，李家浩據戰國趙布幣地名“邸”，申論過這一意見。有明確的墓葬和文字通假為證，軧國地望及得名緣由問題便得到了解決，但尚無討論其姓氏的線索。

三、相關古史問題討論

佚記古國的發現及相關研究，不僅具有“補史”作用，還可以通過考辨其地望、族姓、婚姻、禮俗等，為探究周代分封制度、邦國關係、社會經濟、民族融合等問題提供線索。以下則僅就“古諸侯稱王”、“漢陽諸姬”名實兩個問題略作討論。

（一）古諸侯稱王問題

王國維認為：“蓋古時天澤之分未嚴，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即徐楚吳越之稱王者，亦沿周初舊習，不得盡以僭竊目之。”蒙文通則指出：“夷狄稱王，自為恆見……金文僭有王號而莫可考者甚眾，自皆為夷狄。”蒙先生之說將稱王之國限為夷狄以及地處蠻夷之國（吳）。王世民認為，在尚未形成“大一統”局面的西周時期，“他邦”異族首領，在其國內稱王的同時與周邦保持臣屬關係，合乎歷史發展規律，春秋時代金文資料中的稱王諸侯，仍限於同周王關係並不密切的所謂蠻夷之君。張政烺也指出，周時稱王者皆異姓之國，處邊遠之地，其與周之關係若即若離，時親時叛，周之同姓而稱王者只一吳王。此說得到劉雨贊同。

綜覽上述觀點，可知各家已對王國維之說進行了修正，指明諸侯稱王應受一定條件限制，主要包括：周之異姓他族、地處偏遠之地、與周關係疏離等。在前文所考證的佚記古國中，買、乖、三國均有稱王現象，散國的考證還牽出了一個稱王的胡（虞）國。買國稱王僅一位“買王眔”，其地望、族姓均不詳，此處不再討論。梳理乖、、胡（虞）稱王的金文資料可以發現，諸侯稱王並非完全受限於上述幾個條件。

乖伯簋銘文中乖伯自稱“伯”，而稱其已去世的父親為“武乖幾王”，這與其他諸侯自稱為王不同。“武”為美稱，“乖”為國名，“幾”似是諡。西周五等爵之說，已不可據信。“乖伯”之“伯”可能是表明宗子身份的排行。據乖伯簋銘文來看，乖與周的關係尚較密切，其先祖曾輔佐文王、武王。乖伯親至宗周朝見，並受到賞賜，不能算是與周“若即若離”。不過乖自稱“小裔邦”，且上文已指出“乖”之地望可能在甘肅靈臺附近，其地望倒是符合稱王之諸侯在蠻夷和邊遠之地這一條件。

國稱王同樣僅一見（王尊），其族姓雖不詳，但可以肯定非姬姓，其地位於甘肅靈臺附近。可見國稱王符合周之異姓、地處邊遠兩個條件，至於其與周室關係如何，暫不可知。

前文在對散國進行考證時已說明，舊稱的“夨國”應是胡（虞）國，屬姬姓。劉啟益認為其乃仲雍之後，地在隴縣、千陽、寶雞賈村一帶。胡（虞）稱王見胡王鼎（《銘圖》1550）、胡王觶（《銘圖》10587）、同卣（《銘圖》13307）、胡王簋（《銘圖》4823）及散氏盤，縱貫了整個西周時期，這在所有諸侯稱王的金文資料中是獨一無二的。胡（虞）雖然地處周之邊遠西陲，然其既為周之同姓，則“周之異姓他族”就不是諸侯稱王的限制條件了。胡（虞）為仲雍之後所封，仲雍為王季之兄，則胡（虞）、周本是同宗，雙方關係恐也不算疏遠。金文姬姓胡（虞）國稱王史實的發現與揭示，使得姬姓諸侯稱王並非孤證。

由此可見，西周時期的諸侯國稱王現象可能具有非常複雜的原因，目前很難進行規律性的把握和總結，此問題仍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二）“漢陽諸姬”名實問題

“漢陽諸姬”初見於《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裡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杜預注“漢陽諸姬，楚實盡之”雲：“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傳文、杜注均言簡意賅，“漢陽”的具體範圍、“諸姬”包括哪些國家，後世多有歧說。於薇在考證“漢陽”的具體位置後指出，該區域確定為姬姓者僅隨、唐二國，但由於魯僖公二十八年（前632），隨、唐兩國均未被滅，因此懷疑“漢陽諸姬”是一個以訛傳訛的偽命題。

實際上，在“漢陽”之地，除隨、唐外，尚有其他姬姓之國。本文所論佚記古國中鄳、、相均大致處於漢陽之地，鄳、相族姓不知，而則確為姬姓。前文指出中子化盤銘文表明，春秋早期，“”地應已被楚佔有，這樣至少確定了一個在僖公二十八年以前就被楚滅掉的漢陽一“姬”。因此，尚不能排除在漢陽尚有其他姬姓古國存在的可能。劉緒已經指出，漢水之陽一帶集中存在著多處具有周文化因素的遺址，其中帶有墓道的黃陂魯台山墓地即有可能是某一封於漢陽的姬姓諸侯。此外，“楚實盡之”的“盡”並不一定表示“盡滅”，春秋早期楚武王“克州、蓼，服隨、唐”，使隨、唐臣服聽命於楚。如此一來被滅，隨、唐對楚俯首聽命，成為附庸，三者均已劃入楚國的勢力範圍，那麼欒貞子出於請戰的目的，極言楚國對外擴張的形勢，稱“漢陽諸姬，楚實盡之”也並非言過其實。

以上，我們在梳理現有西周金文資料和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目前學界發現的部分佚記古國及相關研究進行了考辨與評議。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於年深日久、資料匱乏，加之目前的古代語言學、文字學提供的史料解讀尚無法做到“面面俱到”，所以我們對佚記古國的認知和討論仍處於起步階段，許多問題也只能是見仁見智、言人人殊。但是從學術史上看，古國是研究兩週歷史的重要視角或方法之一，近年來，其方法論意義日漸突出。特別是諸多佚記古國的“重見天日”，對史料相對較少的西周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有鑑於此，在今後的工作中，我們有必要對佚記古國及相關問題展開進一步的專題性研究。

〔作者鄒芙都，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馬超，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後。重慶4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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