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
更完整的句式是：我不在家裡，就在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
中文網絡居主流地位的說法是，這句話的版權屬於法國文豪巴爾扎克。
巴爾扎克的確嗜咖啡如命，尤其當他處於寫作狀態時。在國內頗有影響力的茨威格版《巴爾扎克傳》（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年7月版，吳小如、程毓徵譯）第八章《黑咖啡》中，作者以“鴉片”“毒藥”“殺人的精靈”來形容傳主對這黑色液體的依賴——
咖啡就是再開動機器使用的黑油；巴爾扎克看它比吃飯睡覺都重。他恨菸草，菸草不能刺激他達到工作所需的強度。對於咖啡，他卻大唱讚歌：“咖啡滑下去到了胃裡，它就把一切推入運轉。思潮猶如大軍中各路縱隊勇往直前。回憶洶湧而來，大旗高擎，將隊伍帶進戰場。輕騎兵奔馳在前。思維的邏輯如炮兵拖著輜重和炮彈隆隆而來。昭晰的觀念作為狙擊手加入決鬥。角色們各著衣冠，稿紙上鋪滿墨跡。戰爭在黑色液體的流注中開始，然後完結，就像真實的戰場包圍在火藥的黑煙中。”
沒有咖啡他就不能工作，至少不能按照這種方式來工作。紙筆之外，他所到之處都要帶上“咖啡機器”，這件不可缺少的裝備，其重要不減於他的桌子和白色袍子。他很少讓旁人準備咖啡，因為旁人不會把這興奮劑的毒藥做得如此濃黑有勁。咖啡就是他的鴉片。因為同一切毒品一樣，咖啡也得愈喝愈濃，如果要它保持效力，他就不得不愈來愈增多地吞食這殺人的精靈，才能跟得上神經上日益增加的負擔。如果說他那五萬杯咖啡（這數字是某一位統計家估計他所飲下的杯數）加速了《人間喜劇》龐大體系的寫作，它們也要對心臟過早的衰弱負責，那心臟本來強得象一口大鐘。拿克加爾大夫，他的終身的朋友與醫生，在他的真正死因問題上提出，“是多年心臟病發作，由於長夜工作和服用——毋寧說是濫用——咖啡而日益嚴重，他為了與人的正常睡眠需要來鬥爭，不得不求助於咖啡。”（茨威格版《巴爾扎克傳》第151-152頁）
創作中的巴爾扎克，咖啡是開動機器的黑油、激發靈感的火石、堪比紙筆的裝備，當然濫用咖啡也是致其死亡的原因。茨威格文中引用統計家的“為寫《人間喜劇》飲下五萬杯咖啡”之說，在漢語世界也流傳甚廣。這為“巴爾扎克：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提供了堅實的數據支撐和敘述背景，中文網絡裡凡稱此言屬於巴爾扎克者，都少不了拿“五萬杯咖啡”來背書。
在茨威格的筆下，巴爾扎克就是一個將咖啡研磨入生命的角色。可令人費解的是，通讀茨威格版的《巴爾扎克傳》，卻找不到這句“巴爾扎克名言”。
《巴爾扎克傳》
搜索另一本比較權威的傳記，即安德烈·莫洛亞版的《巴爾扎克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4月版，艾珉、俞芷倩譯），同樣描繪了一位浸泡在咖啡裡的巴爾扎克，但同樣找不到這句“巴爾扎克名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莫洛亞版《巴爾扎克傳》的第七章《工作》中，作者以巴爾扎克恩主貝爾尼夫人的視角和口吻寫了一句話——
巴爾扎克不僅僅是支“筆桿”，還是一支非常出色的“筆桿”。幾乎每天，他不是去伏爾泰咖啡館，便是去法蘭西劇院附近的密涅瓦咖啡館與他的夥伴們相聚。（莫洛亞版《巴爾扎克傳》第118頁）
應該說，“他不是去伏爾泰咖啡館，便是去密涅瓦咖啡館”與“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在句式上是接近的，都使用了並列連詞“不…便（就）…”，而且兩個句子都與咖啡館有關。不過仔細推敲兩個句子，還是有明顯區別，後一個句子的邏輯結構要比前一個句子繁複。更重要的是，兩個句子表述時的主語不同，前一句主語是第三人稱的“他”；而後一句因為是“巴爾扎克名言”，所以主語是第一人稱的“我”，也就是“巴爾扎克”。
那巴爾扎克究竟說沒說過這句話呢？
搜索外文網絡，畫風與中文網絡不一樣。查閱一些主要的外文引語網站，如“引語調查者”（Quote Investigator）、“智慧引語”（Brainy Quote）等，巴爾扎克名下均無這句“巴爾扎克名言”。擴大範圍，在包括法文網站的外文網絡中進行搜索，結果同樣是無。就此我們所能得出的結論是，這句“巴爾扎克名言”是一個專屬於中文網絡的傳播現象。相反，在外文網絡中，“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與另一個人聯繫在一起，他叫彼得·阿爾滕貝格。
阿爾滕貝格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奧地利猶太裔作家，維也納人，原名理查德·英格蘭德。1896年，在他37歲時開始使用“彼得·阿爾滕貝格”的筆名。在《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3月版，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譯，以下簡稱《昨日的世界》）裡，茨威格如此評價自己的猶太同胞：“霍夫曼斯塔爾、阿圖爾·施尼茨勒、貝爾-霍夫曼、彼得·阿爾滕貝格等人使維也納文學達到歐洲的水平，這是格里爾帕策和施蒂弗特所代表的維也納文學從未達到過的。”（《昨日的世界》第26頁）
毫無疑問，阿爾滕貝格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令人驚訝的是，由於波西米亞式的生活方式，阿爾滕貝格的寫作收入竟無法維繫他的日常所需。於是，維也納中央咖啡館便成了他重要的生活舞臺。
維也納中央咖啡館，可謂大名鼎鼎。這家咖啡館1876年開業，在上個世紀初，它是奧地利乃至全歐洲文人墨客們的精神家園，也是政客商賈們的流連之所。時間倒推一個多世紀，你可以在此發現茨威格、弗洛伊德、阿爾弗雷德·波爾加的身影，也能找到埋頭趕稿的托洛茨基、凝神沉思的鐵托和百無聊賴的希特勒。茨威格稱這家咖啡館是“民主俱樂部”，每個人都可以在此享用一杯便宜的咖啡和免費的報紙雜誌，坐上幾小時，寫作、辯論、玩紙牌，接收信件等等。所有人中，與中央咖啡館聯繫最緊密者，自然是才華橫溢又生活窘迫的阿爾滕貝格。
阿爾滕貝格與中央咖啡館的聯繫緊密到什麼程度？他除了睡覺，其餘時間均在此處消磨；他的通訊地址是此處，留言傳呼是此處，待人接客是此處；不消說，他奮筆疾書還是在此處，而他的成名作《地方新聞》亦是在此處擬就。總之，阿爾滕貝格的生活在此處。所以就有人戲言：他不在家裡，就在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
請注意，這句話的主語是第三人稱的“他”，而非第一人稱的“我”。換言之，這種表述明確了一個事實：這句話不是阿爾滕貝格說的，而是別人對阿爾滕貝格生活狀態的描述——他與中央咖啡館“不離不棄”。
這個事實，在外文網絡，尤其是德文網絡中已成定論。有趣的是，當這個事實轉換為漢語表達時卻成了阿爾滕貝格的自我描述：我不在家裡，就在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
“阿爾滕貝格說過”在中文網絡也有相當的影響力，是僅次於“巴爾扎克名言”的存在。此等訛謬因何產生？恐怕與兩本關於咖啡文化的書有關——
第一本書叫《與畢加索喝咖啡》（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版，吳梅東編）。此書附錄部分，收錄了一篇呂鴻賓寫的文章《一位咖啡迷的咖啡手記》。此文開頭引用了“一位維也納藝術家的自述”：我不在家裡，就在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與畢加索喝咖啡》裡的這篇文章，雖未點出“維也納藝術家”是誰，卻完成了主語人稱的切換，由“他”變成了“我”。
《打開咖啡館的門》
第二本書叫《打開咖啡館的門》（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4月版，張耀著）。此書扉二頁，也引用了“一位維也納藝術家的自述”：我不在家裡，就在咖啡館。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打開咖啡館的門》也沒有點出“維也納藝術家”是誰，卻在正文第六章《“咖啡中心”——一個世界的支點》中，濃墨重彩地敘述了阿登伯格（阿爾滕貝格）與咖啡中心（中央咖啡館）的不解之緣，甚至還摘錄了阿爾滕貝格所寫的《咖啡館之歌》：
你如果心情憂鬱，不管是為了什麼，就去咖啡館！
深戀的情人失約，你孤獨一人，形影相弔，去咖啡館！
你跋涉太多，靴子破了，去咖啡館！
…… ……（《打開咖啡館的門》第127頁）
看了扉頁上的句子，又讀了正文第六章的描述，將阿爾滕貝格認作“維也納藝術家”，是合乎邏輯的聯想。很遺憾，聯想難成事實。無論阿爾滕貝格與中央咖啡館是多麼不可分割，這句關於咖啡館的名言終究無法掛在他的名下。這是別人對阿爾滕貝格的評價。至於“別人”是誰，現有文獻資料沒有給出答案。言說者或許真是“一位維也納藝術家”，或許只是中央咖啡館裡一位普通的侍者。能解開這個謎的人，是阿爾滕貝格自己。如今，“他”（阿爾滕貝格雕塑）依然坐在維也納中央咖啡館進門的第一張桌子旁，笑迎世界各地前來打卡的文藝小資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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